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短篇散文

　　迟子建的作品中独具一种自然清新的文学气息。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迟子建短篇散文，以供大家阅读。

　　迟子建短篇散文：苍凉的群像

　　6月下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刚刚从德国访问归来，刘学颜专程从阿城来到哈尔滨，把厚厚一沓的《叩问大荒》的手稿交给我。

　　说真心话，四月份我在大兴安岭，他在电话中邀我为这部即将出版的新书作序时，我是犹豫的。因为作序是马虎不得的事情，起码要把书稿看完整了。耗时费力不说，我还怕把握不好作品的“气韵”，差点“临阵脱逃”。最终能接过这部沉甸甸的书稿，除了不好推却文友的这份信任，更是刘学颜所从事的研究和他的写作视域，吸引了我。

　　刘学颜在金源故地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任馆长。但凡从外地来到哈尔滨的文学界朋友，只要时间允许，有两个地方是必去无疑的，一个是呼兰的萧红故居，另一个就是阿城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了。前者凭吊的是让人感伤的故人，后者凭吊的则是悲壮的历史。在金上京历史博物馆，你能看到曾染过鲜血的剑，生活用的陶罐和银盘，祭祀的香炉，以及权位象征的印玺和可供梳妆的鲤鱼镜———一个人在这样的“实物”中流连久了，衣袖间又怎能不沾染着一缕远古的斜阳呢。

　　我花了三天时间，读完了《叩问大荒》。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汲取知识的行旅，是一次触摸黑土地脉搏的行旅，更是一次文学的审美行旅。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刘学颜能够潜心沉入民族历史记忆的深处，以一腔豪情，一己之力，挖掘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历史人物，一次次地踏上寻访之旅，本身就是不寻常的，更何况，他要做一个文字的雕刻家，为这样的人物悉心塑像，就更加让人尊敬和感动了。

　　为人物塑像最难的，首先是姿态吧：有些人物，在历史中已经被定型为一种姿态，如完颜阿骨打和金兀术。刘学颜以史实为依据，除去民间演绎中无端加在这些人物身上的不实之处，还他们以本来的面目。虽然在此之前也有人开始做了这样的工作，但有天时地利之便的刘学颜，在剖析人物特定历史时期的心理特征上，底气更足一些。雕像的姿态确立了，他们的神态，还有赖于血肉丰满的史实来填充，所 以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 “行万里路”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书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在书斋中思考着的刘学颜，还有一个行走着的刘学颜。历史和现实，就在这“静”与“动”之间，微妙地连接起来。

　　一条隐秘的通道，悄悄地被打开了。于是，我们看到了在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中英勇杀敌的“蓝脸”的窦尔墩，看到了漠北风雪之中伫立着的李金镛，看到了刺杀伊藤博文后穿着民族服装凛然赴死的韩国义士安重根，看到了沦为战俘的徽钦二帝、在“牵羊礼”中身披羊皮的屈辱一幕，看到了被誉为“东北三才子”之一的荣孟枚的晚节不保。刘学颜身上有着浓郁的英雄主义情结，他所选择的历史人物，大都铁骨铮铮。如马占山、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金剑啸、杨子荣等。当然，他也写了另一类英雄，如王进喜、马永顺。而身为作家的他，对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不吝笔墨地描绘了萧红、周立波、舒群等现代作家的风采。

　　读刘学颜的书稿，感觉他还是一个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人。他古诗的功夫，在同龄人中，是翘楚。那些穿插于书中的诗词，如四散的珍珠，使整部书有了别样的光彩。这里随意摘录几句我喜欢的：“恁有百年不居穴，所居灵帐在草原”(注：拜谒寿山墓之作) “万里淘金成野鬼，一身洁玉露骨天”(吟咏胭脂沟金矿妓女坟中的诗句)，再如踏访《林海雪原》故地后吟就的“威虎啸天狼声哀，英雄已死雪山白”。

