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迟子建的散文
在当代文学史上,迟子建或许不是最受关注的作家,但她的创作实力绝对不容小觑。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作家迟子建的散文，希望大家喜欢。
作家迟子建的散文篇1：女人的手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一般来说，女人的手都比男人的要小巧、纤细、绵软和细腻。不是常常有人用“纤纤素手”、“十指尖尖如细笋”来形容女人的手吗?
旧时代女人的手真正是派上了用场。纺织、缝补、浆洗、扯着细长的麻绳纳鞋底、擦锅抹灶、给公婆端尿盆、为外出打工的男人打点行装、洗尿布等等，真是不一而足。当然也有耽于刺绣、抚琴而歌、拈扇捕蝶的小姐的手，但那不是大多数女人的手的命运，所以也就略去不计了。
女人的手虽然备受辛劳，但很奇怪它们总是保持着女性的手应有的本色，灵巧而充满光泽。看许多古代的仕女图，画得最美的不是眼睛和嘴，而是那一双双安然垂在胸前的手。它们光滑美丽，像玉一般荧荧泛光。几百年过后，再看那画中的女人，只感觉那手充满灵性地又要动起来，仿佛又要去挑油灯的灯花，又要撩开竹帘看一眼她屋里的男人，又要到河边去窸窸窣窣淘米一样。
女人的手是经久不衰的。
现在的女人不必那么辛苦了。但是她们照例要下厨房，要照顾小孩子。她们仍然要洗衣、淘米、切菜、站在煤气灶前将葱花撒到沸油中爆响。若是她们有好心情，她们还要编织毛衣、裁剪、布置居室等等。她们用手使屋子一尘不染，连窗台上莳弄的花卉的叶片也纤尘不染，家里的空气真正是透明的。女人在忙碌这些的时候就丢掉了一些时光，她们的额头和眼角会悄悄起了皱纹，发丝的光泽不似往昔，但她们的手却仍然有别于男人，即使粗糙也是一种秀气的粗糙。
于是我便想，女人的手为什么不容易老呢?我想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它们经常接触蔬菜水果、花卉植物和水的缘故。女人们在切菜的时候，柿子那猩红的汁液流了出来、芹菜的浓绿的汁液也流了出来、黄瓜的清香汁液横溢而出、土豆乳色的汁液也在刀起刀落之间漫出。它们无一例外地流到了女人的手上，以丰富的营养滋养着它们，使它们新鲜明丽。女人的手在莳弄花卉和长绿植物时必然也要沾染它们的香气和灵气，这种气韵是男人所不能获得的。女人大都爱水，米浆、洗衣水的每一次浸泡都使得手获得一次极好的滋润。
我这样说，并不是鼓励女人都下厨房。可是不下厨房的女人有味道吗?
女人的手不容易老的另一个原因，我猜想是因为眼泪的滋养。女人爱哭，很少有人会任泪自流到脖颈衣襟而不管不顾，也很少有人会像古典小说中的女人一样拈着手帕擦泪，女人哭起来大多是“鼻涕一把泪一把”，手也就适时而来，一把一把地在脸颊擦个不停。眼泪是一个人的精华，它只有在人极度悲伤和高兴的时候才夺眶而出，它对女人的手的滋养肯定不同凡响。泪水在手的表皮上慢慢地透过毛细血孔浸透在人手的内部，这时悲哀也就随之化解，青春和希望的力量在渐渐回升，女人的手经过泪水的洗礼变得更加有活力。
以上我所揣测的两点，最好不要被医学专家看到，不然便免不了要深究我犯了如何如何的常识错误，我可不想唇红齿白地对簿公堂。何况，我对一些常识性知识的千年不变总是深怀恐惧和疑虑。
