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散文和现代诗《病的诗人(二)》
冰心的现代诗和散文通过人物的语言或人物的心理活动来表露作者的主观意态，使小说带着浓重的抒情色彩。小编这里为大家带来冰心的散文和现代诗，希望大家喜欢。
《忆日本的女作家们》
过去两年来，中国人民所深切关怀的、日本人民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报道中，不断地出现着我所熟悉所知道的日本女作家们的名字。在她们的作品里，演讲里，朗诵诗里，我都能想象出她们站在演讲台上，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中，或是坐在案前，怒火如焚，走笔如飞的神情体态。这时候，我恨不能伸出手去隔着海洋紧紧地握住她们的双手，来表达出中国人民和我自己、对于她们所热烈参加的日本有史以来空前的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的无限的同情和敬意!
我终于在今年三月底的东京之行，得到了和她们重见和深谈的机会，这一段回忆，永远是那么强烈而温暖，它给我以快乐，也给我以鼓舞，我们的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队伍里，有这么多的日本的坚强的勇敢的妇女作家参加，对于作家自己，和日本民族以及世界人民都带来极其光明的前景!
在我执笔之顷，首先涌上我的脑海的，是三宅艳子，她是我到东京后所拜访的第一个女作家，虽然我们在飞机场和日本作家的欢迎会上，都已经见了面。我是在一九五八年塔什干的亚非作家会议上结识了她的，我们还一同参观访问了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撒马汗等城，但是这次重逢，她在我的意识中，已不只是一位优秀的评论家，而且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了。
这一天，东京下着春雪，门外寒气逼人，三宅艳子的客室里却是温暖如春，象征着主人待客的热情。她在挂着美丽的油画、生着熊熊的炉火的客室里，不住地忙着给我们端茶送果，还给我们介绍了另外一位女音乐家兼诗人，反对“安全条约”的积极参加者，由起繁子。我们谈的很热烈，也很拉杂，从亚非作家会议，到去年的反对“安全条约”的伟大斗争，谈到日本也谈到中国。她们都表示想到中国看看。尤其是三宅艳子，她走过欧洲不少地方，但是没有到过中国，她说：“在我们的反美爱国斗争中，每次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和作家团体给我们打来的支持鼓舞的电报，我总觉得我们是这样地亲近，我常想，我什么时候能到我们的战友家里去走走呢。”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开过之后，她陪我们游了琵琶湖，在湖边的石山寺里，在我们观赏盛开的八重樱的时候，她忽然从后面笑嘻嘻地拉我一把，拿出一张签来给我看，她说：“我是从来不抽签的，今天兴之所至，在这寺的大殿里抽了一张，你看是不是恰合了我的心愿?”我接过签来看时，上面是：
“第九十番大吉”签词是
一信向天飞
秦川舟自归
前途成好事
应得贵人推
我望着她的清秀的热情横溢的脸，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中日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今日的战斗友谊，是任何人为的力量所不能斩断的!从文字上来说，这张签，不必经过翻译，我们是都能了解的，从心情上来说，似乎连这一段文字都不必要了!
我们从外地访问回来，又在她家里吃了一顿丰美的晚餐。这次的陪客里，除了由起繁子之外，还有池田幸子，这是一位健硕坦爽，经常到东京和大阪的贫民窟里体验生活的女作家。她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谈东京贫民住地的悲惨情况：那里的失业的贫民有一万人左右，通常是八个人睡在六张席的小屋里，拥挤污秽，贫病交逼。那里的警察也特别多!去年那里的贫民曾为反对“加强警察”而自发的聚众捣毁了警察署。她愤慨地说：“政府就是这样地只顾加强镇压，而不关心改善生活的，叫他们怎么活得下去!”
三宅艳子一面忙着给我们烧着香气喷溢的牛肉，一面静静的微笑地听着，有时也参加一两句。这位外貌沉静腼腆，内心火热的女作家，也可以从她酒量上看得出来，她款待我们的醇美的青梅酒，是她自己酿制的。在我们辞别会上，女作家里面，只有她能够把我们强洌的茅台酒，一口饮干!
