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的主旨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长篇叙事诗，下面是由小编分享的白居易长恨歌的主旨，希望对你有用。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旨一

　　这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

　　说《长恨歌》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因为悲剧故事的始末在诗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全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端，先写杨玉环入宫，受专宠;次写马嵬兵变及李、杨爱情悲剧结局;再写唐明皇奔蜀及回宫后对贵妃的笃诚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写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并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整个故事。该诗不仅故事完整，而且情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的后半部分想象、虚幻了一个恍惚迷离，“虚无飘渺”的别开生面的仙境，使杨贵妃死后的艳艳形象再现于蓬莱，沟通了天上人间永远不存在的爱情。这使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的故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纪实诗，而成了一个经过艺术再创造的更带有典型意义的悲剧。这种仙化式的悲剧结局，是作了喜剧处理的。它不仅写出了李、杨至死不渝的爱情，而且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死而复生、恩爱不绝的奇迹。我们说这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表现。可以说这样处理不是必然的生活逻辑.不是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只是诗人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主观化的情节，不是客观化的。它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的。读者、观众都不希望“好人”死绝，更不愿哭着离开剧场。这大团圆结局.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有关，是民族传统、哲学基础所决定了的。《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局，这反映出了诗人对他所认识所描绘的那部分社会生活的基本评价和基本态度，而且这爱情悲剧是能够统帅全诗灵魂的;至于纵欲失政等政治因素可作为背景、典型环境来考虑。这爱情悲剧作为主要线索来分析、评价。那《长恨歌》的爱情说也就好解释了。从客观上说，帝妃之间的爱情故事，在我们今天看来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有其独特性.这里富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男女主人公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而且对唐朝历史的兴衰、国家的安危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样就容易使读者、评论家游移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往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混同于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评论，而产生理解上的分歧、困惑。其不知文学家、艺术家在表现一个历史人物时，既可能写他的全貌，也可以截取他性格中的某个侧面，从而表达一定的思想或感情.在具体描写环境中给人物提供可信的依据，即塑造出历史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唐明皇“重色”的性格特征可谓淋漓尽致矣。诗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高度概括了他的性格特征。而杨贵妃则着重体现在“倾国”的外貌上，写她的妩媚、娇态、风姿.“天生丽质”。这形象既富于个性又十分鲜明。

　　作为一首爱情诗来看待，它不同于一般爱情诗的地方，还在于把政治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来处理，作为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逸乐误国，甚至导致安史之乱，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时它也导致了自身无可挽回的大悲剧。可一味囿于“女色亡国”却 是一种偏见。必须看到，“开元之治”的断送，绝不仅仅于此，更主要的是唐代各种社会矛盾白热化的结果。如民生凋弊、外患频仍、藩镇割据、宦官朋党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些棘手的复杂矛盾，唐明皇无法改变，就是有识之士，也是宏图难展。而这昏暗的现实就成了悲剧的必然条件和典型环境。

　　我们说，《长恨歌》不仅以唐明皇、杨贵妃两个历史人物为男女主人公，还写了重大历史事件。如“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玄宗幸蜀”(干乘万骑西南行)、“马嵬兵变”(六军不发无奈何)等。我们认为，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应该忠实于大的历史事实的，但又不能机械地服从于历史史实。只能把它作为骨架，使其具有历史色彩，这是必要的。但着眼点应放在人物创造和细节(血肉)的描写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学艺术的完整性。据此，我们可知，就这些政治历史事件而言虽蕴含着强烈规劝和讽谕作用，对唐明皇晚年耽于淫欲的腐朽生活是有批评的，但这却不是该诗的正题。正题应是“长恨”，是永恒的遗憾，“此恨绵绵无绝期”。作者心中永恒的恨，显然主要是爱情遗憾，但也远非一般的男女之间的生离死别的伤痛感情所能概括的。我们认为它绝不会对误国寄予那么多的同情。我们从“长恨”的深刻含义中去感受丰富的历史内容及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就不会把它仅仅当作肤浅平庸，讽谕劝世之作了。

　　另外.我们从全诗120个诗句的分配来看，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写逸乐误国的，但基本上是略写，有些则是一笔带过。那些重笔泼墨的地方，全都落在了李、杨爱情的悲剧上。最后虚构的仙境部分。写杨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则没有任何的讽谕规劝之类的内容。从全诗的三大部分或两个部分来看，尽管侧重面有所不同.但始终都贯穿着“风情”二字。总之，全诗的体格完整，布局得体。我们通过诗的结构的创造性安排，也能探索出诗人的言外之音、探索出诗人没有说出的话。这会加深我们对爱情说的理解和认识的。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旨二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长篇叙事诗，也是我最喜欢的唐诗之一。关于这首诗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一方面是由于诗歌本身的多义性和作者态度的暧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杨爱情与安史之乱的关系，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这也丝毫不影响《长恨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对后世深远的影响。

