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 离太远最近的树

　　有没有离太阳最近的事物呢?下面请欣赏小编带来的毕淑敏的《离太远最近的树》。

　　《离太远最近的树》原文：

　　30年前，我在西藏阿里当兵。

　　这是世界的第三级，平均海拔5000米，冰峰林立，雪原寥寂。、不知是神灵的佑护还是大自然的疏忽，在荒漠的褶皱里，有时会不可思议地生存着一片红柳丛。它们有着铁一样锈红的技干，风羽般纷披的碎叶，偶尔会开出穗样细密的花，对着高原的酷热和缺氧微笑。这高原的精灵，是离太阳最近的绿树，百年才能长成小小的一蓬。在藏区巡回医疗，我骑马穿行于略带苍蓝色调的红柳丛中，竟以为它必与雪域永在。

　　一天，司务长布置任务——全体打柴去!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高原之上，哪里有柴?!

　　原来是驱车上百公里，把红柳挖出来，当柴火烧。

　　我大惊，说红柳挖了，高原上仅有的树不就绝了吗?

　　司务长回答，你要吃饭，对不对?饭要烧熟，对不对?烧熟要用柴火，对不对?柴火就是红柳，对不对?

　　我说，红柳不是柴火，它是活的，它有生命。做饭可以用汽油，可以用焦炭，为什么要用高原上唯一的绿色!

　　司务长说，拉一车汽油上山，路上就要耗掉两车汽油。焦灰炭运上来，一斤的价钱等于六斤白面。红柳是不要钱的，你算算这个账吧!

　　挖红柳的队伍，带着铁锨、镐头和斧，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红柳通常都是长在沙丘上的。一座结实的沙丘顶上，昂然立着一株红柳。它的根像巨大的章鱼的无数脚爪，缠附到沙丘逶迤的边缘。

　　我很奇怪，红柳为什么不找个背风的地方猫着呢?生存中也好少些艰辛。老兵说，你本末倒置了，不是红柳在沙丘上，是因为这了这红柳，才固住了流沙。随着红柳渐渐长大，流沙被固住的越来越多，最后便聚成了一座沙山。红柳的根有多广，那沙山就有多大。

　　啊，红柳如同冰山。露在沙上的部分只有十分之一，伟大的力量埋在地下。

　　红柳的枝叶算不得好柴薪，真正顽强的是红柳强大的根系，它们与沙子粘结得如同钢筋混凝土。一旦燃烧起来，持续而稳定地吐出熊熊的热量，好像把千万年来，从太阳那里索得的光芒，压缩后爆裂也来。金红的火焰中，每一块红柳根，都弥久地维持着盘根错节的形状，好像傲然不屈的英魂。

　　把红柳根从沙丘中掘出，蓄含着很可怕的工作量。红柳与土地生死相依，人们要先费几天的时间，将大半个沙山掏净。这样，红柳就技桠遒劲地腾越在旷野之上，好似一副镂空的恐龙骨架。这里需请来最的气力的男子汉，用利斧，将这活着的巨型根雕与大地最后的联系一一斩断。整个红柳丛就訇然倒下了。

　　一年年过去，易挖的红柳绝迹了，只剩那些最古老的树灵了。

　　掏挖沙山的工期越来越长，最健硕有力的小伙子，也折不断红柳苍老的手臂了。于是人们想出了高技术的法子——用炸药!