不去说它了。
忘了哪一年在一本书上看到，女人在临终前比男人喜欢伸出手来，她们总想抓住什么。她们那时已经丧失了呼唤的能力，她们表达自己最后的心愿时便伸出了手，也许因为手是她们一生使用了最多的语言，于是她们把最后的激情留给了手来表达。
我现在是这样一个女人，我用手来写作，也用它来洗衣、铺床 、切蔬菜瓜果、包饺子、腌制小菜、刷马桶。如果我爱一个人，我会把双手陷在他的头发间，抚弄他的发丝。如果我年事已高很不幸地在临终前像大多数女人一样伸出了手，但愿我苍老的手能哆哆嗦嗦地抓住我深爱的人的手。
作家迟子建的散文篇2：灯祭
父亲在世时，每逢过年我就会得到一盏灯。那灯是不寻常的。
从门外的雪地上捡回一个罐头瓶，然后将一瓢滚热的开水倒进瓶里，“啪”的一声，瓶底均匀地落下来，灯罩便诞生了。赶紧用废棉花将灯罩擦得亮亮的，亮到能看清瓶中央飞旋的灰尘为止。灯的底座是圆形的，木制，有花纹，面积比灯罩要大上一圈，沿边缘对称地钻两个眼，将铁丝从一只眼穿过去，然后沿着底座的直径爬行，再扎入另一个眼中，铁丝在手的牵引下像眼镜蛇一样摇摆着身子朝上伸展，两个端头一旦汇合扭结在一起，灯座便大功告成了。那时候从底座中心再钉透一根钉子，把半截红烛固定在钉子上。待到夜幕降临时，轻轻捧起灯罩，“嚓”地点燃蜡烛，敛声屏气地落下灯罩，你提着这盏灯就觉得无限风光了。
父亲给我做这盏灯总要花上很多工夫。就说做灯罩，他总要捡回五六个瓶子才能做成一个。不是把瓶子全炸碎了，就是瓶子安然无恙地保持原状，再不就是炸成功了，一看却是一只猪肉罐头瓶子，怎么擦都浑浊，只好弃了。
尽管如此，除夕夜父亲总能让我提上一盏称心如意的灯。没有月亮的除夕里，这盏灯就是月亮了。我怀揣着一盒火柴提着灯走东家串西家，每到一家都将灯吹灭，听人家夸几句这灯看着有多好，然后再心满意足地擦根火柴点燃灯去另一家。每每转回到家里时，蜡烛烧得只剩下一汪油了。
那时父亲会笑吟吟地问：“把那些光全折腾没了吧?”
“全给丢在路上了。”我说，“剩下最亮的光赶紧提回家来了。”
“还真顾家啊。”父亲打趣着我去看那盏灯。那汪蜡烛油上斜着一束蓬勃芬芳的光，的确是亮丽之极。将死的光芒总是灿烂夺目的。
过年要让家里里外外都是光明。所以不仅我手中有灯，院子里也是有灯的。院子中的灯有高有低。高高在上的灯是红灯，它被挂在灯笼杆的顶端，灯笼穗长长的，风一吹，刷刷响。低处的灯是冰灯，冰灯放在窗台上，放在大门口的木墩上，冰灯能照亮它周围的一些景色，所以除夕夜藏猫猫要离冰灯远远的。无论是高出屋脊的红灯还是安闲地坐在低处的冰灯，都让人觉得温 暖。但不管它们多么动人，也不如父亲送给我的灯美丽。
因为有了年，就觉得日子是有盼头的。而因为有了父亲，年也就显得有声有色;而如果又有了父亲送我的灯，年则妖娆迷人了。
年一过去后，新衣服就脱下来了，灯也收了，院子里黑漆漆的，那时候我就会望着窗外的雪花发怔，心想：原来一年之中只有几天好日子啊。人为了那几天充满光明的好日子，就要整整辛苦一年。唉。
我一年年地长大了，父亲不再送灯给我，我已经不是那个提着灯串来串去的小孩子了。我开始在灯下想心事。但每逢除夕，院子里照例要在高处挂起红灯，在低处摆上冰灯。
然而父亲没能走到老年就去世了。父亲去世的当年我们没有点灯。别人家的院子灯火辉煌，我们家却黑漆漆的。我坐在暗处想：点灯的时候父亲还不回来，看来他是迷了路了。我多想提着父亲送我的灯到路上接他回来啊。爸爸，回家的路这么难找啊?
