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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风好看的散文

时间: 淑贤2 散文

  从60年代中期起步,有着四十多年散文创作经历的张晓风,是当代台湾散文界的代表性女作家,被列为台湾十大散文家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棵“常青树”。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张晓风好看的散文,希望大家喜欢。

  张晓风好看的散文篇1:大型家家酒

  我还想在瓦斯炉下面做一个假的老式灶,小时读刘大白的诗,写村妇的脸被灶火映红的动人景象,我拒绝不了老灶的诱惑,竞走遍台北找一只生铁铸的灶门……

  事情好像是从那个走廊开始的。

  那走廊还算宽,差不多六尺宽,十八尺长,在寸土寸金的台北似乎早就有资格摇身变为一间房子了。

  但是,我喜欢一条空的走廊。

  可是,要"空",也是很奢侈的事,前廊终于沦落弯成堆栈了,堆的东西全是那些年演完戏舍不得丢的大件,譬如说,一张拇指粗的麻绳编的大渔网,曾在《武陵人》的开场戏里象征着挣扎郁结的生活的。二块用扭曲的木头做的坐墩,几张导演欣赏的白铁皮,是在《和氏壁》中卞和妻子生产时用来制造扭曲痉挛里效果的……那些东西在舞台上,在声光电化所组成的一夕沧桑中当然是动人的,但堆在一所公寓四楼的前廊上却猥琐肮脏,令人一进门就为之气短。

  事情的另外一个起因是由于家里发生了一件灾祸,那就是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书灾"。两个人都爱书,偏偏所学的又不同行,于是各人买各人的。原有的书柜放不下,弄得满坑满谷,举步维艰,可恨的是,下次上街,一时兴奋,又忘情的肩驮手抱的成堆的买了回来。

  当然,说来书也有一重好处,那时新婚,租了个旧式的榻榻米房子,前院一棵短榕树,屋后一片猛开的珊瑚藤,在树与藤之间的十坪空间我们也不觉其小,如果不是被左牵右绊弄得人跌跌撞撞的书堆逼急了,我们不会狗急跳墙想到去买房子。不料这一买了房子,数年之间才发现自己也糊里糊涂的有了"百万身价"了,邱永汉说"贫者因书而富",在我家倒是真有这么回事,只是说得正确点,应该是"贫者因想买房子当书柜而富"。

  若干年后,我们陆续添了些书架。

  又若干年后,我把属于我的书,一举搬到学校的研究室里,逢人就说,我已经安排了"书的小公馆"。书本经过这番大移民倒也相安了一段时候。但又过了若干年,仍然"书口膨胀",我想来想去,打算把一面九尺高,二十尺长的墙完全做成书墙。

  那时刚放暑假,我打算要好好玩上一票,生平没有学过室内装演,但隐隐约约只觉得自己会喜欢上这件事。原来的计划只是整理前廊,并做个顶天立地的书橱,但没想到计划愈扯愈大。"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为"?终于决定全屋子大翻修。

  天热得要命,我深夜静坐,像入定的老僧,把整个房子思前想后参悟一番,一时之间,屋子的前世此世和来世都来到眼前,于是我无师自通的想好了步骤,第一,我要亲自到全台北市去找材料,这些年来我已经愈来愈佩服"纯构想"了,如果市面上没有某种材料,设计图的构想就不成立。

  我先去找磁砖,有了地的颜色比较好决定房间的色调,磁砖真是漂亮的东西--虽然也有让人恶心想吐的那种。我选了砖红色的窑变小方砖铺前廊,窑变砖看来像烤得特别焦跪香滋的小饼,每一条纹路都仿佛火的图案,厨房铺土黄,浴室则铺深蓝的罗马磁砖,为了省钱算准了数目只买二十七块。