　　虽然我与刘学颜不过几面之交，但他的人和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能够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不断思考和笔耕的人，一定是不流俗的人。比较而言，我更喜欢他此书中雕刻的那些已经逝去的英灵的雕像，他写他们的荣辱悲欢时，更加客观透彻，挥洒自如。而写到健在的人物时，笔墨就有些“涩”，很难出彩，个中原委，我能理解，这也是不能求全责备的事情。

　　我想，以后朋友们再来哈尔滨，去阿城参观金上京历史博物馆时，我又可以多了一个话题：那里还有一个隐形的博物馆，由刘学颜馆长亲手筑就。其人物长廊中陈列的雕像，顶天立地，透露着苍凉之气，值得一看。

　　迟子建短篇散文：奏捷之驿

　　四十年前，姐姐八岁，我五岁，弟弟三岁。母亲呢，只有二十七岁。那时的母亲在我们小镇人的眼里，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因为每隔一两年，她就要领着孩子，回娘家去。旅行在那个年代，费钱又费时。由于交通工具的单一、稀缺，加上路况和天气等因素所造成的车船的运营时间的不确定性，从我们小镇到外婆所在的漠河乡，虽然不过三百来公里的路程，可是一旦走起来，少则三四天，多则六七天，煞是曲折。做小学校长的父亲爱开玩笑，他将路途的艰难，算到地球身上去。说是人在一个球上走，这个球还转着，当然走着走着就要滑下来，哪儿那么容易到老家呢。我一想蚂蚁有时在圆石头上爬，也有栽跟头的时候，便觉得父亲说得在理。

　　母亲大约不太放心英俊洒脱的父亲吧，她回娘家，总是带上两个孩子，留一个在家中。弟弟年幼无知，每次都要被带走，而我和姐姐呢，轮流在家。我们的角色，跟密探差不多。记得四十年前母亲回外婆家的那次，她出发的前夜，先是许诺回来时给我买件花衣裳，然后反复叮嘱我，让我晚上时跟着父亲，他去哪儿串门，我就去哪儿。我忠于职守，天一黑，父亲前脚出门，我后脚就跟上。我就像牧羊人一样，握着无形的鞭子，看着月亮升得高了，赶紧把父亲赶回老窝。这个时刻的父亲，只能乖顺地做我的羊。其实父亲对母亲是非常忠诚的，他每天总要念叨她几句，猜测母亲他们到没到，路上遇没遇见麻烦，到了又是怎样一番情形。由于我们小镇和漠河乡都不通电话电报，到的人无法报平安，所以这种牵肠挂肚的念叨，一直要持续到母亲风尘仆仆地返回。

　　从我们小镇去漠河乡，如果是夏天，通常是先坐长途客车，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到三合站，然后再换乘轮船，逆水而上。如果是大轮船，到漠河乡的码头要航行三四天，小轮船呢，也得两三天。船长是一条船的皇帝，若是碰到性情随和而又富有浪漫情怀的人，除了规定的停靠站，中途若遇可人的风景了，比如说发现岸上有一片艳红的山丁子果，大家垂涎欲滴的，他就会让船停靠一刻，放下浮桥，让旅客下去采摘。当然，大多的船长是一丝不苟的。比如我六岁时跟着母亲和弟弟去外婆家，因为乘坐的大客车中途坏了，修车耗费了时间，客车到了三合站的码头时，船已开了。我们眼见着一条白轮船缓缓地离岸而去，母亲哭倒在沙滩上。因为这条船错过了，等下一趟，要三天以后。那一刻我恨那条船，为什么它就不能折回来接上我们呢?看来船不是风筝，说拉就能拉回来。我们滞留在一家大客店里，睡着分上下两层的光板通铺。这个意外无疑削弱了母亲并不丰裕的钱袋，她整天气咻咻的。我还记得她带了一罐豆腐乳，放在了上铺。住在下铺的我，常常趁母亲不备，小老鼠一样地爬上去，用手指头偷着抠腐乳吃。下一趟船终于等来了，那是我第一次乘船。由于船航行在中苏界河上，白天站在甲板的时候，常能看见被我们称为“江兔子”的苏联巡逻艇在江面上突突地跑。艇上那些大鼻子的巡逻兵，喜欢摘下帽子，朝我们挥舞，像嬉皮士。我喜欢看自己船上的船员站在船尾用挂网打鱼，喜欢看环绕着轮船左右翻飞的雪白的江鸥。当然，我也爱看火烧云，它们把西边天镶嵌成了一张又宽又长的年画，那么的鲜艳、热闹。等到船终于停靠在漠河乡的码头，母亲向前来接船的亲人委屈地哭诉着这一路的艰辛时，我撇着嘴，心想有什么好哭的，在三合站等船的日子，过得多有意思啊。

