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 的艺术美

　　《边城》是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大陆文学家沈从文的代表作,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边城 的艺术美，以供大家阅读。

　　边城 的艺术美：灵活的色彩美

　　一幅优美的风景画，除了它的精巧构图外，色彩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印象派大师尚有句名言：“色彩是生物学的，我想说，只有它，使万物生气勃勃。”[1]沈从文在描绘湘西地区的风光时，就十分注重色彩的调整，以他那生花的秒笔，采撷了丰繁的色彩词，把故事发生的自然环境逼真地呈现于读者的眼前：

　　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处，便略显浑浊，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常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泪，近水人家多在桃花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有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的泥墙，乌黑的瓦，位置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2]在这幅清丽的自然的风景画面上，作者仅淡淡的几笔便涂上了一层清澈明浄的水的色彩。色彩理论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色彩是有生气的，是属于感情方面的，它可以表达寄托作者的感情，不同的色彩可以引起不同的心理反应。凡是有特色的作家都有他自己喜欢的色调。沈从文曾说：“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正因如此，他的作品饱蘸浓烈的感情色彩，把湘西的山山水水描画的如水明丽、如水清澈、如水柔美。山间的河水映衬两岸高山上常年“深翠”的细竹，给人创造了一种优美、清新、恬淡、宁静的自然环境。为了力避画面单调呆板又着上不同的季节的变化色彩，春天那充满无限生机的娇艳的“桃杏花”，夏日那散发着湘西人生活气息的“紫花布衣裤”秋冬时点缀上“黄墙”“黑瓦”的农舍，组成了一组山乡色彩的弥漫着湘西人生活情趣的风俗画卷。

　　沈从文作品的字里行间处处浸润着水的晶莹碧透的色泽。以水为背景，巧妙而自然地涂上青翠的绿色。水与绿色映照给人充满生机盎然的新鲜感觉，这样使整个画面形成了一种清雅、柔和的格调，烘托出生活在山麓水滨的湘西土家人那种淳朴善良的性格特征，流露出作者对他们所寄予的深深的情爱。文学作品的语言要求自然精炼，反对陈词滥调。沈从文在描绘自然景色时，用笔平淡自然，犹如信手拈来，毫无斧凿雕琢之痕，如“浮”这个极普通的动词，绘出了水中游鱼怡然自得的神态，以显出江水之清澈明丽。又以“逼”字把周围静态的翠竹写得栩栩如生，渲染了细竹那婆娑姿态，浓烈的色彩，呈现出山乡水滨的无限生机，富有天然之趣，给人以深切的感受。”

　　边城 的艺术美：新颖灵活的变异美

　　《边城》在词语运用上，力求质朴自然的同时又极富于灵活多变。语言风格是作家在创作作品时个人采取的组织语言的手法，就是作家所特有和惯用的选词造句的方法，而选词造句方法则要根据思想内容的本身的要求。别林斯基说：“风格是形式和内容的灵活的有机的互相适合，用思想实质本身所要求的那个语句来表达思想上的技巧。”[4]沈从文在《边城》里所描绘的湘西人民风土人情使用的那些活语言，都是从湘西人民生活的肥田沃土中攫取出来的，一言一语都浸透着湘西的地域色彩。作品中无论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对话，还是叙述，以至于对清新自然的景物描写，处处都呈现出新颖灵活的变异美。

　　变异是对常规而言，从审美的观点来看，凡是新的不平常的东西都在人们的想象中引起一种乐趣，因为这种东西可以使心灵感到一种愉快的惊奇，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给人一种新鲜感，产生一种迷人的魅力。词语的移用是语言变异的形式之一，为了给人造成一种奇特的感染力，故意让本来不具有某种用法的词语，在特殊的语境里临时改变它们原有的词性或用法，这种词语变异的手段可以产生出超乎寻常的独特含义，收到特殊的修辞效果。

　　词语移用的形式之一是改变词性，从语法上讲，一个词，一般都有它所属词类的语法特点，有的词经常兼有两类以上的特点，称为兼类词。沈从文在修辞上，常常根据特定条件的需要，临时改变某个词的词性。例如“是翠翠玩心与爱心相战争的结果”，“战争”为名词移用作动词。以显露出翠翠内心那种极为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兴奋”属于形容词临时移用为动词，以强调节日给边地人民带来的欢乐与幸福。

