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经典散文作品
钱钟书的经典散文作品篇1：一个偏见
禽啭于春，蛩啼于秋，蚊作雷于夏，夜则虫醒而鸟睡，风雨并不天天有，无来人犬不吠，不下蛋鸡不报。唯有人用语言，用动作，用机械，随时随地做出声音。就是独处一室，无与酬答的时候，他可以开留声机，听无线电，甚至睡眠时还发出似雷的鼻息。语言当然不就是声音，但是在不中听，不愿听，或者隔着墙壁和距离听不真的语言里，文字都丧失了圭角和轮廓，变成一团忽涨忽缩的喧闹，跟鸡明犬吠同样缺乏意义。这就是所谓“人籁”!断送了睡眠，震断了思想，培养了神经衰弱。
这个世界毕竟是人类主宰管领的。人的声音胜过一切。聚合了大自然的万千喉舌，抵不上两个人同时说话的喧哗，至少从第三者的耳朵听来。唐子西的《醉眠》诗的名句“山静如太古”，大概指着人类尚未出现的上古时代，否则山上住和尚，山下来游客，半山开饭店茶馆，决不容许那座山清静。人籁是寂静的致命伤，天籁是能和寂静溶为一片的。风声涛声之于寂静，正如风之于空气，涛之于海水，是一是二。每日东方乍白，我们梦已回而困未醒，会听到无数禽声，向早晨打招呼。那时夜未全消，寂静还逗留着，来庇荫未找清的睡梦。数不清的麻雀的鸣噪，琐碎得像要啄破了这个寂静;鸟鹊的声音清利像把剪刀，老鹳鸟的声音滞涩而有刺像把锯子，都一声两声地向寂静来试锋口。但是寂静似乎太厚实了，又似乎太流动了，太富于弹性了，给禽鸟啼破的浮面，立刻就填满。雄鸡引吭悠扬的报晓，也并未在寂静上划下一道声迹。慢慢地，我们忘了鸟啭是在破坏寂静;似乎寂静已将鸟语吸收消化，变成一种有声音的寂静。此时只要有邻家小儿的啼哭，楼上睡人的咳嗽，或墙外早行者的脚步声，寂静就像宿雾见了朝阳，破裂分散得乾净。人籁已起，人事复始，你休想更有安顿。在更阑身倦，或苦思冥想时，忽闻人籁噪杂，最博爱的人道主义者，也许有时杀心顿起，恨不能灭口以博耳根清静。禽兽风涛等一切天籁能和寂静相安相得，善于体物的古诗人早已悟到。《诗经》：“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下文就说明“有闻无声”;可见马嘶而无人喊，不会产生喧闹。《颜氏家训》也指出王籍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就是“有闻无声的”感觉;虫鸟鸣噪，反添静境。雪莱诗《赠珍尼——一个回忆》(ToJane--ARecollection)里，描写啄木鸟，也说鸟啄山更幽。柯律立治(Coleridge)《风瑟》诗(EolianHarp)云：“海声远且幽，似告我以静。”假使这个海是人海，诗人非耳聋头痛不可。所以我们常把“鸦鸣雀噪”来比人声喧哗，还是对人类存三分回护的曲笔。常将一群妇女的说笑声比于“莺啼燕语”，那简直是对于禽类的悔辱了。
寂静并非是声响全无。声响全无是死，不是静;所以但丁说，在地狱里，连太阳都是静悄悄的(Doveilsoltace)。寂静可以说是听觉方面的透明状态，正好像空明可以说是视觉方面的寂穆。寂穆能使人听见平常所听不到的声息，使道德家听见了良心的微语(Stillsmallvoice)，使诗人们听见了暮色移动的潜息或青草萌芽的幽响。你愈听得见喧闹，你愈听不清声音。唯其人类如此善闹，所以人类相聚而寂不作声，反欠自然。例如开会前的五分钟静默，又如亲人好友，久别重逢，执手无言。这种寂静像怀着胎，充满了未发出的声音的隐动。
人籁还有可怕的一点。车马虽喧，跟你在一条水平线上，只在你周围闹。惟有人会对准了你头脑，在你顶上闹--譬如说，你住楼下，有人住楼上。不讲别的，只是脚步声一项，已够教你感到像《红楼梦》里的赵姨娘，有人在踹你的头。每到忍无可忍，你会发两个宏愿。一愿住在楼下的自己变成《山海经》所谓“刑天之民”，头脑生在胸膛下面，不致首当其冲，受楼上皮鞋的践踏。二愿住在楼上的人变像____的“安琪儿”或天使，身体生到腰部而止，背生两翼，不用腿脚走路。你存心真好，你不愿意楼上人像孙膑那样受刖足的痛苦，虽然他何尝顾到你的头脑，顾到你是罗登巴煦所谓“给喧闹损伤了的灵魂”?