从此之后虽然照例要过年，但是我再也没有接受灯的那和福气了。
一进腊月，家里就忙年了。姐姐会来信叙说年忙到什么地步了，比如说被子拆洗完了，年干粮也蒸完了，各种吃食采买得差不多了，然后催我早点回家过节。所以，不管我身在西安、北京还是哈尔滨，总是千里迢迢地冒着严寒朝家奔，当然今年也不例外。
腊月廿六我赶回家中，母亲知道这个日子我会回去的。因为腊月廿七我们姐弟要请父亲回家过年。
我们就去看父亲了。给他献过烟和酒，又烧(捎)了些钱，已经成家立业的弟弟就叩头对父亲说：
“爸爸我有自己的家了，今年过年去儿子家吧，我家住在——”
弟弟把他家的住址门牌号重复了几遍，怕他记不住。我又补充说：“离综合商场很近。”父亲生前喜欢到综合商场买皮蛋来下酒，那地方想必他是不会忘的。
父亲的房子上落着雪，周围都是雪，还有树，有时从树林深处传来鸟鸣。太陽极端明亮。
我们一边召唤着父亲回家过年一边离开墓地。因为母亲住在姐姐家，所以我们都到姐姐家来了。我们都喜欢姐姐家的孩子小虎，他刚过周岁，已经会走路了，非常漂亮。
一进门母亲就抱着小虎从里屋出来了。我点着小虎的脑门说：“把你姥爷领回来过年了。”
小虎乐了，他一乐大家也乐了。
当夜小虎哭个不休。该到睡觉的时辰了，他就是不睡。母亲关了灯，千般万般地哄，他却仍然嘹亮地哭着。直到天亮时，他才稍稍老实起来。
姐夫说：“可能咱爸跟到这儿来了，夜里稀罕小虎了。”
说得跟真事似的，我们都信了。
父亲没有看过他的外孙，而他生前又是极端喜欢孩子的。我们从墓地回来，纷纷到了姐姐家，他怎么会路过女儿的家门而不入呢?而他一进门就看见了小虎，当然更舍不得离开了。
母亲决定把父亲送到弟弟家去。
早饭后，母亲穿戴好后推起自行车，对父亲说：“孩子也稀罕过了，跟我到儿子家去过年吧。”
母亲哄孩子一般地说：“慢慢跟着走，街上热闹，可别东看西看的，把你丢了，我可就不管了。”
我心想：这回母亲要把父亲丢了，一定是丢到街上的酒馆了。
母亲把父亲送走的当夜小虎果然睡了个安稳觉。第二天早晨起来他把屋子挨个走了一遍，咕噜着一双黑莹莹的眼睛东看西看的，仿佛在找什么，小虎是不是在想：姥爷到哪儿去了?
初三过后，父亲要被送回去了。我愿意请他回来，而永远不希望送他回去。天那么冷，他又有风湿病，一个人朝回走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正月十五到了。这天是我的生日。二十八年前，一个落雪的黄昏，我降临人世了。那时窗外还没有挂灯，天似亮非亮，似冥非冥，父亲便送我一乳名：迎灯。没想到我迎来了千盏万盏灯，却再也迎不来幼时父亲送给我的那盏灯了。
走在冷寂的大街上，忽然发现一个苍老的卖灯人。那灯是六角形的，用玻璃做成的，玻璃上还贴着“福”字。我立刻想到了父亲，正月十五这一天，父亲的院子该有一盏灯的。
我买下了一盏灯。天将黑时，将它送到了父亲的墓地。“嚓”地划根火柴，周围的夜色就颤动了一下，父亲的房子在夜色中显得华丽醒目，凄切动人。
这是我送给父亲的第一盏灯。
那灯守着他，虽灭犹燃。
作家迟子建的散文篇3：朋友们来看雪吧
先说树脂吧，就是从红松身上流下的油，它在风中会凝固成金黄色。把它们用尖刀从树上刮下来，放进铁皮盒中，然后坐在火炉上去熬。不久，树脂熔化了，松香气也飘了出来，把这铁皮盒放在户外晾一夜 ，一块树脂就脱落而出。好的树脂没有杂质，水晶般透明，橙色。你们问我嘴里吃着的东西，正是它。它与口香糖一样，不能咽进肚子。当地人称它为“松树油子”。女孩子小时候没有不喜欢嚼它的。她们喜欢嚼出响来，吱喳吱喳的，像鸟叫一样。有虫牙的女孩子嚼出来的响声就格外饱满。