　　只需在红柳根部，挖一条深深的巷子，用架子把火药放进去，人伏得远远的，将长长的药捻点燃。深远的寂静之后，只听轰的一声，再幽深的树怪，也尸骸散地了。

　　我们餐风宿露。今年可以看到去年被掘走红柳的沙丘，好像眼球摘除术的伤员，依然大睁着空洞的眼睑，怒向苍穹。全这触目惊心的景象不会持续太久，待到第三年，那沙丘已烟消云散，好像此地从来不曾生存过什么千年古木，不曾堆聚过亿万颗沙砾。

　　听最近到过阿里的人讲，红柳林早已掘净烧光，连根须都烟消灰灭了。

　　有时深夜，我会突然想起那些高原上的原住民，它们的魂魄，如今栖息在何处云端?会想到那些曾经被固住的黄沙，是否已飘洒在世界各处?从屋子顶上扬起的尘沙，能常会飞得十分遥远。

　　有关毕淑敏《离太阳最近的树》读后感推荐：

　　读毕淑敏《离太阳最近的树》，第一次约略知道西藏阿里“早已掘净烧光，连根须都烟消灰灭了”的红柳林。

　　她在那里当兵时，有一天司务长布置任务，叫全体打柴去——挖红柳当柴火烧。司务长说，“拉一车汽油上山，路上就要耗掉两车汽油。焦炭运上来，一斤的价钱等于六斤白面。红柳是不要钱的”。

　　司务长的成本意识还很不错的，似乎红柳不是自己身上的事，这不是强盗逻辑吗?这是阿里的事、国家的事，更是人类的事啊。你为了自己今天烧饭不要钱，阿里人、全人类子子孙孙要赔上无穷无尽的钱呐!也许期满了，你走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阿里人走得了吗?人，能走得了吗?走得出阿里，不还是宇宙中的一员。条块分割、部门保护、地区保护，总是严重制约着我们整体工作的开展。

　　不可否认，司务长也是为生活所迫，为大家着想，要烧饭吃。但好心也能办成坏事，不能办成坏事呀，更不能因为没有起码的常识与见识，做了坏事还自以为功。我们的司法部门在处理“长”们的类似问题的时候，显然也有好心地办坏事的时候，有意无意去迁就还要冠冕堂皇地说是“情有可原”。

　　司务长在军届到底什么级别，我不知道，就因为是“长”，所以可以布置任务，而且因为是“布置”的任务，所以“全体”都得去执行且完成吗?在中国，民主进程滞后，为头为长的都多少有些说话权，实际上是话语霸权、指挥权。“长官制”要是失去了民主监督，类似“红柳”的灾难就不能幸免。有多少人只注重为官一任任内的事，许多项目在当时的确很能显示某些官员的政绩，可是也不乏事后根本就是浪费的，甚至还给当地人带来了灾难深重的后遗症。

　　她也曾反对过司务长的做法，不过还是没有能够阻止住。是自己太孤单，还是自己也底气不足?中国缺乏振臂一呼的闯将，更缺乏应者云集的民众。不知者不为罪，在真理面前我们知者绝不能示弱，孟子说“知而不争，不可为忠;争而不得，不可为强”。人类历史的进步，少不了仁人志士“争得”“为强”来推波助澜。如果自我宽心，反正执行任务、落实工作是全体行动，挖柳的队伍“浩浩荡荡”，那么这种“不得”其实也不只是示弱，更是明知故犯的罪过呀。

　　她抗拒的理由是“它是活的，是生命”，无可否认生命是要尊重，就是现在还是有人做不到。史怀哲领诺贝尔奖时呼吁，反对“将所有的生物分为有价值的与没有价值的、高等的与低等的”，反对“评判生物当中何者较有普遍妥当性所根据的标准，是以人类对于生物亲疏远近的观感为出发点”。而不是生命的呢，难道我们就可以袖手旁观，甚至伤害得问心无愧吗?

　　看到“司务长”，我又想到了另一位“长”——住持王圆箓。现在，我们更多的人是从余秋雨《道士塔》知道，道士王圆箓是敦煌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而毕淑敏并不曾交代司务长的真实姓名。是她怕得罪了自己当年的长官，还是出于个人感情的尊重?如果说一个知名作家在传达这样一些信息的时候，都是如此半遮半掩、感情用事，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奢谈什么文化良知?舆论监督还奢谈什么深广度、透明度?综合治理还奢谈什么硬拳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