闹与热，静与冷，都有连带关系;所以在阴惨的地狱里，太阳也给人以寂寥之感。人声喧杂，冷屋会变成热锅，使人通身烦躁。叔本华《哲学小品》(ParergaundParalipomena)第二百七十八节中说，思想家应当耳聋，大有道理。因为耳朵不聋，必闻声音，声音热闹，头脑就很难保持冷静，思想不会公平，只能把偏见来代替。那时候，你忘掉了你自己也是会闹的动物，你也曾踹过楼下人的头，也曾嚷嚷以致隔壁的人不能思想和睡眠，你更顾不得旁人在说你偏见太深，你又添了一种偏见，又在人生边上注了一笔。
钱钟书的经典散文作品篇2：谈教训
嫌脏所以表示爱洁，因此清洁成癖的人宁可不洗澡，而不愿借用旁人的浴具。秽洁之分结果变成了他人和自己的分别。自以为干净的人，总嫌别人龌龊，甚至觉得自己就是肮脏，还比清洁的旁人好受，往往一身臭汗、满口腥味，还不肯借用旁人使过的牙刷和手巾。当然，除非肯把情人出让的人，也决不甘以手巾牙刷公诸朋友。这样看来，我们并非爱洁，不过是自爱。“洁身自好”那句成语，颇含有深刻的心理观察。老实说，世界上是非善恶邪正等等分别，有时候也不过是人我的差异，正和身体上的秽洁一样。所以，假使自己要充好人，总先把世界上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说到此地，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聊斋》里女鬼答复狐狸精的话：“你说我不是人，你就算得人麽?”
我常奇怪，天下何以有这许多人，自告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人这畜生”(Thatanimalcalledman)，居然未可一概抹杀，也竟有能够舍己忘我的。我更奇怪，有这许多人教训人类，何以人类并未改善。这当然好象说，世界上有这许多挂牌的医生，仁心仁术，人类何以还有疾病。不过医生虽然治病，同时也希望人害病：配了苦药水，好讨辣价钱;救人的命正是救他自己的命，非有病人吃药，他不能吃饭。所以，有导师而人性不改善，并不足奇;人性并不能改良而还有人来负训导的责任，那倒是极耐寻味的。反正人是不可教悔的。教训式的文章，于世道人心，虽无实用，总合需要，好比我们生病，就得延医服药，尽管病未必因此治好。假使人类真个学好，无须再领教训，岂不闲煞了这许多人?于是从人生责任说到批评家态度，写成一篇篇的露天传道式的文字，反正文章虽不值钱，纸墨也并不费钱。
人生中年跟道学式的教训似乎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单就作家们观察，也看得到这个有趣的事实。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像安诺得、罗斯金、莫里斯(WilliamMorris)，以及生存着的爱利恶德(T.S.Eliot)、墨瑞(J.M.Murry)等等就是人人知道的近代英国例子。甚至唯美的王尔德，也临死发善心，讲社会主义。假使我们还要找例子，在自己的朋友里，就看得见。这种可尊敬的转变，目的当然极纯正，为的是拯救世界、教育人类，但是纯正的目的不妨有复杂的动机。义正词严的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有时是对人生绝望的恼怒，有时是改变职业的试探，有时是中年人看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譬如中年女人，姿色减退，化装不好，自然减少交际，甘心做正经家庭主妇，并且觉得少年女子的打扮妖形怪状，看不上眼。若南(JulesJanin)说巴尔扎克是发现四十岁女人的哥仑布。四十左右的男人似乎尚待发现。圣如孔子，对于中年的特征也不甚了解;所以《论语.季氏章》记人生三戒，只说少年好色，壮年好打架，老年好利，忘了说中年好教训。当然也有人从小就喜欢说教传道的，这不过表示他们一生下来就是中年，活到六十岁应当庆九十或一百岁
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麽道德。古书上说“能受尽言”的是“善人”，见解不免庸浅。真正的善人，有施无受，只许他教训人，从不肯受人教训，这就是所谓“自我牺牲精神”。