我脚上穿的毡靴是胡 达老人送的。是狍皮做成的，又轻便又暖和。说起胡 达老人，他是我来乌回镇认识的最有性格的一个人。我被大雪围困在塔城已有三天，是胡 达老人赶着马爬犁把我接到乌回镇的。他七十多岁，终日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山羊皮大衣，胸口处老是鼓鼓的，一个酒葫芦就掖在里面。无论他赶着马爬犁、走路抑或到供销社买东西，他总是出其不意地抽出酒葫芦，美美地呷一口，然后痛快地擤一把鼻涕，往棉裤上一蹭。他很矮、瘦，但腰不弯背不驼，牙齿也格外好，所以他走起路来像旋风一样迅捷。我到达乌回镇的当夜，他就醉醺醺地来敲门，首先申明他不是打我的主意来了(笑话，我可是他孙女辈的人!何况他即使真那样想，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接着他吹嘘说与他好过的女人个个都有姿色，牙齿比我好(他称我的灰牙齿为耗子屎)，眼睛也比我明亮(他比喻说像盛满了油的灯)，手也比我秀气(当时我的手已经冻裂了口)。见他如此信口开河，我便大胆地挪揄他，问他如此五短身材，女人们如何喜欢他?他便笑，半面脸抽搐着，另半面脸则肌肉僵硬(也许是酒精麻痹所致)，这种笑给人一种哆哆嗦嗦的感觉，比哭还不如。他说女人们喜欢他的手艺活，他会缝狍皮坎肩，中间加上彩色丝线;会做兔皮帽子;会用桦树皮做摇篮、小船、盐篓、水桶和米盆。还懂得中医，女人们气血不足、月经不调、腰酸背痛的毛病他全能治得。我问是针灸吗?他抿了一口酒说，“是草药，山上的东西到处都是宝贝。”他还告诉我他有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大儿媳刚死)，一大群孙儿。他费力掰着指头数了半晌，说是七个孙子六个孙女，总共十三个。不过他最喜欢的是二儿子家七岁的鱼纹。他接着讲鱼纹，说鱼纹与他连心，他有一次在山中倒套子时一匹马被圆木轧伤了腿，他正愁无法下山找人求救。鱼纹在家中正在炕上弹玻璃球，他突然对爸爸说，爷爷的马受伤了，爷爷下不来山了。胡 达的二儿子将信将疑赶着另一副马爬犁上了山，一看果然如此。
胡 达那天晚上来找我的目的是为了看我那只栗色皮箱。我想起来他接我的时候就对皮箱产生了兴趣。我就把皮箱从炕上搬到火炉旁，嗒嗒按下锁鼻子，将箱子打开。那嗒嗒两声响起的时候，他的薄耳朵也跟着微妙地颤动着。他凑近那个皮箱，先是目不转睛地看，然后便是一样一样地用手拈起里面的东西，放到眼睛下仔细地瞧。照相机、胶水瓶、微型录音机，甚至绣花睡衣都没有逃脱他的手。他看东西的时候表情格外丰富，一会儿惊讶，一会儿扫兴，一会儿又哀怨(看见睡衣的时候)，一会儿又是愤怒(他不满意我把布娃娃掖在里面，认为这是要闷死她)。他见过照相机，但对微型录音机却不熟知，我便把扣形耳机塞进他的双耳，放了一段音乐给他。你们一定想不到，他最初听到音乐的时候吓得一跳老高，“哎哟”叫着，酒葫芦也被甩在地上。他说：“这音打哪儿来?”不过他听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当我帮他摘下耳机，他嘟嘟囔囔地对我说：“这音不好，闹。”
胡 达老人看够了我的皮箱，又问我在乌回镇住多久，一个人怕不怕等等。我说要呆到开春后才走，我在城市里也一个人住，没什么害怕的。他便对我说，你要是害怕，我就唤鱼纹来跟你做伴。
他知道我是做画的，而且也见识过画家，所以对我的颜料箱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说几年前乌回镇来过一个画家，那个男人的手指长得跟女人一样纤细，他专画乌回镇的女人。让女人们给他做摆设(胡 达的原话)，然后给她们一些报酬。后来有个汉子发现画家画了自己女人的奶和屁股，就联合乌回镇的其他男人把画家揍了一通，将他赶出镇子。他说完后得意地冲我笑着，我连忙说自己对人体 不感兴趣，只喜欢画风景。他挺老练地说：“景中就没个人么?”
