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怀的散文(2)

　　关于关怀的散文篇3：生命中的关怀

　　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西藏，那里是一个高原。

　　青藏高原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说，都要比云贵高原恶劣、深厚得多。进藏我走的是青藏线，因为川藏线不好走。可是，即使走青藏线，人们也体会到其中的艰辛。当汽车在海拔五千八百米的唐古拉山上穿行时，有些朋友就有了高原反应。虽然我从小生长在高原，对这多出的几千米还没有大的不适。但是，也避免不了因缺氧而导致的头晕。

　　唐古拉山在藏语就叫作“高原上的山。”在蒙古语里是“雄鹰飞不过的高山。”由此可见此山的雄伟。由于唐古拉山上不像云贵高原上的山一样草木繁茂，而是光秃秃地没有一棵树，倒是给人一种苍凉的感觉。仿佛人已经在天地之间的临界线上了，任何生命的存在形式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只剩下纯净的灵魂和单调的画面。这让我想到韩国导演金基德的一部作品《弓》。这部影片不管是从画面、人物对话还是背景音乐来说，都是极其的简单，没有过多的内容。但就是这样的简单搭配，却勾勒出一种宏伟的艺术结构。我想，唐古拉山上如实的景象和《弓》在根本的层面上应该是一致的吧!

　　西藏人民就是在这种苍凉而又单调的色彩当中寻求生命的意义。他们的文化，受着极为闭塞的地域环境的影响。要想到，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生存，本来就是一件挑战人心的事情，更况是在如此物欲纵横的年代。与云贵高原所不同的是，西藏是藏族人民聚集地，又由于宗教单一，这让当地人更好地保留一种原始的文化传统。例如在生死的问题上，西藏人一直有着自己的理解。虽然说这样的文化观点在时下较为保守和古老，但从中潜存着的却是十分深刻的哲学道理。

　　这也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我在拉萨认识个藏族人，一次在搬运东西的时候我无意对他说：“你走上去一点搬。”他当场就火了，对我骂道：“你才上去。”我当场不解，事后才从相关的书籍里知道，原来西藏人对“上去”这个词汇是很避讳的。因为当我说“上去”的时候，在藏民眼里就是咒他死掉。据《西藏生死书》里记载，人在死后灵魂会由身体的不同的部位出来。但从不同的部位出来喻示着去往不同的地方。头部是往生极乐的地方，而下身则是去往轮回不断的罪恶世界。所以藏民会在人死后朝着头部凿一个洞，好叫死者的亡灵解脱生死，去往天界。

　　当然，关于生死的看法，我们也可以从藏民的葬礼中看出。一般内地所具有的下葬仪式有火葬、土葬、水葬等。而在西藏，却有天葬的说法。所谓天葬，是指人们把死者的尸体放置山顶，让苍穹上的雄鹰食其肉。这种独特的方式也只有在我国藏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当中流传。当然，举行天葬的仪式是相当繁琐的。首先要有一个主持天葬的天葬师，然后由天葬师把尸体的四肢裁剪掉，并把胸膛刨开，将其内脏展露出来，最后等天上的苍鹰飞来吞食。这种原始而落后的下葬方式的确令人难以想象。但不管怎样，在藏民的心中，人死后必然会有存在的可能。因为雄鹰寓意着神圣、高洁，它能把死者带到天堂。( 文章阅读网：

　　如果只是说天葬的是极为落后的丧葬方式，那么就不能看到其中浓厚的宗教情怀。因为这种丧事活动本身是对死者的一种情感关怀，而关怀的形式，是西藏本身的传统习俗所定制的，固然带有宗教性。

　　当然，拥有这种情怀的并不只在藏民那里。前段时间我在读人大主编的《西方哲学史》时，对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感受颇深。在柏拉图看来，我们的灵魂本是居于至高的理念世界，但是当灵魂下降到人间、附着在身体的时候人们便遗忘了一切。所以我们所有一切的学习和研究都是在对理念的回忆。然而，目前多数哲学评论家认为这种观点带有极大的神秘主义，并对之后的先验哲学开创了先河。可是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以及之后的转向说并非是空洞的理论说辞，而是具有十分深刻的直观体验。如果用佛教修行的角度来说，柏拉图似乎是通过如同禅定的方式来体悟生死。而他所指的理念，也就是没有生灭的永恒性存在。在柏拉图的世界里，因为有了不变的一，才有了世界上的万物，才有了生存的法则。在中国哲学的术语里，理念就是“道”，是存在的根源。老子的《道德经》上就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当我们对道进行心灵上的体验时，其特点就不是哲学、理论性的，而是宗教性的了。

　　由此看来，无论是藏民的生死观，还是柏拉图的灵魂学说，都是一种终极关怀。人类之所以具有终极关怀，是因为人要寻求人之为人的一个根本。中国古代有句话叫作：“未知生，焉知死?”我们对于生死的关怀实质上是对活着的价值探究。因为假如按照西方某位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人类从出生开始就一步一步接近死亡。”那么我们的一生也就暗淡无光，毫无意义。所以，千百年来，东西方的无数哲人才会如此执着于形而上学当中那个永恒不变的超验世界。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苏格拉底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么从容。当苏格拉底的学生得知老师即将临刑的时候，曾试着将老师解救出来，但遭到苏格拉底的反对。苏格拉底给予的理由是：我要去的是世界上没有的一个好地方，你们又何必拦着?

　　也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王守仁一定要对着一个竹子格物。因为他曾经读朱熹的《四书集注》时一直深信格尽万物之理后会达到至高的天理。可是当他花了数日的功夫仍不见效时，才发现原来物不在心外，而在心内。致良知须在心内下功夫。

　　宋儒张载说得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的也是一回事。可是，在眼下的时代里，人们因为热衷于名利上的事，而失去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从而产生出了众多的社会问题。我记得曾经有一部较为出名的美国电影，叫作《楚门的世界》。这部影片用着诙谐幽默的方式向人类提出了一个疑问：“人能否离开上帝?”这个问题恰恰和尼采说的“上帝死了”形成了呼应。在该片的创作中，导演为了能够使观众真正看懂电影，于是在里面的人物名称里设置了一个基斯督。这和西方的上帝“基督”有着莫大的关联，同时也是电影所要揭示深层含义的关键。如果说《楚门的世界》正好是现代人的真实写照，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基本上丧失了一种整体的生命关怀。比方说就连现在的宗教界人士也纷纷参与世俗活动，莫不对物质文化狂热地追逐。可是，在偏远的西藏，人们能够坚持着一种传统，尤其是对生命本质思考的传统，是极其可贵的。生长在西藏的人民们，也因淳朴而变得厚重，就像我在云贵高原上看到的忠杰树，并非是它独特的外表格外吸引人，而是它在那大千世界中无需言语地坚守一方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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