边城的环境描写

　　《边城》的环境描写在小说中担负了艺术重任.它完美地论释了小说的内容,接下来请欣赏小编给大家网络收集整理的边城的环境描写。

　　边城的环境描写：颠沛流离的人生境遇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1902年生于一个困顿的军阀官僚家庭。因家境衰落，14岁进入军队，开始半流浪式的士兵生涯。他跟随湘西地方军，走遍沅水流域，得以了解湘西的风土人情和劳动人民的欢乐与悲哀，了解到各种“人生形”。这使他的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有某种共通之处。黑暗的现实和下层人民悲惨的命运，萌发起他对现存秩序的怀疑与失望，然而又找不到改变它的良好的方法，苦闷与躲避与些微的抗争的心理交织在一起，这些对他日后的创作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他以休芸芸笔名开始在《晨报》副刊发表小说，一方面在颠沛流离中为了生活，另一方面更为了理想，为了以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影响人改造人，改造日渐堕落的社会。真像是“临近日暮的悲哀了，还对着晨唱着欢乐的歌”(浩阳《晨鸟》)的一只鸟。因此，他写作很勤，是当时作品数量最丰的作家之一。他是《晨报》、《新月》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可惜1949年停笔，他已出版了50多种集子。作品以小说为主，计有短篇小说200余篇，中长篇10余部，还有散文、诗歌、文艺评论等。沈从文曾经与丁玲、胡亦频合编过《中央日报》、天津《益世报》、北平《经世报》等的文艺副刊。此外，他还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写到这些事实，主要说明沈从文总是过着不稳定的生活，时代使然。如果政局稳定、国家强盛、工作舒心，那么沈从文是不会反复“跳槽”的。

　　边城的环境描写：环境描写与童年本真的归依

　　童年归依是一件快乐、自由而走进心灵天堂的事，是心灵的净化。

　　沈从文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上是一个颇有影响的自由派作家，思想比较驳杂。五四运动的余波(主要是个性解放思想)、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佛洛依德学说及中国传统的佛老思想对他都有不同的影响。艺术上则受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狄更斯、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影响。他认为文艺表现人性、表现人类爱、表现自然的真与美、表现生活本身。他反对“文以载道”，反对作品的“政治化”、“商品化”;主张作家必须客观描述，一切要“从实生活里取证”，写时“彻底的独断”。沈从文的小说多是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事情，魂绕梦萦的湘西小镇的环境是他小说创作的源泉，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气息，是抒情很强的作品。

　　《边城》是作者的代表作，作品以家乡湘西为背景，表现出作者对社会人生独特的思考，作品中作者勾勒了一幅生动而丰富的湘西社会风俗画，一幅优美而清新的湘西风景画。它写的是湖南边陲一个叫茶峒的小城，那里的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孙女翠翠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但写得相当缠绵动人。它歌颂了翠翠与傩送纯洁、真挚、带着诗意美的爱情;赞美边地人民淳朴、善良的民风，安宁、静谧的田园生活。这是作者理想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艺术再现，这是个典型的“桃花源”，人与人充满了具有原始性的关爱，没有等级化分，平等互助，物物交换，金钱在生活中不占统治地位(请不要否认金钱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现实中的统治地位)，它只不过是乡民们传递关爱的不起眼的媒介物而已。

　　难道湘西就真的那么美吗?民风就真的那么淳朴吗?