他走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在门口的雪地上发现了这双毡靴。我不知道是谁悄悄送来的。问邻居大嫂，她一看便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是胡 达老人的手艺。”
你们在信上问乌回镇有多大，这让我怎么描述呢?它与周围的山林河谷没有界限，完完全全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它显得很大。说它小，那是因为人家很少，不足百户。尤其是这样的时令，外面零下三十多度，偶尔碰见一个人在路上走，也都是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们不在路上讲话，户外没有人语声。有时会传来牲畜的叫声，那叫声也一样是寂寥的。这里的居民过着自给自足的小日子，自己种菜和粮食。冬季的蔬菜基本以土豆、白菜和萝卜为主。它们被储藏在室外的地窖中，三九天气时要在里面生火驱寒。卫生所里只有两个医生，他们兼管打针投药。男患者打针时由男医生，而女患者打针则是女医生。据说以前只有男医生，妇女们生了病都不情愿打针(说是不愿意给男人露屁股)。没办法，乌回镇就从外面请来个女医生。这女医生很文静，单身，所以卫生所里上班时总是三个人(男医生的老婆不放心，也天天陪着来)。乌回镇还有一家商店(年轻人称为供销社，老人们则叫它合作社)，冷清得很，两个店员总是面色青黄地打瞌睡。店里所卖的罐头的铁皮盒早已生锈，好像从二次大战的战壕中挖掘出的战利品。这里经常停电，所以蜡烛生意很好。那天我去买蜡烛，顺便买了两包卫生纸，然后抱着它们往店外走。遇见我的人都现出很羞怯的样子，原来卫生纸这种东西被认为是隐秘商品，不能明面拿着。当地的妇女去买它时总是提着个布兜，男顾客在场她们就去看别的商品，买时躲躲闪闪的，真是有趣。
你们问照片左上角那串草编铜钱，它是鱼纹送给我的。他用这东西换走了我的带小镜子的胭脂盒。鱼纹是自动找上门来的。记得是某一个中午，我刚吃完饭，正守着炉子烤瓜子，一个小孩子推门进来了(我像当地人一样不锁门)，他就是鱼纹。他穿件蓝布棉猴，两个脸蛋冻得通红，吊着一串清鼻涕。他进了门口被热气给熏了个激灵，然后他开始嗤溜嗤溜地把鼻涕吃到肚子里，这才开口跟我说话。他说：“我能换你的东西吗?”我问：“你是谁?”“鱼纹呀。”他挺骄傲地说着，仿佛我到了乌回镇没听说过他，是大逆不道的。我便笑了。鱼纹像老熟人一样脱掉棉猴，从怀中取出一串草编的铜钱，对我说：“它不能当真的钱用，可是比真的钱好看。是我编的，一共二十一个钱。”我问他想换我的什么东西，他便挺老练地说他得先看看我的货。我便把一些零碎东西拿给他，后来他就对胭脂盒产生了兴趣。鱼纹个头很矮，跟他爷爷一样是薄耳朵，不过眼睛又黑又大。他告诉我他家里养着两头猪，一只羊，九只鸡，这些家禽一到春节前都将被宰了过年，只留下一只打鸣的公鸡。他比他爷爷还善谈。接着他问我在乌回镇过年吗?我说当然。鱼纹就乐了，问我大年三十晚上他要是来给我磕头拜年，我会不会给他压岁钱?我说那是自然了。鱼纹便显得欢欣鼓舞的，他在我的屋子里走来走去，给我讲一些他从老辈人那儿听到的鬼怪故事。黄昏的时候，胡 达老人来了，他一进屋就说：“鱼纹，我就知道你上这儿来了，一来了外人你就来换东西。你换了啥?”
鱼纹笑嘻嘻地打开那个胭脂盒。胡 达老人嗔怪道：“打小就花心，弄个胭脂饼子做啥?”