  二个礼拜把全台北的磁砖看了个饱,又交了些不生不熟的卖磁砖的朋友,我觉得无限得意。

  厨房流理台的估价单出来了,光是不锈钢厨具竟要七八万,我吓呆了,我才不买那玩意,我自有办法解决。

  到建国南路的旧料行去,那里原是我平日常去的地方,不买什么,只是为了转来转去的去看看那些旧木料、桧木、杉木、香杉……静静地躺在阳光下、蔓草间。那天下午我驾轻就熟的去买了一条八尺长的旧杉木,只花三十块钱,原想坐计程车回家,不料木料太长,放不进,我就扛着它在夕阳时分走到信义路去搭公车,姿势颇像一个扛枪的小兵。回到家把木头刷上透明漆,纹理斑节像雕塑似的全显出来了,真是好看。我请工人把木头钉在墙上,木头上又钉些粗铁钉,(那种钉有手指粗,还带一个九十度的钩,我在重庆北路买到的,据说原来是钉铁轨用的)水壶、水罐、平底锅就挂在上面,颇有点美国殖民地时期的风味。

  其实,白亮的水壶,以及高雄船上卖出来的大肚水罐都是极漂亮的东西,花七八万块买不锈钢厨具来把它们藏起来太可惜了。我甚至觉得一只平底锅跟一个花钵是一样亮眼的东西,大可不必藏拙。

  我决定在瓦斯炉下面做一个假的老式炬,我拒绝不了老灶的诱惑。小时候读过刘大白的诗,写村妇的脸被灶火映红的动人景象,不知道是不是那首诗作怪,我竟然真的傻里傻气的满台北去找生铁铸的灶门。有人说某个铁工厂有,有人说莺歌有,有人说后车站有,有人说万华有……我不管消息来源可靠不可靠,竟认真的一家一家的去问。我走到双连,那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走着走着,二三十年的台北在脚下像浪一样的涌动起来。我曾经多爱吃那小小圆圆中间有个小洞的芝麻饼,(咦!现在也不妨再买个来吃呀)我曾在挤得要死的人群里惊看野台戏中的蚌壳精如何在翻搅的海浪中载浮载沉。铁路旁原来是片大泥潭,那些大片的绿叶子已经记不得是芋头叶还是荷叶了,只记得有一次去采叶子几乎要陷下去,愈急愈拔不出脚来。……

  三十年,把一个小女孩走成一个妇人,双连,仍是熙熙攘攘的双连。而此刻走着走着,竟魔术似的,又把一个妇人走回为一个小女孩。

  天真热,我一路走着,有点忘记自己是出来买灶门的了,猛然一惊,赶紧再走,灶门一定要买到,不然就做不成灶了。

  "灶门是什么?"一个年轻的伙计听了我的话高声的问他的老头家。

  我继续往前走,那家伙大概是太年轻了。

  "你跟我到后面仓库去看看。"终于有一位老头答应我去翻库存旧货。

  "唉哟,"他唠唠叨叨地问着,"台北市哪有人用灶门,你是怎么会想到用灶门的?"天,真给他翻到了!价钱他已经不记得了,又在灰尘中去翻一本陈年帐簿。

  我兴冲冲的把灶门交给泥水工人去安装,他们一直不相信这东西还没有绝迹。

  灶门里头当然没有烧得哔剥的木柴,但是我也物尽其用的放了些瓶瓶罐罐在肚子里。

  不知道在台北市万千公寓里,有没有哪个厨房里有一个"假灶"的,我觉得在厨房里自苦了这么多年,用一个棕红色磁砖砌的假灶来慰劳自己一下,是一件言之成理的事。自从有了这个灶,丈夫总把厨房当作观赏胜地引朋友来看,有些人竟以为我真的有一个灶,我也不去说破它。

  给孩子们接生的大夫退休了,他有始有终的举行了结束仪式。过不久,那栋原来的医院的日式房子就拆了。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想去看看那房子的旧址。曾经也是夏天,在那栋房子里,大夫曾告诉我初孕的讯息,我和丈夫,一路从那巷子里走出来,回家,心里有万千句话……孩子出生,孩子在那小小的婴儿磅秤上愈秤愈大,终于大到快有父母高了……

  而医院,此刻是废墟,我想到那湮远的生老病死……

  忽然,我低下头来,不得了,我发现了一些被工人拆散的木雕了,我趴在地上仔细一看,禁不住怦然心动,这样美丽!一幅松鼠葡萄,当下连忙抱了一堆回家。等天色薄暮了,才把训练尚未有素而脸皮犹薄的丈夫拉来,第二次的行动内容是拔了一些黄金葛,并且扛了一些乡下人坐的那种条凳,浩浩荡荡而归。