从艺术的人生观变到道学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新时期的产生。但是每一时期的开始同时也是另一时期的没落。譬如在有职业的人的眼里，早餐是今天的开始，吃饱了可以工作;而从一夜打牌、通宵跳舞的有闲阶级看来，早餐只是昨宵的结束，吃饱了好睡觉。道德教训的产生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死亡。这里我全没有褒贬轻重之意，因为教训和创作的价值高低，全看人来定。有人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是戴了面具的说教，倒不如干脆去谈道学;反过来说，有人的道学，能以无为有，将假充真，大可以和诗歌、小说、谣言、谎话同样算得创作。
头脑简单的人也许要说，自己没有道德而教训他人，那是假道学。我们的回答是：假道学有什麽不好呢?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麽希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真道学家来提倡道德，只像店家来替自己存货登广告，不免自我标榜;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更进一层说，真有道德的人来鼓吹道德，反会慢慢地丧失他原有的道德。拉罗斯福哥(LaRochefoucauld)《删去的格言》(MaximesSupprimees)第五八九条里说：“道学家像赛纳卡(Snque)之流，并未能把教训来减少人类的罪恶;只是由教训他人而增加自己的骄傲。”你觉得旁人不好，需要你的教训，你不由自主地摆起架子来，最初你说旁人欠缺理想，慢慢地你觉得自己就是理想的人物，强迫旁人来学你。以才学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丧失才学，以贫践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变成富贵，但是，道德跟骄傲是不能并立的。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____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王阳明《传习录》卷三也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有我即傲，众恶之魁。”照此说来，真道学可以算是罪恶的初期。反过来讲，假道学来提倡道德，倒往往弄假成真，习惯转化为自然，真正地改进了一点儿品行。调情可成恋爱，模仿引进创造，附庸风雅会养成内行的鉴赏，世界上不少真货色都是从冒牌起的。所以假道学可以说是真道学的学习时期。不过，假也好，真也好，行善必有善报。真道学死后也许可以升天堂，假道学生前就上讲堂。这是多麽令人欣慰的事!
所以不配教训人的人最宜教训人;愈是假道学愈该攻击假道学。假道学的特征可以说是不要脸而偏爱面子。依照莎士比亚戏里王子汉姆雷德(Hamlet)骂他未婚妻的话，女子化妆打扮，也是爱面子而不要脸(Godhasgiventhouoneface,butyoumakeyourselfanother)。假道学也就是美容的艺术。
钱钟书的经典散文作品篇3：读伊索寓言
比我们年轻的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和我们年龄相差得极多的小辈;我们能够容忍这种人，并且会喜欢而给予保护;我们可以对他们卖老，我们的年长只增添了我们的尊严。还有一种是比我们年轻得不多的后生，这种人只会惹我们的厌恨以至于嫉忌，他们已失掉尊敬长者的观念，而我们的年龄又不够引起他们对老弱者的怜悯;我们非但不能卖老，还要赶着他们学少，我们的年长反使我们吃亏。这两种态度是到处看得见的。譬如一个近三十的女人，对于十八九岁女孩子的相貌，还肯说好，对于二十三四岁的少女们，就批判得不留情面了。所以小孩子总能讨大人的喜欢，而大孩子跟小孩子之间就免不了时常冲突。一切人事上的关系，只要涉到年辈资格先后的，全证明了这个分析的正确。
把整个历史来看，古代相当于人类的小孩子时期。先前是幼稚的，经过几千百年的长进，慢慢地到了现代。时代愈古，愈在前，它的历史愈短;时代愈在后，他积的阅历愈深，年龄愈多。所以我们反是我们祖父的老辈，上古三代反不如现代的悠久古老。这样，我们的信而好古的态度，便发生了新意义。我们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许只是喜欢小孩子，并非为敬老，也许是卖老。没有老头子肯承认自己是衰朽顽固的，所以我们也相信现代一切，在价值上、品格上都比了古代进步。