后来我从邻居口中得知胡 达独居，除了年节之外，平素很少到儿子家去。乌回镇若是来了客人，只要是冬季来，一般都由胡达老人接送。雪爬犁在山中抄着近路走，会省去许多时间。不管什么人物来，胡 达最有兴趣的就是看人家带的东西，大约这与他是个手艺人有关。我还得知他少年时学过戏，跟过戏班子。他母亲是个红角，有次在南方的一个水乡小镇唱戏，被当地衙门掌印的人看上，活活地给抢到府上。那人这边强行纳妾，那边差人将胡 达的爹悄悄装进麻袋，活活地给扔进河里溺死。从此胡 达就失去了双亲，他到处流浪，拉过黄包车，给人修过脚，当过厨师。最后他从南方跑到北方，哪里人少就奔哪里走，结果就在乌回镇安家落户了。胡 达最听不得的便是唱戏，所以连带着对一切声音都敏感。
乌回镇的天亮得很迟。八九点钟，太陽才苍白地升起。到处都是积雪，远山近山都是白茫茫的。有时我站在窗前看别人家屋顶的炊烟，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因为那炊烟已与天色融为一体了。我手上的冻疮用冬青水洗过后已经痊愈。只不过因为少见蔬菜水果，我的口腔溃疡，吃刺激性食物时疼痛难忍。镇子里的人对我很友好，腊月家家宰猪时，人们总是请我做客。以前我特别讨厌吃猪下水，到了这里后觉得那东西是这么好吃，喝烧酒吃臭烘烘的猪大肠真是妙不可言。有一次我醉在别人家的炕上，指着人家地上的鞋子叫“船”，而擎着筷子叫“桨”，成为笑柄。至于带来的那些颜料，我真是很难说出口，我全把它们涂到乌回镇人家的炕琴上了。他们让我画荷我就画荷，要多粉我就给多粉，过年时还给他们画门神和财神，所以黄绿红三色已经用尽了。领导要是知道我下来体验生活只是画这些个东西，非要气坏不可。可这里的人喜欢我画荷花小鸟、松树仙鹤，除夕时几乎家家都贴着我画的喜气洋洋的财神爷。他们请我画东西时，总是预备下饭食，回来时又给我带来些吃的。我便想做个画匠也不错，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只画炕琴和门神。我堕落了是吗?
鱼纹留下的那串草编铜钱被我当成装饰挂在墙上。你们问另外一些模糊的物件是什么，它们是桦皮簸箕(淘米用的)、火钩子、鸟笼子和豆角干。我失眠的毛病到这里不治自愈，每日都睡得又香又实，每天同当地人一样早早就起床 了。有时我到江 上去看他们捕鱼，更多的时候则是去他们那儿串门，听他们讲老掉牙的故事。这里的星光总是不同寻常的好。有时夜晚跑到屋外，仰头一望，满天的星星真叫灿烂啊。还有晚霞，这里的晚霞总是鸡血一样鲜红，同雪景形成强烈反差。
我告诉你们这里的人是如何过年的吧。他们一进腊月就开始忙年，屠宰家禽、做新衣、蒸干粮、除尘，一直忙到除夕的早上这才罢休。无论男女老少都里里外外换上新衣。老人们挂灯笼，家庭主妇忙着祭祖，小孩子则将兜里装满瓜子糖果到处跑。男孩子放鞭炮，那响声就接二连三地闪现。小女孩则挨家挨户看别人家窗户上的剪纸，看哪种图案更妖娆。我是在邻居大嫂家过的除夕，吃过满盘的饺子后，刚回到家里，门就被撞开了。一股白炽的寒气中“嗵”地跌下一个小人，不住地给我磕头，磕得真响啊，鱼纹来讨压岁钱来了。我给了他五十元钱，鱼纹将钱拿在手中，说是要买几个小礼花留待正月十五拿到他爷爷的院子里放。我便问他爷爷在哪个儿子家过的年。鱼纹一梗脖子笑着说：“还不是跟往年一样?爷爷在每个儿子家的炕沿都沾沾屁股，然后就背着手回他自己住的房子。”
鱼纹说，胡 达老人在大儿子家抽了根烟，告诉大儿子早些再找个老婆回家，不要把饭桌老是弄得油腻腻的;然后他去二儿子家，由鱼纹给他磕头。鱼纹每年磕头都会得到礼物，前些年是蝈蝈笼、鼠夹子、兔皮手套、松塔垒成的小屋子等等，今年是一条挂狗用的皮项圈。他在鱼纹家尝了一个饺子，嫌那馅不够咸。他去三儿子家吃了块糖，责备他家的灯笼没糊好，把糨子弄到明面上了，一块一块的白点跟长了癣似的;他最后到小儿子家，剥了一个花生吃，紧着鼻子说他家的酸菜缸没伺候好，有股馊味，然后皱皱眉一拍屁股就走了。