  那种旧式的连绵的木雕有些破裂,我们用强力胶胶好,挂在前廊,又另外花四十元买了在旧料行草丛里翻出来的一块棕色的屋角瓦,也挂在墙上,兴致一时弄得愈来愈高,把别人送的一些极漂亮的装潢参考书都傲气十足的一起推开,那种书看来是人为占地两英亩的房子设计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对自己愈来愈有自信了。

  我又在邻巷看中了一个陶瓮,想去"骗"来。

  我走到那家人门口,向那老太婆买了一盆一百块钱的植物,她是个"业余园艺家",常在些破桶烂缸里种些乱七八糟的花草,偶然也有人跟她买,她的要价不便宜,但我毫不犹豫的付了钱,然后假装漫不经心的指着陶瓮说:

  "把那个附送给我好不好?"

  "哦,从前做酒的,好多年不做了,你要就拿去吧!"

  我高兴的快要笑出来,牛刀小试,原来我也如此善诈,她以为我是嫌盆栽的花盆太小,要移植到陶瓮里去。那老太婆向来很计较,如果让她知道我爱上那只陶瓮,她非猛敲一记不可。

  陶瓮虽然只有尺许高容量却惊人,过年的时候,我把向推车乡下人买来的大白菜和萝卜全塞进去,隐隐觉得有一种沉坠坠喜孜孜的北方农家地窖子里的年景。

  过年的时候存放阳明山橘子的是一口小水缸,那缸也是捡来的,巷了里拆违章建筑的时候,原主人不要的。缸平日放我想看而一时来不及看的报纸。

  我们在桶店里买了两个木桶,上面还有竹制的箍子,大的那只装米,小的那只装糖,我用茶褐色的桶子的杉木料涂得旧兮兮的,放在厨房里。

  婆婆有一只黑箱子,又老又笨,四面包着铁角,婆婆说要丢掉,我却喜欢它那副笨样子,要了来,当起成室的茶几。箱子里面是一家人的小箱子,我一直迷信着"每个孩子都是伴着一只小箱子长大的",一只蝉壳,一张蝴蝶书笺,一个茧,一块石头,那样琐琐碎碎的一只小盒子的牵挂。然后,人长大了,盒子也大了,一口锅,一根针,一张书桌,一面容过二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的镜子……有一天才发现箱子大成了房子,男孩女孩大成了男人女人,那个盒子就是家了。

  我曾在彰化买过五个磬,由大到小一路排下去,现在也拿来放在书架上,每次累了,我就依次去敲一下,一时竟有点"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的错觉。

  我一直没发现玩房子竟是这么好玩的,不知道别人看来,像不像在办"家家酒"?原来不搞壁纸,不搞地毯也是可以室内设计。

  我第一次一个人到澎湖去的时候,曾惊讶的站在一家小店门口。

  "那是什么?"

  "鲸鱼的脊椎骨,另外那个像长刀的是鲸鱼的肋骨。"

  "怎么会有鲸鱼的骨头的?"

  "有一条鲸鱼,冲到岸上来,不知怎么死了,后来海水冲刷了不知多少年,只剩下白骨了,有人发现,捡了来,放在这里卖,要是刚死的鲸鱼,骨头里全是油,那里能碰!"

  "脊椎骨一截多少钱?"

  "大的一截六百。"

  我买了个最大的来,那样巨大的脊椎节,分三个方向放射开来,有些生物是死得只剩骨头也还是很尊严高贵的。

  我第二次去澎湖的时候,在市场里转来转去,居然看到了一截致密的竹根牛轭,喜欢得不得了,我一向以为只有木料才可以做轭,没想到澎湖的牛拉竹轭。

  "你买这个干什么?"