　　冬天封江了，船停了，母亲归乡的路，只赖汽车轮子了。汽车不像轮船坚如钢铁，它的轮子是凡身肉胎，说坏就坏。轮胎一旦破了，汽车抛锚了，罪也就跟着来了。因为汽车行驶时散发着热量，车内虽然不很温暖，但不至于把人冻着。可它一停下来，如同一个人挺了尸，立刻变得冰凉，我们只得下车，在冰河上奔跑，以免被冻伤。而冰河时常有大面积的冰包出现，这时汽车只能绕道而行。如果绕不好，汽车轮子轧到了苏联疆域，麻烦就大了，双方还得照会。所以开客车的师傅，在拣好路走的时候，还得留意着边界。

　　即便这样，那些年，无论冬夏，都没有阻断母亲回娘家的路。大概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吧，铁路开始往漠河延伸，有了火车，汽车和轮船就面临着退役了。火车是森林小火车，只有一列，每小时五六十公里的速度吧。它虽然逢站必停，还常常晚点，但坐火车稳当便捷，母亲再回家，就选择火车了。

　　如今从我们小镇到漠河乡，不仅有新修起的光滑如镜的水泥路，还有提速的火车。以前三四天的路程，现在半天就走下来了。前年漠河又开通了机场，从北京飞往那里，三个小时就够了。你想饱览北极风光，不过是一盘棋的工夫。

　　我还记得读大兴安岭师范时，每逢寒暑假，因为县城的火车站离我们小镇还有十几公里的路程，而那儿又不通汽车，我在返校时，常常要搭生产队进城的马车。由于火车是夜间的，而我往往中午或下午就到火车站了，所以候车室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坐困了，我也不敢睡，怕万一进来坏人，把我的包给偷了。因为旅行包里，装着书本、炒面和咸菜。那个年代，它们都是我的宝贝啊。

　　父亲1986年冬季在故乡突发脑溢血，由于没有及时找到车辆，他被送到城里的医院时，耽搁了近三个小时，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终遭不治，离世时年仅四十九岁。那条十几公里的坎坷的故乡路，在我眼里就像一把长长的尖刀，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总想，如果换做今天，父亲肯定能逃过劫难。因为现在从县城通往那里的车辆，不计其数。

　　前年我在翻阅大兴安岭地方志的时候，看到一段有趣的史料，清军第一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胜利后，有三个兵丁从雅克萨出发，飞马奏捷。他们五月二十五日出发，穿越我故乡的莽莽林海，直达关内，六月六日巡幸在古北口外的康熙帝收到了此报。五千余里的路程仅用了十一天，堪称奇迹。从此后，这条驿路就被称为“奏捷之驿”。我在想，十一天，五千里路，曾留下了多少湿漉漉的马的蹄印呢?康熙帝大约不会想到，三百年后，这样的喜报，瞬息可闻。

　　但母亲还怀恋着她年轻时代的归乡路。去年冬天，她意外摔伤骨折，卧床养病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惆怅地对我说，现在往漠河乡也不通船了，要不坐一趟船儿回去多好啊。我说乘船有什么好，跟牛车一样慢。母亲望着我，满怀忧伤地淡淡回了句：风凉啊。