“你爷爷年年都这么过年?”我问。
“年年是这样。”鱼纹说，“他就喜欢我，每年正月十五我都去给他放花。”
正月十五的那天早晨，我还躺在炕上借着炉火的余温 续懒觉，邻居大嫂忽然慌慌张张地进来告诉我，说是胡 达老人没了。我不知道“没了”就是当地人对“死亡”的隐讳说法，以为胡 达老人失踪了。邻居大嫂说，鱼纹一大清早起来正在摆弄礼花，忽然从炕沿栽倒在地。他的头被磕了一个包，这时他忽然说他看见爷爷快死了，爷爷正在召唤他，他就撒腿往爷爷那儿跑。胡 达老人果然躺在炕上，长一声短一声地喘气。见到鱼纹来，眼睛里漫出泪水，说了个“戏”字就咽气了。
“戏?”我问。
“戏。”邻居大嫂说。
我在胡 达老人的家里见到了鱼纹。他通身披孝，也许因为泪水的浸润，眼睛更显明亮。他见了我，现出一种大人才有的凄凉表情。正月十五的夜里有许多人为胡 达守灵，长明灯在寒风中瑟瑟抖动。鱼纹点燃了那几簇礼花。他每放一个都要说话：
“爷爷，快看，这个花像菊花!”
“爷爷，这花跟冰凌花一样白!”
“爷爷，这个花像是在泼水!”
仿佛胡 达老人真的用另外的眼睛看到了似的。我问鱼纹，胡 达老人死时果真说出个“戏”字么?鱼纹点点头。我想如果不是“戏”，便是“嘻”字了。对于生命的结束来讲，“戏”和“嘻”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胡 达老人的死，使乌回镇失去了一个有光彩的人物。我几乎天天都穿着他送我的狍皮靴，用温 暖的心境来怀念他。他的手艺真是好，所有的针码都压在靴帮里了，靴口轧着一圈缜密的花边。葬礼过后，雪一场比一场大，人们几乎足不出户在家“猫冬”，只有鱼纹常常到我这里来。他通常是雪住后的早晨来，他带着一条黄狗，狗脖颈处的项圈是胡 达老人最后的手艺。鱼纹跟着我学画财神和门神，他每次都带来一张白纸。我教了他一周后，他就能画个大概了。不过他总是喜欢把财神爷的胡 子画得又长又飘，就像云彩一样。有时他也帮我烧水沏茶，还帮我抹炕上的灰，他勤快得很。我常常想，要是我能生一个鱼纹这样的孩子有多好。可我知道在城市里是不可能孕育出这样的孩子的。而我在乌回镇又不知不觉丧失了一次可能诞生灵性儿童的机会。
这话还得从你们收到的这张照片谈起。你们真细心，发现它的邮戳不是乌回镇的，而是出自与你们同一座城市的邮局。的确是这样，这帧一次成相的照片是我拜托一个朋友路过我们城市时寄给你们的。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是胡 达老人葬礼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那天有风，冷极了，镇子里的人传说有几个拍电影 的人来了。我走出屋子，发现临江 的高岗上果然有一群游动的人影。他们在拍歪歪斜斜的栅栏、木刻楞小屋以及雪爬犁和狗。我便抄着袖子凑过去看热闹。他们共有六个人，是一家海外发行制片公司拍风光片的。其中有一个穿黑色皮衣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个子不高，面目酷似我已故的父亲(红脸膛，很大的眼睛，浓眉)，他说话语速极快，在工作间隙不时与他的合作者打趣。他显然也注意到了我，问道：“外地人吧?”我点点头。“写字的?”他略带鄙夷地问我，大约以为我是作家或者记者。“画画的。”我说。“哦，差不多都一样，都得用笔。”他挪揄地说，“在城里呆腻歪了，下乡揩贫下中农的油来了?”