　　这还需要回到作者写作此文的1934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呢?可以说是国家贫弱、日本强侵东三省，国内政治统治黑暗、民生凋蔽、哀鸿遍野，为了生计作者流落北方，面对满目疮痍，作者寻求出路又是多么地艰辛，只好回到真实的内心。于是归依童年、回避现实似乎才是作者解脱内心痛苦的唯一出路的方法。作者童年湘西的十多年的生活，对湘西留有深刻的印象，作者童年生活不一定美好，但“童年归衣体验体现了艺术家幻想通过归依过去，在过去的生活中重新发现存在意义，克服现实生活中的异化”、“人的心理常常具有美化过去的倾向，过去因其与现实的时空、心理距离而脱离了与主体的功利性联系，它已经不再是现实的对象而是审美的对象”、“童年的世界在这里成为作者在浑浊的人世坚持自己人格追求的依托”(以上均引自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134-135)，《边城》所描绘出的淳朴的人性、原始的自然、质朴的民风、宁静缓慢的生活节奏，均呈现出庆典似的牧歌形式，是童年的梦幻，是作者精神家园的湘西，美丽如天堂，与那时实际的湘西有一定的距离。1934年的现实毕竟是黑暗的，所以《边城》在温柔中虽然跳动着坚韧的活力，但是牧歌般的情趣里至始至终贯注着如丝如缕淡淡而不断的哀愁，这哀愁呈现在景物描写和人物的悲剧命运中，也实际上是现实的残酷寓于作品中的作者痛苦心灵的呈现。作者对黑暗的现实不满，但又感到在社会面前，在不可知的“命运”面前，个人是渺小而无能为力的，“真正的天堂，正是人们已经失去的天堂”(普鲁斯特语)，对湘西的风土人情的童年回归，歌颂真善美，折光的反射出他对当时社会的否定，这种折射完全得益于作品诗意般的流溢着忧伤的环境描写与人物悲剧命运的深刻切合。

　　边城的环境描写：环境描写与人物命运

　　环境描写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描写。在《边城》，由于作者强调茶峒的人们、社会没有被钢筋水泥为符号的现代文明所浸染，作者所建构的湘西世界里自然与社会合一，山水与人文胶溶，“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与“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两者均引自陶渊明《桃花记》)的高度一致，自然与人文之景，难分彼此，小说一开始就展现茶峒清丽的山水、如飘逸不群的仙女，它淡淡写去，让感情的细流缓缓地、悄悄地拨动人们的心弦，使你的灵魂微微一颤，读者与作品成为一团无间隔的和谐，让你体悟到那真是一个干净无比的世界。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小溪流下去，绕山嘴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开头景物描写是非常客观的，作者的心态看似冷静，其实蕴含着无比眷恋之情，似如《桃花源记》的开头部分，也承传着柳宗元《小石潭记》的哀婉而清丽的笔调。随着景物的进一步展开，人物在不知不觉中出场，情节也缓缓地隐现出来。

　　《边城》通过作者的童年归依，展现出属于梦幻中的湘西的美景，无论是细雨、薄雾、月色笼罩下的河面景色，还是秀丽的青山等，都呈现出一种神秘、缥缈、如烟似梦的氛围，每一画面的展现如同意境幽远的中国山水画，言已尽而意无穷，给人以无限的遐想。这样，景物在作品中不露痕迹的出现，淡淡的凄婉的伤哀如丝如缕地贯穿全文始终，与人物的悲剧性相得益彰，两者在矛盾中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切合。

　　首先，文中的环境的美丽与人物的悲剧性形成矛盾。“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作者着力强调环境美丽怡人，而人物的结局却是那样的糟糕，天保的溺水而死，老船夫在风雨中的辞世、翠翠与傩送团圆的无期，天下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哀，读后更能牵扯人的心怀。

　　其次，人物的活动与自然的力量的矛盾，也展现出作品的悲剧性。

　　天保失恋后，出走他乡，“天保大老坐下水船到茨滩出了事，闪不知这个人掉到滩下漩水里就淹坏了……”美丽的自然养育着人类，却也在不经意间吞食着人的生命。无独有偶，老船夫也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被大自然带走生命：

　　翠翠看看屋前悬崖并不崩坍，故当时还不注意渡船的失去。但再过一阵，她上下搜索不到这东西，无意中回头一看，屋后白塔已不见了。一惊非同小可，赶忙向屋后跑去，才知道白塔业已坍倒，大堆砖石极凌乱地摊在那儿。翠翠吓慌得不知所措，只锐声叫她的祖父。祖父不起身，也不答应，就赶回家里去，到得祖父床边摇了祖父许久，祖父还不作声。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将息时已死去。

　　翠翠的形象便是自然人性的化身，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物，她身上有一种神性之光。自然是没有生命的，但经作者的点化而具有了灵性，这里描写自然的无情，而与人物的悲剧命运达到了高度一致。环境描写也暗示和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