　　词语移用的另一种形式是临时改变词语的搭配关系。一般地说，不同的词语之间有其不同的搭配关系，有时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临时改变某个词原有的搭配关系，把描写甲事物的词语移到描写乙事物上，使得情景交融，物我一体，给人造成一种新鲜别致、形象含蓄的美感。例“无人过渡时，等着祖父，祖父又不来，便尽只反复温习这些女孩的神气”，“温习”这个动词，一般常与学过的知识技能等具体事物的名词搭配，如“温习功课”作者在此故意改变了它们的搭配关系，使抽象的无形的“神气”变得具体化、形象化，翠翠内心那种复杂的思想活动反复叠现历历在目，增强了形象性。“也同时为一些很神秘的东西弛骋，她那颗小小的心，但一到夜里，却甜甜的睡眠”，这是临时改变了词语所使用的环境，“弛骋”却用在“小小的心”上，大词小用，目的在于突出少女刚刚萌动的初恋对自己产生的巨大的刺激，从而增强了新鲜感和幽默感。“甜甜”本来是人的味觉感受，而“睡眠”又是人的生理需要，无所谓甜和苦，本不能与表味觉的词语搭配，而作者却有意的将“甜甜”移到睡眠一词上，是名词动用，使静态的、抽象的概念变得生动化、形象化。“翠翠的心被吹软了”，“吹”是动词，一般常与具体的有形态的概念相结合，如“吹笛子”、“吹火”等等，这里临时改变了“吹”的搭配，关系，“把心吹柔软了”了，更形象地描绘了老船夫所吹的曲子对孙女翠翠内心产生的极大感染力。“祖父眼中也已酿了一汪眼泪”，这里的“酿”是个动词，专指利用发酵作用制造东西的一种过程，如“酿酒、酿蜜、酿醋”等，这里“酿了一汪眼泪”，使老人说话时那种极度痛苦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自然的流露出来。“装成狡猾得神气笑着”，“狡猾”是带有贬义的形容词，这里根据表达的需要，“装成狡猾”就含有褒义色彩了，它惟肖惟妙地刻画出老船夫那种不可言状的狡黠的样子和掩饰的内心喜悦神态。

　　沈从文语言风格的美还体现在用词语造句上，即用精炼，句式较短。仅对沈从文“的”字的使用作一下分析，就可见一斑了。“的”在白话文里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虚词。但在沈从文的作品里，“的”字的使用频率极大的低于一般水平。正因为这一点使作品风格古朴。例“这时节他们正过一条小溪，两岸极高。上一条旧木桥，行人走过时便轧轧作响。傍晚山腰老树上猴子叫喊。水流汩汩。[15]这样的描写没有一个“的”字的情况，在沈从文《边城》中是经常可见的，这些句子短峭简洁，节奏明快，富有单纯的美。这种语言风格，与作家的小说题材是十分相称的。这就给作品中那蒙茸、原始的自然美，穿上了少修饰的朴实的语言外衣，使乡土气息鲜明的显露出来。在叙述方式上，沈从文也吸取着民间故事和歌谣的长处。从词汇、语法以至语气，一句叙一句，一句连一句，有如流水式的顺畅。娓娓叙来，不绕弯子，画龙点睛，突出重点，简明而得其要，经济又动人。这是沈从文所特有和惯用的选词造句的手法，是显著的“沈从文体”小说。

　　边城 的艺术美：富于地域色彩美感的辞格

　　“文学是籍语言文学作雕塑描写的艺术”，[6]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形象是否鲜明，是否新颖，就决定于作家对各种语言表达手段的运用。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新颖是文学作品的一个基本要求，构成“新”的因素，除了情节的变化性和表现的独创性外，就是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语言表达手段的特殊性。沈从文作品之所以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他恰当的调用了语言艺术的各种手段。