这些感想是偶尔翻看《伊索寓言》引起的。是的，《伊索寓言》大可看得。它至少给予我们三种安慰。第一，这是一本古代的书，读了可以增进我们对于现代文明的骄傲。第二，它是一本小孩子读物，看了觉得我们是成人了，已超出那些幼稚的见解。第三呢，这部书差不多都是讲禽兽的，从禽兽变到人，你看这中间需要多少进化历程!我们看到这许多蝙蝠、狐狸等的举动言论，大有发迹后访穷朋友、衣锦还故乡的感觉。但是穷朋友要我们帮助，小孩子该我们教导，所以我们看了《伊索寓言》，也觉得有好多浅薄的见解，非加以纠正不可。
例如蝙蝠的故事：蝙蝠碰见鸟就充作鸟，碰见兽就充作兽。人比蝙蝠就聪明多了。他会把蝙蝠的方法反过来施用：在鸟类里偏要充兽，表示脚踏实地;在兽类里偏要充鸟，表示高超出世，向武人卖弄风雅，向文人装作英雄;在上流社会里他是又穷又硬的平民，到了平民中间，他又是屈尊下顾的文化份子：这当然不是蝙蝠，这只是——人。
蚂蚁和促织的故事：一到冬天，蚂蚁把在冬天的米粒出晒;促织饿得半死，向蚂蚁借粮，蚂蚁说：“在夏天唱歌作乐的是你，到现在挨饿，活该!”这故事应该还有下文。据柏拉图《对话篇.菲德洛斯》(Phaedrus)说，促织进化，变成诗人。照此推论，坐看着诗人穷饿、不肯借钱的人，前身无疑是蚂蚁了。促织饿死了，本身就做蚂蚁的粮食;同样，生前养不活自己的大作家，到了死后偏有一大批人靠他生活，譬如，写回忆怀念文字的亲戚和朋友，写研究论文的批评家和学者。
狗和他自己影子的故事：狗衔肉过桥，看见水里的影子，以为是另一只狗也衔着肉;因而放弃了嘴里的肉，跟影子打架，要抢影子衔的肉，结果把嘴里的肉都丢了。这篇寓言的本意是戒贪得，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旁的方面。据说每个人需要一面镜子，可以常常自照，知道自己是个什麽东西。不过，能自知的人根本不用照镜子，不自知的东西，照了镜子也没有用--譬如这只衔肉的狗，照镜以后，反害他大叫大闹，空把自己的影子，当作攻击狂吠的对象。可见有些东西最好不要对镜自照。
天文家的故事：天文家仰面看星象，失足掉在井里，大叫“救命”;他的邻居听见了，叹气说：“谁叫他只望着高处，不管地下呢!”只向高处看，不顾脚下的结果，有时是下井，有时是下野或下台。不过，下去以后，决不说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只说有意去做下属的调查和工作。譬如这位天文家就有很好的藉口：坐井观天。真的，我们就是下去以后，眼睛还是向上看的。
乌鸦的故事：上帝要捡最美丽的鸟作禽类的王，乌鸦把孔雀的长毛披在身上，插在尾巴上，到上帝前面去应选，果然为上帝挑中，其它鸟类大怒，把他插上的毛羽都扯下来，依然现出乌鸦的本相。这就是说：披着长头发的，未必就真是艺术家;反过来说，秃顶无发的人，当然未必是学者或思想家，寸草也不生的头脑，你想还会产生什麽旁的东西?这个寓言也不就此结束，这只乌鸦借来的羽毛全给人家拔去，现了原形，老羞成怒，提议索性大家把自己天生的毛羽也拔个干净，到那时候，大家光着身子，看真正的孔雀、天鹅等跟乌鸦有何分别。这个遮羞的方法至少人类是常用的。
牛跟蛙的故事：母蛙鼓足了气，问小蛙道：“牛有我这样大么?”小蛙答说：“请你不要涨了，当心肚子爆裂!”这母蛙真是笨坯!她不该跟牛比伟大的，她应该跟牛比娇小。所以我们每一种缺陷都有补偿，吝啬说是经济，愚蠢说是诚实，卑鄙说是灵活，无才便说是德。因此世界上没有自认为一无可爱的女人，没有自认为百不如人的男子。这样，彼此各得其所，当然不会相安无事。
老婆子和母鸡的故事：老婆子养只母鸡，每天下一个蛋。老婆子贪心不足，希望它一天下两个蛋，加倍喂她。从此鸡愈吃愈肥，不下蛋了--所以戒之在贪。伊索错了!他该说，大胖子往往是小心眼。
狐狸和葡萄的故事：狐狸看见藤上一颗颗已熟的葡萄，用尽方法，弄不到嘴只好放弃，安慰自己说“这葡萄也许还是酸的，不吃也罢!”就是吃到了，他还说：“这葡萄果然是酸的。”假如他是一只不易满足的狐狸，这句话他对自己说，因为现实终“不够理想”。假如他是一只很感满意的狐狸，这句话他对旁人说，因为诉苦经可以免得旁人来分甜头。
驴子跟狼的故事：驴子见狼，假装腿上受伤，对狼说：“脚上有刺，请你拔去了，免得你吃我时舌头被刺。”狼信以为真，专心寻刺，被驴子踢伤逃去，因此叹气说：“天派我做送命的屠夫的，何苦做治病的医生呢!”这当然幼稚得可笑，他不知到医生也是屠夫的一种。