他那无所顾忌的样子，仿佛与我相识已久。傍晚的时候，风住了，可灰云却压满了天空，气压低得很。我正在灶房中淘米，回忆着父亲生前的某些生活片断，他突然笑嘻嘻地像老朋友一样推门进来了。
“有我的饭么?”他问。
我呆立着。
“反正你也得吃饭，多做出一口就行。”他放下背囊，“而且我也会做饭。”
我便毫不客气地把围裙扔给他。我们用牛肉煮土豆，用粉丝炒酸菜，他边做菜边唱歌(这也与我父亲一样)，然后我们一起吃饭。他吃饭的样子很贪婪，连菜底的汤计都不漏掉，吱吱地倾着盘子吸个溜干净。饭后，我们坐在炉火旁谈天(说些什么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他那张少年般的脸庞，他快捷的语调以及把茶水喝得很响的样子。后来我建议他为我拍一张照片(因为我注意到他背囊中有一次成相的相机，而我又迫切想看看那个夜晚的我)。他打趣道：“吃你一顿饭，总要付出些代价。”于是我就穿着毡靴，嘴里嚼着树脂，悠闲地坐在房屋一角。当照片坠落 下来后，我发现那颜色和背景都出人意料的好，就想把它寄给你们。为了使你们早些见到乌回镇的我，我让他把信连同照片带走，因为他第二天一大早要离开乌回镇，他中途转机时路过我们的城市。
接着说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记得天落雪了，这是从窗棂微妙的嚓嚓声感觉出来的。
我们把浓茶喝淡了，所有的话语已经化为炉中灰烬的时候，他忽然温 存地说：“今晚让我留下，好吗?”
我摇摇头，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他便站起来穿上大衣，笑笑说：“文化女人。”然后用手抚了一下我的头发。
我看着他，有点恋恋不舍，然而依然望着他在走向门口。我突然说：“你真像我父亲。”
“他一定是死去了。”他说。
我点点头。
他又说：“放心，路过你的城市时，我不会忘了发这封信。”
“谢谢。”这两个字彻底把他赶出门外。
那一夜 我不断被恶梦扰醒。早晨起来时望着窗外飞扬的大雪，有种恍如隔世之感，我忍不住伤感地落泪了。我就如此轻易地让一个美好的夜晚付之东流。我知道他们已经离开乌回镇，那样的夜晚永远不会再来了。想起他站在灶房一边做饭一边唱歌的情景，我的泪水就汹涌无边了。后来鱼纹拿着两颗奶糖跑来看我，他说他在家里就听见我的哭声了，他说人吃了糖后就没有眼泪了。我把鱼纹抱在怀里，吻他那双神灯般的眼睛。
你们肯定要嘲笑我的多愁善感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想念你们。我真希望你们能来乌回镇看看，虽然见不到胡 达老人了，但他的坟还在，鱼纹也许会画门神和财神给你们看。当然，如果这些人物都意外错过的话，雪是绝对不会拒绝你们的。因为漫长的冬天还未结束，雪三天两头就来一场，你们来看雪吧。只是如果你们也被雪意外围在塔城，胡 达老人再也不能赶着雪爬犁接你们去了。
给你们的回信就此打住吧。黎明了，我得吃点东西了。今天的早餐是烤土豆，昨夜就把土豆埋进炉火的灰烬中，现在它们早已被炯熟了，温 热气犹在，极其可口，是乌回镇人都喜欢吃的一种“点心”。吃过土豆，我得去供销社买蜡烛了，因为来时买的几包已经用光了。还有，因为给你们写信，一个夜晚就这样以“不眠”而结束了，从供销社回来我得补上一个长觉。睡醒后，去一个叫郑顺才的人家，他女儿近日结婚，嫌那台作为嫁妆的缝纫机不喜气，让我去画一对鸳鸯。
看过“作家迟子建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