　　沈从文小说比喻艺术独树一帜，是一种凝眸远景的另类表达方式，喜用农村常见的植物形容笔下的人物，又善用民间言语表达思想感情，其比喻已摆脱自然主义的简单描摹，达到了高度的审美境界。沈从文恰当的在《边城》中运用了这一修辞手段。他对生命这一问题有过多次论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笔下的湘西人民身上，他们在生命这个舞台上，总是表现出一种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沈从文以山村田野的“阳光动物”和“阳光植物”为喻，描绘他笔下所钟爱的人物形象。《边城》中的翠翠、傩送，是大自然的儿女，代表着湘西人生姿态。他们无不带点野味和自然气息，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

　　比喻是最古老又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辞格，在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就有无数先例。比喻修辞因其历史而溶入鲜明的文化内涵。在本文中讨论的比喻艺术内涵，不仅仅是语法意义上的，而是更深的指向作品的文化环境和作者审美情趣及审美理想。比喻是一种技巧，一个手段，它所凝聚的作家的某些主观因素往往大于其本身所指，从而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同时比喻又是作家想象力高低的一个标志。沈从文是个富于想象力的作家，屈楚巫神的浪漫精神，沈从文无疑得以遗传与继承。他曾对此充满自信并直言不讳地说：“这乡下人反因从小飘江湖，各种奔路，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沈从文笔下的动植物形象更多是一种社会性的投影。这些动物有凶猛的野兽：虎、狮、豹之类;有美丽的飞禽：鹤、鸭、锦鸡;还有家常的猪、牛、羊、马及水生动物蚂蝗、鱼、海豹之类，这些动物无一不表现出来一种坚实自足的个体生命，与人类有某些相似的性格，比如勇敢、顽强，具有一种自然自在的美。《边城》中人物形象莫不印上了某些动物性格的特点，表现出一种自然的原始的生命律动。例如“有遇见生人作小鹿般逃入深山的淳朴姑娘翠翠”。沈从文喻人除爱用动物作比喻外，另一显著特点就是喜用农村常见的植物喻人。让读者随时追随其笔下的主人公走进山乡田野。这些植物有：桃子、葱、笋子、竹子、大树。如他懵懵懂懂地过日子，从小失去双亲疼爱、关怀，居然也长大成人了，而随时于身边篁竹相衬托的翠翠在风日里也渐渐长大了。(《边城》)翠翠的生命如翠竹般单纯及忧郁。这些乡下的动植物的生存状态，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生命状态，逢历史而生，随岁月而灭。二十世纪之初湘西社会经济落后，地方仍十分闭塞，闭塞的现实环境让外部的风很少吹进来，乡下人以质朴、简单的存活原则而活着、自生自灭。《边城》中老船夫时而发出叹息既代表生命的艰辛，更是生命的无奈与认同。从这些人格化的动植物身上，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湘西下层人民所持的愿望肯定和赞美。沈从文虽不言苦，而读者也从笔下人物自在生存状态中，感知“枯桑知天下寒”的境遇及生活的悲苦与忧郁，阳光般的动植物代表他们韧的一面美的一面，也是沈从文重塑民族品格的基础。