  虽然我也跟别人一样付一百八十元,可是老板非常不以为然。我想告诉他,有一本书,叫《圣经》,其中马太福音里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我又想说:

  "负轭犁田的,岂只是牛,我们也得各自负起轭来,低着头,慢慢的走一段艰辛悠长的路。"

  但我什么也没有说,只一路接受些并无恶意的怪笑,把那幅轭和丈夫两人背回台北来。

  对于摆设品,我喜欢诗中"无一字无来历"的办法,也就是说,我喜欢有故事有出身的东西。

  而现在,鱼骨在客厅茶几上,像一座有宗教意味的香炉。轭在高墙上挂着,像一枚"受苦者的图腾"。

  床头悬的是一幅箩筛,因为孔多,台湾人结婚时用它预兆百子千孙。我们当然不想百子千孙,只想二子四孙,所以给筛子找了个"象征意义",筛子也可以表示"精神绵延",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基本上我是从普通艺术的观点来惊看筛子的美感。筛子里放了两根路过新墨西哥州买的风干红玉米和杂鱼玉米,两根印第安人种的玉米,怎么会跑到中国人编的箩筛里来?也只能说是缘分吧!人跟物的聚散,或者物跟物的聚散,除了用缘分,你又能用什么解释呢?

  除了这些,还有一种东西,我魂思梦思,却弄不到手,那就是石磨,太重了,没有缘,只好算了。

  丈夫途经中部乡下买了二把秫秸扫把,算是对此番天翻地覆的整屋事件(作业的确从天花板弄到地板)的唯一贡献。我把它分别钉在墙上,权且当作画。帚加女就是"妇",想到自己做了半生的执帚人,心里渐了浮起一段话,托人去问台静农先生可不可以写,台先生也答应了,那段话是这样的:"杜康以秫造酒,余则制帚,(指秸扫为取秫造酒后的余物)酒令天下独,帚令一古清,吾欲倾东海洗乾坤,以天下为一洒扫也。"

  我时而对壁发呆,不知怎么搞的,有时竟觉得台先生的书法已经悬在那里了,甚至,连我一直想在卧房门口挂的"有巢"和厨房里挂"燧人"斗方,也恍惚一并写好悬在那里了--,虽然我还迟迟没去拜望书法家。

  九月开学,我室内设计的狂热慢慢冷了,但我一直记得,那个暑假我玩房子玩得真愉快。

  张晓风好看的散文篇2:那部车子

  朋友跟我抢付车票,在兰屿的公车上。

  "没关系啦,"车掌是江浙口音,一个大男人,"这老师有钱的啦,我知道的。"

  这种车掌,真是把全"车"了如指"掌"。

  车子在环岛公路上跑着--不,正确一点说,应该是跳着,--忽然,我看到大路边停着一辆车。

  "怎么?怎么那里也有一辆,咦,是公路局的车,你不是说兰屿就这一辆车吗?"

  "噢!"朋友说,"那是从前的一辆,从前他们搞来这么一辆报废车,嘿,兰屿这种路哪里容得下它,一天到晚抛锚,到后来算算得不偿失,干脆再花了一百多万买了这辆全新的巴士。"

  "这是什么坏习惯--把些无德无能的人全往离岛送,连车,也是把坏的往这里推,还是兰屿的路厉害,它哽是拒绝了这种车。"

  "其实,越是离岛越要好东西。"朋友幽幽的说。

  车过机场,有一位漂亮的小姐上来。

  "今天不开飞机对不对?"车长一副先见之明的样子。

  "今天不开。"

  "哼,我早就告诉你了。"忽然地又转过去问另一个乘客,"又来钓鱼啦!"

  "又来了!"

  真要命,他竟无所不知。

  这位司机也是山地人,台湾来的。

  他正开着车,忽然猛地急刹车,大家听到一声凄惨的猫叫。

  "唉呀,压死一只猫了!"乘客吓得心抽起来。

  "哈,哈!"司机大笑。

  那里有什么猫?原来是司机先生学口技。那刹车,也是骗人的。

  大概是开车太无聊了,所以他会想出这种娱人娱已的招数,这样的司机不知该记过还是该记功。

  "从前更绝,"朋友说,"司机到了站懒得开车门,对乘客说:'喂,爬窗户进来嘛!'乘客居然也爬了。"

  早班的公车开出来的时候,司机背后一只桶,桶里一袋袋豆腐,每袋二十四元,他居然一路走一路做生意。

  每到一站,总有人来买豆腐。

  不在站上也有人买,彼此默契好极了。司机一按喇叭,穿着蓝灰军衣的海防部队就有人跑出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除了卖豆腐,他也卖槟榔。

  "槟榔也是狠重要的!"他一本正经的说,仿佛在从事一件了不起的救人事业。

  豆腐是一位湖北老乡做的,他每天做二十斤豆子。

  "也是拜师傅学的,"他说,"只是想赚个烟酒钱。"

  他自称是做"阿兵哥"来的,以后娶了兰屿小姐--跟车掌一样,就落了籍了,他在乡公所做事。

  "我那儿子,"他眉飞色舞起来,"比我高哪,一百八十几公分,你没看过他们球队里打篮球打得最好的就是呀!"