　　迟子建短篇散文：鹿皮袋里的劈柴

　　我以为巴黎不总是阴郁的，只是我运气差，才会一连多日难见它的晴朗。可是生活在这儿的朋友告诉我，巴黎的初冬就是这样，很少出太阳。看来巴黎把阳光当成了麦子，种了一春一夏后，到了秋天就收割归仓了。而我五年前去法国，也许是初春的缘故，在巴黎，尤其是在诺曼底一带，看到的天是那么的澄澈。

　　在巴黎一周的时间，而正式的会议一个下午就结束了，所以我有充裕的时间逛街和参观艺术馆。邀请我的法国人文学院，安排我住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家小旅馆。我请教了我小说的法文译者、在《欧洲时报》供职的董纯女士，那条街如果翻译成中文，应该叫圣·叙勒比斯大街，是左岸的中心区，非常繁华。旅馆的对面，是一家旧百货公司，左拉曾在小说中描绘过的。从我所住的旅馆出发，朝塞纳河走去，也就二十分钟吧。所以去卢浮宫、奥塞博物馆、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就可以了。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的傅杰，特意抽出一天时间，陪我去大皇宫，说是那儿正有一个“毕加索和大师们”的展览，展画价值二十亿欧元，被称为“史上最贵的展览”。傅杰是云南人，自己学过画，现在迷恋上了雕塑。由于工作的便利，傅杰带着我，在入口出示她的证件后，便把我径直带入大皇宫，省却了排长队购票的麻烦。

　　大皇宫里虽然人头攒动，但并不喧闹。你能听到的，只是缓缓的脚步声。这样的脚步声，其实是来自民间的，最质朴的掌声。第一个展厅展出的，是大师们的自画像。我最喜欢的，是德拉克罗瓦的一幅带着忧郁之气的自画像，还有一幅毕加索的早期作品。画中的毕加索还是个少年，牵着一匹马，表情庄严、纯洁，背景是迎春枝条一般的鹅黄色，看上去清新、温暖。这次展览，请来了马奈的《奥林匹亚》，德加的《苦艾酒》，安格尔的浴女图，戈雅的《裸体的玛哈》，以及提香、高更、普桑等巨匠的作品。看他们的作品，一个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做一个画家是幸福的。绘画和音乐在我眼里是长着翅膀的艺术，因为它们不像文学那样，如果跨越国界，必须借助于翻译。只要你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聪灵的耳朵，不管什么肤色和讲何种语言，都能感知绘画和音乐的美，触摸到它的魂灵。从这点来看，画家和音乐家是真正获得了“解放”的人，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艺术，内里内外都是自由的。

　　从大皇宫出来，傅杰又带我参观了埃米尔·诺尔德的画展。他是德国表现主义的代表性画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老实讲，我不太喜欢他的画，过于堆积的色彩和夸张的形式，给人的视觉造成了压力。这样的画缺乏空气，让人不能自如地呼吸，这也是我不喜欢毕加索立体主义时期一些作品的一个缘由。形式过于强悍，带着股粗暴之气。而好的艺术，不管外表多么光怪陆离、五光十色，其内核应该是柔软的。

　　参观完画展，我和傅杰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散步。路边的梧桐树大都脱尽了叶子，只有一棵，还灿烂着。好像这树恋爱着，得到了上苍的怜惜，让它赴了一场漫长的约会，延长了青春。我在那棵树下，拍了张照片。梧桐树其实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悬铃木，它的叶片与枫叶很像。可以想见，被秋风和寒露浸染得一派金黄的叶片，是何等的风华!