　　沈从文常用农民的比喻表达乡下人的思想和说法。如《边城》中写湘西地区男女求爱方式叫“出车”，管媒人说亲叫“跳马”，是用象棋的比喻。在《边城》这部小说中，俗语、比喻、手法运用之多，续接之妙，令人叹为观止。傩送二佬与翠翠第一次在河边邂逅，翠翠误会了二佬，她一语双关的借狗骂人：“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意即“那轻薄男子还不值得叫。”但男子听去却是另一番好意，男的以为她要狗莫向好人乱叫，于是他放肆的笑了，走了。二佬的伙计也笑着对翠翠说：“你那只狗不识吕洞宾。”从此以后，翠翠的心事多了，经常无故发呆，凝望天空。爷爷若问，她又巧妙的避开话题说：“在看水鸭子打架”。此为当地俗语，意思是什么也不想。欲盖弥彰的掩饰，却是爱情悄悄地到来的必然心理。哪知大佬先与爷爷摊牌，后捷足先登，表示他要的是“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的好”，既是会唱歌的情人，又是会操持家务的媳妇。而二佬也不是个俗物，被当地人称为“八面山的豹子，地地溪的锦鸡”。出类拔萃，是舞台上的美男子岳云，和翠翠一见钟情。毫不知情的老船夫按当地规矩提醒大佬“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意思是要么走车路，由家长出面提点心正式提亲;要么走马路，以唱歌形式，唱三年六个月歌来赢得姑娘的心。当说亲人走后，老船夫也有心思，想到自己像日头一样快落下去了，翠翠也得找个可靠的婆家，自己才能放心的离去。正如“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每一只雀儿得有个巢。”然而好事多磨，两兄弟爱上的竟是同一个翠翠;在兄弟倆看来是可以理解的，但“老的口上含李子，说不明白”，因翠翠未表态，老人也未给大佬肯定答复。兄弟倆既不愿采取古老的流血决斗的方式，也不愿绅士般虚伪地拱手相让爱情，最后决定采取公平竞争的方法轮流为翠翠唱一夜山歌，翠翠答应谁，谁就拥有翠翠。天生不是竹雀的大佬仍表现出对爱情的一片赤子之情，“自己不是竹雀，还请老弟做雀，树林里的猫头鹰，声音不动听，要老婆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不请别人帮忙。”初生牛犊的黄花女唱一夜歌时，翠翠却做着摘虎耳草的好梦去了。虎耳草就像刺玫瑰一样，此处既象征爱情又暗示危险。但“炒菜要人吃，唱歌要人听。”二佬唱了一夜却未得到翠翠回答半句，误会了她，不再理解翠翠。大佬失恋后架船下辰州又被水淹死了，二佬父子固执地认为此事与老而好事的船夫有关。在“渡船”与“碾房”竞争中，老人不堪重荷在雷雨之夜猝然死去，作为老人人世象征的白塔也随之倒塌。，翠翠还在溪边凄苦的等待，二佬他：“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好的比喻，可以启发读者丰富的联想，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往往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它具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可以使事物突然清新起来，复杂的道理突然简洁明了起来，而且形象生动，耐人寻味。例如：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的黑黑的，触目为清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8]

　　这里以“水晶”比喻翠翠那清澈明净的眼睛，以“小兽物”和山上的“黄鹿”来比喻翠翠那天真活泼、乐观善良的性格特征，把她的善良的乐观的性格描述的淋漓尽致，对翠翠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边城》中采用了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段来刻画人物，描绘环境，抒发情感，其中最突出的是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排比运用。例如“火是各处可烧的，不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这段话是由四个主谓句组成的自由式排比，突出了边地人民的风俗民情的质朴和爱情生活的自由。“她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喜欢说到关于新嫁娘的故事，喜欢把野花戴到头上去，还喜欢听人唱歌。”这是以四个述宾词组构成的自由式排比，表露了翠翠内心萌生的初恋，以强烈的节奏与和谐的声律，抒发了深厚而浓烈的感情，语言气势畅达，有一泻千里之势。在这些构成排比的整齐的句式或词语中，都离不开“水”，离不开“歌”突出了边地水滨人民能歌善舞的淳朴风情。

　　由此可见，沈从文先生运用比喻、排比等辞格时一方面特别注意突出地域色彩，选用的词语及喻体都是湘西人民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事物，给人以亲切感和新鲜感。另一方面特别注意感情色彩。从比喻和排比中，作者为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而具体的印象，对淳朴、憨厚、亲切善良的湘西人民倾注的无限情愫，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读者，使他们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无不历历在目。《边城》基本上用民间的俗语、俚语为喻，暗示故事情节的发展，所引与故事内容天衣无缝得融合，浓浓的抒情色彩洋溢在字里行间，这也是显著的“沈从文体小说”。实践证明，对民间语言恰如其分的运用，确实能形成作品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个人风格。沈从文通过对其小说中比喻艺术别出心裁的选择和处理，使其小说又洋溢着浓郁的生命之力，阳刚之气和含蓄之美。同时映射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追求，使小说达到了高度的审美境界。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佳作，作者以他那浸透情感的笔墨，酣畅淋漓地展现了湘西茶峒人的喜怒哀乐，抒发了湘西的风土人情所寄予的无限眷恋与挚爱，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清新淡远、古朴自然的风俗画。整个作品是一座语言艺术的宝库，无论是对词语的锤炼，还是对每一句式的选择，对任何一个辞格的运用都是别具匠心的。沈从文语言艺术无论是生动风趣的人物对话，还是叙述语言中的新鲜活泼、贴切自然的各种修辞手段都特别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