这几个例可以证明《伊索寓言》是不宜做现代儿童读物的。卢梭在《爱弥儿》(Emile)卷二里反对小孩子读寓言，认为有坏心术，举狐狸骗乌鸦嘴里的肉一则为例，说小孩子看了，不会跟被骗的乌鸦同情，反会羡慕善骗的狐狸。要是真这样，不就证明小孩子的居心本来欠好吗?小孩子该不该读寓言，全看我们成年人在造成什麽一个世界、什麽一个社会，给小孩子长大了来过活。卢梭认为寓言会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复杂了，失去了天真，所以要不得。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象在禽兽中间一样的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缘故是，卢梭是原始主义者(Primitivist)，主张复古，而我呢，是相信进步的人--虽然并不象寓言里所说的苍蝇，坐在车轮的轴心上，嗡嗡地叫到：“车子的前进，都是我的力量。”
钱钟书的经典散文作品篇4：吃饭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辩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把国家分成三等人，相当于灵魂的三个成份;饥渴吃喝是灵魂里最低贱的成份，等于政治组织里的平民或民众。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籍口，彷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份!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古罗马诗人波西蔼斯(Persius)曾慨叹说，肚子发展了人的天才，传授人以技术(Magisterartisingeniquelargitorventer)。这个意思经拉柏莱发挥得淋漓尽致，《巨人世家》卷三有赞美肚子的一章，尊为人类的真主宰、各种学问和职业的创始和提倡者，鸟飞，兽走，鱼游，虫爬，以及一切有生之类的一切活动，也都是为了肠胃。人类所有的创造和活动(包括写文章在内)，不仅表示头脑的充实，并且证明肠胃的空虚。饱满的肚子最没用，那时候的头脑，迷迷糊糊，只配作痴梦;咱们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吃了午饭睡中觉，就是有力的证据。我们通常把饥饿看得太低了，只说它产生了乞丐，盗贼，娼妓一类的东西，忘记了它也启发过思想、技巧，还有“有饭大家
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德国古诗人白洛柯斯(B.H.Brockes)做赞美诗，把上帝比作“一个伟大的厨师傅(dergrossSpeisemeister)”，做饭给全人类吃，还不免带些宗教的稚气。弄饭给我们吃的人，决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翁。这样的上帝，不做也罢。只有为他弄了饭来给他吃的人，才支配着我们的行动。譬如一家之主，并不是挣钱养家的父亲，倒是那些乳臭未干、安坐着吃饭的孩子;这一点，当然做孩子时不会悟到，而父亲们也决不甘承认的。拉柏莱的话似乎较有道理。试想，肚子一天到晚要我们把茶饭来向它祭献，它还不是上帝是什么?但是它毕竟是个下流不上台面的东西，一味容纳吸收，不懂得享受和欣赏。人生就因此复杂了起来。一方面是有了肠胃而要饭去充实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饭而要胃口来吃的人。第一种人生观可以说是吃饭的;第二种不妨唤作吃菜的。第一种人工作、生产、创造，来换饭吃。第二种人利用第一种人活动的结果，来健脾开胃，帮助吃饭而增进食量。所以吃饭时要有音乐，还不够，就有“佳人”、“丽人”之类来劝酒;文雅点就开什么销寒会、销夏会，在席上传观法书名画;甚至赏花游山，把自然名胜来下饭。吃的菜不用说尽量讲究。有这样优裕的物质环境，舌头像身体一般，本来是极随便的，此时也会有贞操和气节了;许多从前惯吃的东西，现在吃了彷佛玷污清白，决不肯再进口。精细到这种田地，似乎应当少吃，实则反而多吃。假使让肚子作主，吃饱就完事，还不失分寸。舌头拣精拣肥，贪嘴不顾性命，结果是肚子倒霉受累，只好忌嘴，舌头也只能像李逵所说“淡出鸟来”这诚然是它馋得忘了本的报应!如此看来，吃菜的人生观似乎欠妥。