深尾须磨子，是我十五年前的旧交，首次见面，她就送给我一朵鲜红的玫瑰。在亚非作家会议的妇女代表和日本保卫人权妇女团体的座谈会上，我又见到了她。她跑过来和我紧紧地握手。我告诉她，她在去年六月十九日午夜大雨中，对三万包围国会的示威群众所朗诵的那首长诗里面的：
现在下的雨
好似正为日本的命运忧伤着。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这正义的斗争
祖国就不会灭亡!
坚持下去吧，坚持到最后!
只要我们保持这样的力量，
帝国主义的墙壁就会被我们击碎。
使我受到怎样的感动的时候，她眼里闪出欢喜激动的光。她跪坐在我的垫子后面，紧紧捏住我的肩膀，说：“谢谢你，谢谢中国人民!我们知道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我有勇气!我又正在写一首长诗，是准备在另外的集会上朗诵的。以后寄给你看……”说着又匆匆地回到她的座位上去了。
她在座上发言了。她的眼光是那样的严峻，那样地激烈，她用最清朗热情的声音说：“我已经参加了以工人为中心的爱国反美运动，作为文化工作者，我已经把我的一切、我的生命，交给这个运动，我要坚持到底，决不向困难低头!”这声音至今还在我耳中回旋激荡，我相信，只要日本的文艺工作者和日本人民一起“坚持这正义的斗争”，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他们的。
在离开日本的前两天，我们拜访了七十七岁的前辈女作家，野上弥生子。一九五七年她到我国延安访问的时候，我们曾在北京见过面，她还到我家里吃过茶。听说她近来身体不大好，会议期间一直没有见到她。
她住在东京郊区成城的一条幽静的街上，我们进入树木成荫的庭院，在房门口敲起挂着的小钟。主人从客室里出来，紧紧拉着我的手，逼近地端详我的脸，喜笑地说：“欢迎你!我的眼睛不好，三步外就看不见人。劳你远道而来，我真是不过意!”她的声音是那么清朗，我就想到仅仅是去年五月十七日，她在要求废除“安全条约”和岸内阁总辞职的国民集会上，还登上讲台，慷慨地宣称：“我是以无法抑制的兴奋的心情来参加大会的，我想提一张请愿书来表达我这种心情。我也能够和各位年轻的同胞一起走到大会去。”这位已有五十余年写作历史的老作家，就是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来战胜她的病弱的身躯的!
她以家人般亲切的情意，和我们款款地谈着文学创作问题。她恳切地说：“我以为中国应当有几个描写万里长征的电影，好让青年人知道革命缔造的艰难。年轻人需要教育，他们决不可忘掉过去……人家批评中国文学作品政治意味太浓厚，我就不同意。依我看，文学和政治是分不开的。在教育青年的意义上，日本作家应当向中国作家学习。”
提到她到延安的访问，她立刻欢悦了起来，她感谢中国主人对她从北京到延安一段旅程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与款待，她抑制不住延安的印象对于她的启发和激动。她给我们看了她在延安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口和其他各处所摄的照片。她还极其殷勤地说：“下次中国作家来了，一定要分住在日本朋友的家里。我现在一个人住着很寂寞——我的儿媳住在我对面的房子里，我真想把你留下同住些时，你的家人会不会同意呢?”当我笑着回答还是她再到中国去住些时更好的时候，她爽朗地笑了：“我对中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在我健在的日月里，一定要重访中国的。”
老作家的精力是惊人的，她的眼力不好，但每天还坚持写作三小时。她现在正在写着丰臣秀吉时代茶道名人千利休的事迹。我们一面用茶点，一面畅谈，时间已经近午，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告辞了出来，她也恋恋不舍地扶着儿媳一直送到大门以外。她微笑着说：“告诉惦记我的中国老朋友们，我是病弱地活着，但是我会坚持下去的。”
这里，我应该提到一位精于活跃的女作家松冈洋子。我没有去拜访她，我同她说过：“我没有法子到你家去拜访，因为你整天呆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办公室里!”她也爽朗地大笑起来。她是去年来我国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之一员，去年在中国，今年在日本，我们混得很熟。在我们谈得很热烈的时候，我常常不知不觉地同她讲中国话，我自己好笑，她也好笑，但都觉得这是一种衷心亲切的表现。她就像我们的家人姐妹，常常在深夜或是清晨来到我们的住处，谈些会务也谈些思想问题。她说：“在中国，我学到许多极好的名词，比方说‘反面教员’……”在我们离开东京之前，她终于约我到她家里去，我会到她的母亲，她的姐妹。我们谈到东京会议对于日本作家的良好影响，谈到将来的工作，同时也敦劝她在紧张的工作中要注意休息，她的一家人还为此而感谢我们，我们度过了一个极其温暖的夜晚。在我们动身回国的时候，在羽田机场上，我握着她的手，问：“在中国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替你效劳的?”她立刻说：“没有别的，请你给我寄一本英译的毛主席著作《矛盾论》，我想好好地学习一下。”这位优秀的评论家，是在多么严肃地考虑问题呵!