　　再次，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人物的悲剧命运，这实际上是人文环境的真实展现促使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达到了艺术的真实。在作者笔下，元宵节的爆竹烟花、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中秋节的赏月及月下对歌，以及孩子的取名、办丧事的绕棺、下葬等等风俗习惯，无不使人感到新奇、别致，而又符合二三十年代湘西的风俗，达到了环境的真实。也只有在这真实的人文环境中，才有男女恋爱选择“走马路”，通过对歌传情，自己选择对象。在这样的环境中天保与傩送的矛盾、爷爷与翠翠的矛盾、天保、傩送兄弟和父亲船总顺顺之间的矛盾、老船夫与王团总的矛盾，“走车路”和“走马路”之间的矛盾，这些合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文环境把人物推向了悲剧性的结局。

　　最后是自然环境的秀丽与人物洒脱豪放、勤劳、纯朴、善良、热情、纯真、健康、自主自为的性格特征高度一致。湘西的自然美景如天堂一般，山水、星月无不明丽可爱，呈现出一种原始状态而没有被污染过的美丽。而湘西的人们也如这大自然一样，有自由创造精神，不拘小节、无拘无束，能返朴归真，自生自灭，求得了人性的和谐。天保与傩送兄弟俩互为情敌、顺顺在儿子死后对老船夫的态度等都描写得合情合理，相互谅解，具有自然状态的和谐美，使人真正体悟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边城的环境描写：既然是描写就不能不提到寓有诗意和极具张力的语言和总结

　　小说的舒缓而白描的语言与作品透露的纯净、清丽、哀婉的风格相一致，尽可能地表现了湘西的地域性和历史性，原汁原味地凸现了古朴的湘西的景物及风俗，给人一种仅属于湘西的不受外界干扰的“自生自灭”状态的深刻印象。

　　小说点化地方语言方面，点石成金，合理而巧妙地安排，使小说所描写的世界更为真实而富于地方色彩。如“悖时砍脑壳”，既合乎翠翠身份，又具地方特色;如文中大段对歌的引用，富有民族色彩。

　　小说在塑造人物上与人物所处的环境一致，相互照耀。比如描写翠翠这一少女形象总是通过自然环境之物的比臂，深得贴近自然的民间文学的熏染：

　　翠翠在风里日里长大，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大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

　　仅几笔，一个活泼、天真、善良而又充满自然野性的湘西少女呼之欲出，显得清淡质朴，充满泥土气息，通过这样的富有民间文学表现手法把受青山绿水、阳光雨露哺育的湘西少女揭示出来，显得纯洁可爱。

　　“又比如翠翠，她是边城中爱、美、善的化身，但她眉宇间分明隐含着空灵的忧郁，她的生活中也透露出幽微的悲凉……她心里感到些微寂寞凄凉……怀着那隐秘的爱情，一面陶醉在喜悦中，一面想到难测的未来，感到烦闷与害怕”(黄文强《论<边城>的美学意蕴》)，这种人物性格罩上淡淡哀愁，与人物的悲剧命运相一致。

　　《边城》叙述语言传承了五代、宋以来婉约词派的优良传统，文笔清丽而富有诗意，给人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朦胧的凄凉美感。小说的结局就是这样“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一切均在等待与未测之中，预示人生的未知与多变，怅惘、焦虑与若明若暗的希望交织在一起，唱出了一曲上个世纪二三十年边城一曲爱情悲歌，这包括翠翠的爱情以及父辈的爱情。文化使然?地域使然?时代使然?小说虽然颂扬着没有被玷污和必然回归的民情民风，也是民族振兴的基础，但也暗示着必然变革才是最后出路的道理。回归人性，实际上是对人性的尊重，对人本身对人个体的尊重，民主化色彩浓烈，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是对人的更真实的描写与反映，更能揭示社会，打动人心，启迪悟性，更能“留给读者不断思索、不断回味的审美空场”(黄文强《论<边城>的美学意蕴》)，对我们今后的写作有深刻启发的。他以具有良知的文人风格，重塑民族精神，以人性化的关照和对程序化写作的反叛，对后起写作者具有相当的影响，对振兴民族、树立高尚的人生道德标准是非常具有启迪作用的，他所建构出来的理想和人文关照应该是属于中国现今的和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