  车子忽然停下来,并且慢慢往后倒退。

  "干什么?"

  "他看到海边那里有人要她搭车。"朋友说。

  海边?海边只有礁石,哪里有人?为什么他偏看得到?

  那人一会功夫就跑上来了,后里还抱着海里摘上来的小树,听说叫海梅,可以剥了皮当枯枝摆设。

  那人一共砍了五棵,分两次抱上车。

  "等下补票,"他弄好了海梅理直气壮的说,"钱放在家里。"

  车长没有反对,说的也是,下海的人身上怎么方便带钱?后来他倒真的回家补了钱。

  "喂,喂!"我的朋友看到了他的兰屿朋友,站在路边。他示意司机慢点开。因为他有话要说。

  "你有没有继续看病?"他把头伸出窗外,他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有啦……"那人嗫嗫嚅嚅的说。

  "医生怎么说?"他死盯着不放。

  "医生说……病有些较好啦。"

  "不可以忘记看医生,要一直去。"唠唠叨叨的叮咛了一番。

  "好……"

  车子始终慢慢开,等他们说完话。

  "这些女人怎么不用买票?"

  "她们是搭便车的。"

  "为什么她们可以搭便车?"

  "因为她们是要到田里去种芋头的。"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一个免票的理由,但是看到那些女人高高兴兴的下了车,我也高兴起来,看她们在晨曦里走入青色的芋田,只觉得全世界谁都该让他们搭便车的。

  张晓风好看的散文篇3:她曾教过我

  ——为纪念中国戏剧导师季曼瑰教授而作

  秋深了。

  后山的蛩吟在雨中渲染开来,台北在一片灯雾里,她已经不在这个城市里了。

  记忆似乎也是从雨夜开始的,那时她办了一个编剧班,我去听课;那时候是冬天,冰冷的雨整天落着,同学们渐渐都不来了,喧哗着雨声和车声的罗斯福路经常显得异样的凄凉,我忽然发现我不能逃课了,我不能使她一个人丢给空空的教室。我必须按时去上课。

  我常记得她提着百宝杂陈的皮包,吃力地爬上三楼,坐下来常是一阵咳嗽,冷天对她的气管非常不好,她咳嗽得很吃力,常常憋得透不过气,可是在下一阵咳嗽出现之前,她还是争取时间多讲几句书。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她的时候总是想起她提着皮包,佝着背踽踽行来的样子--仿佛己走了几千年,从老式的师道里走出来,从湮远的古剧场里走出来,又仿佛已走几万里地,并且涉过最荒凉的大漠,去教一个最懵懂的学生。

  也许是巧合,有一次我问文化学院戏剧系的学生对她有什么印象,他们也说常记得站在楼上教室里,看她缓缓地提着皮包走上山径的样子。她生平不喜欢照相,但她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是鲜活的。

  那一年她为了纪念父母,设了一个"李圣质先生夫人剧本奖",她把首奖颁给了我的第一个剧本《画》,她又勉励我们务必演出。在认识她以前,我从来不相信自己会投入舞台剧的工作--我不相信我会那么傻,可是,毕竟我也傻了,一个人只有在被另一个傻瓜的精神震撼之后,才能可能成为新起的傻瓜。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舞台剧,我也许有很多理由,但最初的理由是"我遇见了一个老师"。我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我唯一做事的理由是:"如果我喜欢那个人,我就跟他一起做"。在教书之余,在家务和孩子之余,在许多繁杂的事务之余,每年要完成一部戏是一件压得死人的工作,可是我仍然做了,我不能让她失望。

  在《画》之后,我们推出了《无比的爱》、《第五墙》、《武陵人》、《自烹》(仅在香港演出)、《和氏壁》和今年即将上演的《第三者》,合作的人如导演黄以功,舞台设计聂光炎,也都是她的学生。

  我还记得,去年八月,我写完《和氏壁》,半夜里叫了一部车到新店去叩她的门,当时我来不及誊录,就把原稿给呈她看。第二天一清早她的电话就来了,她鼓励我,称赞我,又嘱咐我好好筹演,听到她的电话,我感动不已,她一定是漏夜不眠赶着看的。现在回想起来不免内疚,是她太温厚的爱把我宠坏了吧,为什么我兴冲冲地去半夜叩门的时候就不曾想想她的年龄和她的身体呢?她那时候已经在病着吧?还是她活得太乐观太积极,使我们都忘了她的年龄和身体呢?