不过，可口好吃的菜还是值得赞美的。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磨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音乐和烹调。一碗好菜彷佛一只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最粗浅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鸭和甜酱，或如西菜里烤猪肉(Roastpork)和苹果泥(Applesauce)、渗鳘鱼和柠檬片，原来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东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缘份，像佳人和才子，母猪和癞象，结成了天造地设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属。到现在，他们亲热得拆也拆不开。在调味里，也有来伯尼支(Leibniz)的哲学所谓“前定的调和”(Harmoniapraestabilita)，同时也有前定的不可妥协，譬如胡椒和煮
虾蟹、糖醋和炒牛羊肉，正如古音乐里，商角不相协，徵羽不相配。音乐的道理可通于烹饪，孔子早已明白，所以《论语》上记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惜他老先生虽然在《乡党》一章里颇讲究烧菜，还未得吃道三昧，在两种和谐里，偏向音乐。譬如《中庸》讲身心修养，只说“发而中节谓之和”，养成音乐化的人格，真是听乐而不知肉味人的话。照我们的意见，完美的人格，“一以惯之”的“吾道”，统治尽善的国家，不仅要和谐得像音乐，也该把烹饪的调和悬为理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追随孔子，而愿意推崇被人忘掉的伊尹。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在他眼里，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伊尹以至味说汤那一大段，把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这个观念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自从《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和羹调鼎”，老子也说“治国如烹小鲜”。孟子曾赞伊尹为“圣之任者”，柳下惠为“圣之和者”，这里的文字也许有些错简。其实呢，允许人赤条条相对的柳下惠，该算是个放“任”主义者。而伊尹倒当得起“和”字——这个“和”字，当然还带些下厨上灶、调和五味的涵意。
吃饭还有许多社交的功用，譬如联络感情、谈生意经等等，那就是“请吃饭”了。社交的吃饭种类虽然复杂，性质极为简单。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把饭给予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这便是慈善救济，算不上交际了。至于请饭时客人数目的多少，男女性别的配比，我们改天再谈。但是趣味洋溢的《老饕年鉴》(AlmanachdesCourmands)里有一节妙文，不可不在此处一提。这八小本名贵希罕的奇书，在研究吃饭之外，也曾讨论到请饭的问题。大意说：我们吃了人家的饭该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时间的长短按照饭菜的质量而定;所以做人应当多多请客吃饭，并且吃好饭，以增进朋友的感情，减少仇敌的毁谤。这一番议论，我诚恳地介绍给一切不愿彼此成为冤家的朋友，以及愿意彼此变为朋友的冤家。至于我本人呢，恭候诸君的邀请，努力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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