　　经过仔细的研读和查阅资料之后，我认为本首诗的主题是双重的，不能简单归类为讽喻诗或爱情诗。作者一方面站在封建统治的角度，委婉地批判统治集团因腐朽荒淫而招致祸乱，希望当今统治者汲取历史教训，励精图治，不要荒淫误国。但全诗，尤其是写到安史之乱杨贵妃被缢之后，作者明显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和悲惨的结局抱着同情的态度。甚至到了诗歌后半段，同情远远压过了讽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的爱情誓言和深深的悲剧气氛，千百年来感动了无数男女读者。

　　《长恨歌》和白居易的另外一首感伤诗《井底引银瓶》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井底引银瓶》一诗中，作者描写了一位美丽多情的少女和一青年男子一见倾心，未经父母许可，就与男子私奔结成伴侣。婚后却饱受男方家庭歧视，“不堪主祀奉频繁”，终于陷于被遗弃又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

　　作者一方面站在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对自由婚姻加以劝阻。毕竟在封建社会，“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另一方面，在封建礼教和爱情的冲突中，对受迫害的天真少女，作者又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并劝勉女孩子要洁身自爱，遵守习俗，避免受到封建伦理宗法的迫害。“寄言痴小人家女，慎误將身轻许人”，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直至今日仍有重大的反思意义。

　　有了对这首诗双重主题思想的理解，我们就能更好地解读《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交锋激烈的爱情说和讽喻说，其实是并不矛盾的。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研读这首诗歌，理解它丰富的思想感情。

　　首先来看作者的创作动机。与白居易同时的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云: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

　　所谓感其事，自是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的同情。“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就是说白居易是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红颜祸水,阻断祸乱的根源,以此作为将来的鉴戒。

　　而白居易本人，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则点明了该诗的主旨与男女风情有关,所以说从本诗最早的创作时代来看，作者本身的思想感情即是十分复杂的。

　　对主题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诗作充分的阅读和理解上，我们具体来看白居易的《长恨歌》原文。唐玄宗、杨贵妃都是作者生前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

　　诗歌前半部分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重色。“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两句诗开门见山，是全诗的总纲。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原因，又总领全诗。接着写道天生丽质的杨家女，终于“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玉环，终究使唐玄宗沉迷于歌舞酒色，过上了纵欲的生活，“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作者在这里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唐玄宗不理朝政，重色误国的罪恶行径。而随着杨贵妃的得宠，“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竟然扭转了封建社会普遍重男轻女的社会心态，这样荒诞的行为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最终“渔阳颦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爆发，皇帝带着兵马仓皇出逃，杨贵妃由于“六军不发”而被处死，李杨二人天涯永隔。这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基本概括，也是诗题“长恨”的因由，同时包含一定的讽刺意图。

　　诗的后半从“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开始，即为沉重哀伤的悲剧氛围所笼罩。作者极力铺写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忆怀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的种种感触，并借四季景物的变换和孤寂的环境衬托他苍凉伤感的情怀：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段描写回环往复，层层渲染，极其有力地表现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之深、之切，突出了李杨二人爱情的真挚深厚。接着作者运用了高度的浪漫主义，写临邛道士鸿都客，为玄宗上天入地寻觅杨妃，而杨贵妃竟在虚无缥缈的仙山出现。“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勾勒出杨贵妃天生丽质和风采神韵。与诗歌开篇“回眸一笑百媚生相比，这里的杨贵妃已经褪尽世俗情味，净化为理想女神，成为了爱与美的化身。

　　同时作者也赋予了杨贵妃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美好品性。她“含情凝睇谢君王”，托道士寄去定情之物，又重申盟誓“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作者深怀着同情，表达了对美的毁灭的无限感伤：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从诗歌来看，白居易对李杨爱情的美化是很明显的。如隐去杨贵妃出于寿邸，整体上强化李、杨感情的力度等。特别是诗歌中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无限思念，已经超越了封建社会君王与妃子的等级制度，升华为男女之间平等坚贞的爱情。试想如果李、杨之间本无真情，安史之乱给予唐玄宗感情上的直接损失，不过是失去一位无足轻重的女子，又怎会有玄宗刻骨铭心的相思之痛呢?

　　从唐宋时期的文献也能看出,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本身是真挚感人的。唐玄宗不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多才多艺,在宫中也找到了唯一的异性知音,也就是杨贵妃。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云: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

　　玄宗好音乐,还擅长于制曲。杨贵妃同样爱好音乐,擅长歌舞。据《旧唐书》记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

　　他们的共同兴趣爱好集中体现在对《霓裳羽衣曲》的喜爱之上，可见精晓音律、喜好歌舞是支撑他们爱情的基石。

　　而客观上造成的与安史之乱,实质上也不是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将唐玄宗的爱情与其政治分开来考察,则更可以看出他与杨贵妃的爱情的真挚。这也是作者充分肯定和为之无限伤感的。

　　所以《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情爱悲剧的复杂过程,婉转批评唐玄宗重歌舞情色、忽视国家管理的错误行为，揭示封建帝王荒淫误国、深情无寄的严重后果,并以此作为后世的鉴戒。