  我曾应幼狮文艺之邀为她写一篇生平介绍和年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仔细观察她的生活,她吃得很少,(家里倒是常有点心),穿得也马虎,住宅和家具也只取简单实用,连计程车都不太坐。我记得我把写好的稿子给她看过,她只说:"写得太好了--我哪里有这么好?"接着她又说:"看了你的文章别人会误会我很孤单,其实我最爱热闹,亲戚朋友大家都来了我才喜欢呢!"

  那是真的,她的独身生活过得平静、热闹而又温暖,她喜欢一切愉悦的东西,她像孩子。很少看见独身的女人那样爱小孩的,当然小孩也爱她,她只陪小孩玩,送他们巧克力,她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只是小孩,不是学者,不是教授,不是委员。

  有一夜,我在病房外碰见她所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是女学生,其实已是孩子读大学的华发妈妈了,那还是她在大学毕业和进入研究所之间的一年,在广东培道中学所教的学生,算来已接近半世纪了。(李老师早年尝用英文写过一个剧本《半世纪》,内容系写一传教干终身奉献的故事,其实现在看看,她自己也是一个奉献了半世纪的传教士)我们一起坐在廊上聊天的时候,那太太掏出她儿子从台中写来的信,信上记挂着李老师,那大男孩说:"除了爸妈,我最想念的就是她了。"--她就是这样一个被别人怀念,被别人爱的人。

  作为她的学生,有时不免想知道她的爱情,对于一个爱美、爱生命的人而言,很难想象她从来没有恋爱过,当然,谁也不好意思直截地问她,我因写年表之便稍微探索了一下,我问她:"你平生有没有什么人影响你最多的?"

  "有,我的父亲,他那样为真理不退不让的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影响,我的笔名雨初(李老先生的名字是李兆霖,字雨初,圣质则是家谱上的排名)就是为了纪念他"。除了长辈,我也指平辈,平辈之中有没有朋友是你所佩服而给了你终生的影响的。"她思索了一下说:"有的,我有一个男同学,功课很好,不认识他以前我只喜欢玩,不大看得起用功的人,写作也只觉得单凭才气就可以,可是他劝导我,使我明白好好用功的重要,光凭才气是不行的--我至今还在用功,可以说是受他的影响。"

  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很难相信一个女孩既折服于一个男孩而不爱他的,但我不知道那个书念得极好的男孩现今在哪里,他们有没有相爱过?我甚至不也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们之间也许什么都没有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当然,我倒是宁可相信有一段美丽的故事被岁月遗落了。

  据她在培道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倒也不是特别抱什么独身主义,只是没有碰到一个跟她一样好的人。"我觉得那说法是可信的,要找一个跟她一样有学养、有气度、有原则、有热度的人,质之今世,是太困难了。多半的人总是有学问的人不肯办事,肯办事的没有学问,李老师的孤单何止在婚姻一端,她在提倡剧运的事上也是孤单的啊!

  有一次,一位在香港导演舞台剧的江伟先生到台湾来拜见她,我带他去看她,她很高兴,送了他一套签名着名。江先生第二次来台的时候,她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也许因为自己是台山人,跟华侨社会比较熟,所以只要听说海外演戏,她就非常快乐、非常兴奋,她有一件超凡的本领,就是在最无可图为的时候,仍然兴致勃勃的,仍然相信明天。

  我还记得那一次吃饭,她问我要上哪一家,我因为知道她一向俭省,(她因为俭省惯了,倒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俭省了,所以你从来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在吃苦的人)所以建议她去云南人和园吃"过桥面",她难得胃口极好,一再鼓励我们再叫些东西,她说了一句很慈爱的话:"放心叫吧,你们再吃,也不会把我吃穷,不吃,也不会让我富起来。"而今,时方一年,话犹在耳,老师却永远不再吃一口人间的烟火了,宴席一散,就一直散了。

