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的故事情节

　　《边城》以优美的笔触,诠释了一段爱恨别愁的凄婉故事。现在请欣赏小编带来的边城的故事情节。

　　仔细阅读《边城》文本会发现，写翠翠父母的文字不多，笔者针对这个问题对《边城》一文进行梳理，结果在21章的文本中，仅有6处提到翠翠父母(或一方)，分别出现在第1、7、11、12、13、21章，字数统共只在600左右(包括一些引起叙述的话)，仅占到全文的1%左右。《边城》21章，翠翠父母的文字出现的章节几乎均匀地分布在故事的开头、高潮、结尾各个部分，可以说，“从头到尾，翠翠父母的故事都像影子一样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1]由此可见，翠翠父母的故事是《边城》叙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它在整个文本叙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独特而无可替代的。以下就从叙事手法、叙事视角两个方面来谈谈翠翠父母故事的叙事功能。

　　边城的故事情节：主体故事的“伴奏”与“和声”

　　这里引进两个音乐术语——“伴奏”与“和声”。那么，怎样从文学尤其是叙事学的角度来理解“伴奏”与“和声”呢?引用当代小说家格非的话说，“小说在主体故事之外安排着另外一些小故事，虽然具有独立性，可它们都是在为主体线索服务的，也就是说，它们为主体故事提供一种背景和现实环境。”[2]这些小故事在文本结构中便发挥着“伴奏”与“和声”的功能。

　　文章开头没多久便以纯客观的叙事角度讲了翠翠父母的故事：

　　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屯戍军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

　　在叙事手法上，以上文字采用的是概述，它的叙述时间短于故事时间，寥寥数语便囊括了翠翠父母从相识、相爱到殉情这整个较长的故事，起到了为故事背景做介绍的作用。作者在此省叙了翠翠父母之间的许多情节，粗线条地勾勒出悲哀故事的轮廓，使文本开头直接渲染出一种悲恸哀婉的气氛。笼罩在这种气氛下，翠翠的故事多多少少也受到了影响，随之产生了向翠翠父母故事类似走向的趋势，这趋势就是命运，是不可违抗的。当然，居于副线位置起“伴奏”与“和声”作用的文字作者不可能再预留太多的空间和时间，故事也只是点到为止。可以说，《边城》基调在这段文字叙述出来时就已经定格了，一曲悲婉的哀歌从头唱到了尾，为这挽歌做和的是翠翠父母的哀事。

　　边城的故事情节：推动人物成长的视角转换

　　翠翠父母的故事在文本中出现6次，其中的故事内容已成过去时，不可能再发生变化，然而同样的故事由不同的叙述者用不同的方式叙述，其结果必然大相径庭。翠翠父母的故事之所以讲6次而毫无重复之感，反而不断使旧故事在现实中产生新意义，其实这全归功于叙事视角机智地转换。

　　在前面提到的那段对翠翠父母故事的概述只存在于叙述者“客观”的叙述中，是非聚焦型视角，相对于文本现时，这是已经发生过的故事。客观的叙述故意拉开了故事与主人公的距离，叙述者叙述他知道的翠翠父母的故事，这个故事只限于叙述者的视野，并未对翠翠的故事发生关系。

　　与第1章中纯客观的叙述不同，文本在第7章第二次提到翠翠父母故事时是这样写的：

　　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眉毛长，眼睛大，皮肤红红的。也乖得使人怜爱——也懂在一些小处，起眼动眉毛，使家中长辈快乐。……

　　可以看出，这段文字的叙述者不再是局外人了，而就是翠翠的爷爷——老船夫。翠翠父母的故事严格按照老船夫的感觉和意识来呈现，是一种固定内聚焦型的视角。“它使故事出现在老船夫的心里，并在他的心里逐渐强化，越来越有位置，直达到命运的预感”。[3]这样，故事较以前的叙述来说更靠近翠翠，增大了翠翠知情的可能性。然而，故事也仅仅只存在于老船夫的心里，此时，翠翠与翠翠父母的故事仍是没有接触点的。在复杂的社会面前，她还可以称为“自然人”，她受的教育是“自然”的教育，“她触目为青山绿水，……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4]她依然天真地做着老船夫乖孙女儿的梦。接下来的第11章、第12章也不同程度地讲到翠翠父母，视角也都未离开老船夫，只要那层不让翠翠“明理”的纸还未捅破时，翠翠都还是她自己。视角真正发生变化是在第13章里，文中这样写道：

　　祖父夜来兴致很好，为翠翠把故事说下去，就提到了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边地。翠翠的父亲，便是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结子，这些事也说到了。……

　　这一部分又转变为非聚焦型的视角叙事，通过老船夫直接对翠翠述说了她父母的凄惨故事。这时，翠翠父母的故事到了翠翠心里，成为压迫着她的无从挪移的沉重的东西。于是，翠翠自然的心第一次受到了人事的教育，她明白了这社会不光是爷爷和那些渡船客，还有许多她不知道的人和事，翠翠至此完成了“人事启蒙”。

　　翠翠父母的故事在《边城》中的重要意义是其他叙述因素不可取代的，这个富含叙事意义代表着外部层次的故事，它的巧妙安排正体现了沈从文作为一个大家结构文本的深厚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