　　另一方面白居易也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民间传说,从世俗中超越出来，对无法遏制的人性做了充分的肯定，歌颂了李、杨之间真挚的爱情,对他们那种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而被迫生离死别，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和无限的伤感。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在白居易的诗作中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互为补充，共同使诗歌的主题复杂化、深刻化，千百年来深深打动和感染了历代读者。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旨三

　　白居易本人认为《长恨歌》只是有“风情“的感伤诗。

　　这个话题比较长，得从白乐天写作该诗的当时说起，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白氏35岁，授周至县(今陕西周至县)尉。在这里他结识了史学家陈鸿(《长恨歌传》的作者)和郎讶王质夫。他们时常同游、唱和。一次游仙游寺时，闲谈起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举酒到乐天面前说，你善长写诗，而且感情很丰富，请写一首诗，怎么样?王质夫认为这故事有诗意，有丰富的感情，而白居易正善长写诗，感情又丰富，请他写一首诗。我们认为这是从“情”出发的。而陈鸿则认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长恨歌传》)陈认为白氏写出这首诗来，不仅仅是为其事所感动，而主要目的应是惩罚那些美丽的女人，因为他们常常祸国殃民，以防流传后世，并引以为戒。以上是王、陈二人的意见：一个认为应从“情”出发，一个则认为意在讽谕垂戒来世。这就对该诗主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实乐天本人并不认为《长恨歌》是讽谕性的作品，他的看法与陈鸿是不一样的。他自己评价说：“一篇长很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增元九李二十》)。他明确认为《长恨歌》是表现男女相爱情怀的，与讽谕诗是不一样的。因此他自己编辑时.将《长恨歌》归类为感伤诗。感伤诗就是那些“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旧唐书·白居易传》序跋)《长恨歌》正是借李、扬的爱情悲剧，抒发自己被感动的内心“情理”。他在上文中还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他自己认为《长恨歌》这类作品虽比不上讽谕诗那样“意激而言质”.但诗人却偏偏喜欢《长恨歌》。可见诗人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始终没把《长恨歌》看作是表达政治见解、政治意图的诗歌。即它不是讽谕诗，主题不是政治，而是爱情。

　　正如韦勒克在《文学原理》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同时代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韦氏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事实恰恰相反，鉴赏阅读时却往往容易忽视前者。我们看这里牵扯到了创作主体(作者)与接受主体(读者)两个方面。这二者本是相辅相成，互为统一的。但由于诗里所显现出来的形象体系往往要大于诗人的主观心态，它会诱发作为接受主体(读者、评论家)的再创造动机，各类读者都会升华他们各自不同的理想蓝图。《长恨歌》主题的多种多样说法就是例证。有人把它升华到以“讽”为主，有人却升华到以“情”为主上去，还有人会升华到既讽谕又同情上去。但我们必须看到、承认读者的再创造心态是会干扰诗人的原始的心态的。即读者的引申义(如讽谕说、双重主题说)会干扰诗的本义(爱情说)的。对审视原诗的美感反而产生隔阂。因此。我们鉴赏诗美时，应完整地理解诗人的原始创作心态.尽量减少读者创造心态的干扰，以免破坏诗的形象体系的整体性和本来面貌。因此我们鉴赏时，对其思想、艺术、境界、风格、表现技巧、语言修辞等方面，都要作出评价，指出它们在各自时代和以后历代的价值，或指出它们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座标上应占的地位。我们知道。“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郭沫若：《论诗三札》)“风格就是人”(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但诗人这个创作主体往往是要超越现实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故事，虽有民间基础和传说可供借鉴，但当诗人将自己思想感情全部熔铸于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时，由于它是典型形象，除包含一定的生活气息外，它必然要高于生活，能给人以启示、联想。这样就会大大超越作者原来的思想，而具更广、更深，更为普遍、更为丰富的意义。如《长恨歌》写作之初，也未尝不曾出现过：“惩尤物，窒乱阶“的理性意念，可结果并未在作品中出现，因为我们从现存的诗中并没有女人是祸水，“女色亡国”的感受。当弘扬政教与性爱描写发生矛盾时，诗人虽对性爱常常采取排斥的态度，但当那种已被世人承认了的，人皆有之的情潮流于笔端时，这种感情则驱逐不走，也扼杀不掉，人性之美则占了上峰。即使心存讽谕，只要对爱情着意深入描写，那作品的主体部分便不会以讽谕的面貌出现。正如他写《李夫人》那样，意在讽谕皇帝勿亲近女色.但卒章却说：“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解决途径，不去接近“倾城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恰好反映了诗人在时代允许的限度内，超越阶级意识的局限.追求人生自由幸福，反映着人类的价值要求。假如白居易真的把该诗写成讽谕诗，对“尤物惑人”进行讽谕指斥.那么《长恨歌》的价值就会一落干丈了。我们认为把《长恨歌》勉强列入讽谕诗类.是不会增高其价值的。从宏观角度评论《长恨歌》，不能简单、机械地把它看成是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而侧重探索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中的地位、贡献。把《长恨歌》的社会价值与美学意义结合起来评述，也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