  今秋我从国外回来,赶完了剧本,想去看她,曾问黄以功她能吃些什么,"她什么也不吃了,这三个月,我就送过一次木瓜,反正送她什么也不能吃了--"

  我想起她最后的一个戏《瑶池由梦》,汉武帝曾那样描写死亡:

  你到如今还可以活在世上,行着、动着、走着、谈着、说着、笑着;能吃、能喝、能睡、能醒、又歌、又唱,享受五味,鉴赏五色,聆听五音,而她,却垫伏在那冰冷黑暗的泥土里,她那花容月貌,那慧心灵性……都……都……都

  心中黯然久之。

  李老师和我都是_,都相信永生,她在极端的痛苦中,我们曾手握着手一起褥告,按理说是应该不在乎"死"的--可是我仍然悲痛,我深信一个相信永生的人从基本上来说是爱生命的,爱生命的人就不免为死别而凄怆。

  如果我们能爱什么人,如果我们要对谁说一句感恩的话,如果我们要送礼物给谁,就趁早吧!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表达了。

  其实,我在八月初回国的时候,如果立刻去看她,她还是精神健旺的,但我却拼着命去赶一个新剧本《第三害》,赶完以后又漏夜誊抄,可是我还是跑输了,等我在回国二十天后把抄好的剧本带到病房的时候,她已进入病危期,她的两眼睁不开,她的声音必须伏在胸前才能听到,她再也不能张开眼睛看我的剧本了。子期一死,七弦去弹给谁听呢?但是我不会摔破我的琴,我的老师虽瞳了,众生中总有一位足以为我之师为我之友的,我虽不知那人在何处,但何妨抱着琴站在通衢大道上等待呢,舞台剧的艺术总有一天会被人接受的。

  年初,大家筹演老师的《瑶池仙梦》的时候,心中己有几分忧愁,聂光炎曾说:"好好干吧,老人家就七十岁了,以后的精力如何就难说了,我们也许是最后一次替她效力了。"不料一语成谶,她果真在演《瑶池仙梦》三个月以后开刀,在七个月治。《瑶池仙梦》后来得到最佳演出的金鼎奖,其导演黄以功则得到最佳导演奖,我不知对一位终生不渝其志的戏剧家来说这种荣誉能增加她什么,但多少也表现社会给她的一点尊重。

  有一次,她开玩笑的对我说:

  "我们广东有句话:'你要受气,就演戏。'"

  我不知她一生为了戏剧受了多少气,但我知道,即使在晚年,即使受了一辈子气,她仍是和乐的,安详的。甚至开刀以后,眼看是不治了,她却在计划什么时候出院,什么时候出国去为她的两个学生黄以功和牛川海安排可读的学校,寻找一笔深造的奖学金,她的遗志没有达到便撒手去了,以功和川海以后或者有机会深造,或者因恩师的谢世而不再有肯栽培他们的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己自她得到最美的遗产,就是她的诚恳和关注。

  她在病床上躺了四个月,几上总有一本《圣经》,床前总有一个忠心不渝的管家阿美,她本名叫李美丹,也有六十了,是李老师邻村的族人,从抗战后一直跟从李老师到今,她是一个瘦小、大眼睛的、面容光洁的、整日身着玄色唐装而面带笑容的老式妇女,老师病笃的时候曾因她照料辛苦而要加她的钱,她黯然地说:"谈什么钱呢?我已经服侍她一辈子了,我要钱做什么用呢?她已经到最后几天了,就是不给钱,我也会伺候的。"我对她有一种真诚的敬意。

  亚历山大大帝曾自谓:"我两手空空而来,两手空空而去。"但作为一个_的她却可以把这句话改为:"我两手空空而来,但却带着两握盈盈的爱和希望回去,我在人间曾播下一些不朽是给了别人而依然存在的。"

  最后我愿将我的新剧《第三害》和它的演出,作为一束素菊,献于我所爱的老师灵前,曾有人赞美过我,曾有人底毁过我,唯有她,曾用智慧和爱心教导了我。她曾在前台和后台看我们的演出,而今,我深信她仍殷殷地从穹苍俯身看我们这一代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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