芦田高子，是我们在金泽会到的一位写短歌的女诗人。其实我在内滩农民对美军打靶场斗争的明信片后面，早已看到她写的短歌和她的名字了。这位健硕爽朗，热情洋溢的诗人，陪我们到内滩去访问，一路上给我们介绍内滩妇女斗争的英勇事迹，谈得滔滔不绝。她是金泽人，内滩人民特别是妇女们的反美爱国的斗争，使她受了极大的感动，她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以她的短歌像匕首一般地做她自己斗争的武器，支持鼓舞着斗争的群众。我们离开金泽的前夕，她主持一个业余作家的座谈会，同我们谈文学创作问题直到深夜，第二天还到车站来送行。我们紧紧地握手不舍，从她热烘烘的，不断地写短歌的右手里，我感到英勇的内滩人民的力量。
我所会到的日本女作家，还有好几位，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见到的有工人出身的女诗人松田解子;我的老朋友佐多稻子;《火凤凰》的作者中本高子，以后在东京、在镰仓我们还有过几次很深切的谈话;《二十四只眼睛》的作者壶井荣，久病初愈，也终于来到了我们离开日本之前的辞别会。我们中间的谈话都是兴奋而热烈的，我对于日本作家坚强地参加日本人民反美爱国的斗争，表示衷心的敬佩。她们对于中国人民和作家对于日本人民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无限的感谢。谈到深切的地方，彼此眼里都有泪痕，但是我们的眼泪是乐观的，快乐的眼泪，敌忾同仇的战斗友谊，使我们的手握得更紧了!
年轻的作家有吉佐和子，是我们在开会前夕的欢迎酒会上就见到的。她一直以最恳挚的态度，表示想到中国来看看。日本人民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时候，她正在美国，但是她说就在那时候引起了她的爱国的民族的激感。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我们在镰仓的一所幽静的别墅里的五小时的谈话。巨扇的玻璃门外下着很大的春雨，落花满地，浓绿的枝叶上滴沥着沉重的雨声……她谈到她的短篇小说《半醉》——是描写原子弹受害者的故事的——的时候，她的眼泪涌上来了。她说：“美国人尽管在广岛盖了许多房子，也抹不掉日本人民心上的创痕，日本人民是永远忘不了这件事的!”
这篇文章应该结束了，我心里的话和忆起的事实都是写不完的。在一片兴奋温暖的回忆之中，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三岛一先生的话，在我们建国十周年庆祝的第二天，他邀我到北京饭店去喝茶，他笑着说：“你们中国放焰火的法子和日本不一样，是一排一排地放的，照耀得大地通明!我脑中的光明的印象，强烈得使我睡不着觉!”日本的女作家们，对于我，也像一排一排地放上天去的焰火。在我脑中留下的印象是那么灿烂，那么多彩，她们在作品中所放出的光芒，就是她们从和人民结合中所取得的火雨般的压抑不住的力量。
我们的战斗友谊是永存的!
隔着盈盈一水的东海，我再度向她们致敬!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五日，北京。
《病的诗人(二)》
诗人病了——却
怪窗外天色，
怎的这般阴沉!
天也似诗人，
只这样黯寂消沉。
一般的：
酿诗未成，
酿雪未成。
墙外的枯枝，
屋上的炉烟，
和着隐隐的市声，
悠悠的送去了几许光阴?
诗人病了——
却怪他窗外天色
怎的这般阴沉!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