　　接下来的几天，我握着张地图，开始独自在巴黎的小街里闲走。这对我来说，是最惬意的时刻。因为走累了，随时可以推开一家咖啡店的门，喝上热腾腾的咖啡。巴黎是没有败笔的，随便你走到哪儿，抬起头来，都有入眼的风景。不像我们，若是在一个城市走出了“风景区”，猛然面对的，往往是破败的大街和肮脏的陋巷，让人意兴阑珊。有一天，我踅进一家装饰店，忽然发现虚拟的壁炉下，躺着一个长方形的宽松的皮口袋，好像谁刚刚长途旅行归来，进门把它丢在地上的。我诧异，这儿的装饰店，难道兼营皮包的生意?我走过去，一看，那敞开的袋口里，现出的竟然是几块劈柴!那是个上好的鹿皮口袋，价格不菲，可它仅仅是装劈柴的口袋!那一瞬间，我想起了童年在大兴安岭的时候，为了抵御漫长的冬天和寒冷，我几乎每个早晨都要从户外抱回劈柴，堆在火炉旁的墙角。那些劈柴赤裸裸的，从无装饰。讲究的人家，至多不过用箩筐盛它。这鹿皮袋里的劈柴，让我似乎寻到了巴黎的品质——再朴素的心，也要有一个高贵的外表。

　　归国的那天，吃过早饭，我就步行去奥塞博物馆，因为航班是晚上的，我可不想浪费一个白天。我去奥塞，其实只想再看看米勒的画。上次去那儿，站在他的画作前，总有不舍的感觉。奥塞正有一个毕加索和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的主题展览。那个临时划出的狭小展区，排起了长队，我也加入了那个行列。半小时后，我进了展区。迎面矗立的，就是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画中那个坐在两个衣冠楚楚绅士间的裸体女郎，与《奥林匹亚》中的女郎是同一个人。她是马奈的模特默兰，出身贫寒，晚景凄凉。她那睥睨世俗的无邪眼神，震惊了世人。与马奈原作同时展出的，是毕加索戏仿的《草地上的午餐》，各种形式、不同比例的，大约有十几幅之多。可是不管我怎么看，总感觉不如马奈的原作震撼人。毕加索的魅力，不在仿作上。因为再高明的仿作，也是做别人的奴隶，而毕加索无疑是个做主子的人。

　　看过了科罗、梵高、蒙克、莫奈等的作品后，我来到二楼，看罗丹的雕塑。罗丹无疑是上世纪最伟大的雕塑家。奥塞有他的《巴尔扎克》《地狱之门》(局部)等作品。说起罗丹，我们都会想起他的学生和情人克洛黛尔。克洛黛尔的作品，并不在罗丹之下。她的后半生，是在精神病院度过的。这也让我想起毕加索，他和罗丹一样，一生不停地追逐女人，再抛弃女人。他们的辉煌里，无疑浸润着女人的珠泪。看着克洛黛尔的作品，我的心一阵作痛。

　　到了与奥塞告别的时刻，我下楼来，拜望米勒。这个诺曼底出生的画家，灵魂里凝聚着那片海域的庄严和宁静，所以他的《晚钟》《牧羊女》《播种者》，充满了宗教感，深沉朴素，凝练浑厚。画面中辽阔的田野，虔诚的劳作者和祈祷者，像是那个世纪农民的雕像。虽然画作不是明亮的，可是你却能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光明，这就是米勒的魅力，他把光明融进泥土中了。与一壁之隔的毕加索和马奈的联展相比，米勒的画作前观者寥寥。毕加索是唯一一个在世时看着自己作品入卢浮宫的画家，无论是他生前还是死后，他都享受着至高的荣誉。我的眼前，忽然闪现出了那个装着劈柴的鹿皮口袋。我觉得毕加索很像那个鹿皮袋，在形式上征服和吸引了人的眼球，而米勒，则是里面的劈柴。而我更爱的，是劈柴，因为它能够熊熊燃烧起来。

　　出了奥塞，巴黎雨雪交加。这也许是巴黎的第一场雪吧。风很大，塞纳河畔几乎不见行人了。也许是我撑的轻型伞的伞骨太软了，它被狂风掀起，将我暴露在雨雪中。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哭了，因为雨雪把睫毛打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