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诗歌鉴赏

《蝶恋花·尝爱西湖春色早》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所作的一首词。这是一首写春之作。通过描写作者前后两年游赏颍州西湖春景的不同感受，形象地表现了他中年以后的放旷达观情怀。语言平白通俗，上片寥寥数句，把春光流逝，时光如飞的感觉明晰地表达出来。下片尽抒旷放之情。春光即逝，年华已老，但并不枉自感伤。

欧阳修诗歌鉴赏【篇2】

词牌名：玉楼春|朝代：宋朝|作者：欧阳修

去时梅萼初凝粉。不觉小桃风力损。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归期无定准。

阑干倚遍重来凭。泪粉偷将红袖印。蜘蛛喜鹊误人多，似此无凭安足信。

此词上片通过写景表现时光的流逝，来烘托心中的闺思。下片通过人物行为表现对心上人的思念，情感委婉、真实。

上片从分手的时候写起：“去时梅萼初凝粉，不觉小桃风力损。”唐刘禹锡《崔元受少府自贬所还遗山姜花以答之》：“驿马损筋骨，贵人滋齿牙。”这里指桃花被风摧残而凋谢。这两句是说：分手的时候，梅花刚要长出花蕾，不知不觉小桃花也已经凋谢。“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归期无定准?”梨花在清明前后开放。晏殊《破阵子·春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这两句是说：开花最晚的梨花都已经凋落，你因为什么事耽搁还确定不了归来的日期?上片三折而下，写心上人久不归来，闺中人相思日重。

下片前两句具体描绘相思之情：“阑干倚遍重来凭，泪粉偷将红袖印。”“阑干倚遍”，说明登高盼归次数之多，而又“重来凭”，表现出相思之深、之切。“泪粉偷将红袖印”是说擦拭眼泪把衣袖弄上了脂粉。“偷”字表现出相思之情怕人知道的害羞之态，将情感写得很含蓄。结语由盼心上人不归，转而怨恨蜘蛛、喜鹊：“蜘蛛喜鹊误人多，似此无凭安足信。”这两句是说：蜘蛛和喜鹊已多次报喜讯，但心上人始终未归，真是“误人”不浅，像这样地不讲信用怎么能让人相信。不怨人不归，而怨蜘蛛、喜鹊“无凭”，无理而妙。

此词以浅近质朴之语，曲折表现思妇幽怨之情，足见词人笔力不浅。

这是一首春闺离恨之词，是以代言体形式表达闺中思妇离情别恨的作品，当为欧阳修早期所作，具体创作时间未详。

欧阳修诗歌鉴赏【篇3】

朝代：宋朝|作者：欧阳修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

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

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

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

《晚泊岳阳》是北宋诗人欧阳修的作品。全诗描绘出一幅清丽明快的洞庭夜景图。首联看来字字平易，却表现出作者对家的思念。羁旅之人闻得悠悠钟声，感受到城中黄昏人归的气氛，那种家的气氛不禁牵引着小船驻留树下，诗人静静地谛听着，感触着。不久，江上月出，洞庭湖一片苍茫，令人生起一种前途未卜之感。夜深明月焕发光彩，舟人吟着歌回转，那一曲回家的歌儿又令作者听而不厌，只是轻舟转眼已如飞而去，留下的只有诗人独自面对江月江涛。作者以景寓情，又巧妙地让情景相悖，含蓄地表达自己失意之慨。

欧阳修诗歌鉴赏【篇4】

词牌名：诉衷情|朝代：宋朝|作者：欧阳修

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这首词抒写女子的离愁别恨。词以形传神，从人物的外貌转而深入其内心世界，通过描写一位歌女的生活片断，即在冬日的清晨起床梳妆时的生活情景，展现了歌女们痛苦与苦闷的内心世界。上片即行点题。首二句以素描手法勾勒出一幅图画：主人公于冬日凌晨临镜梳妆，精心地在额上涂出梅状五色花朵。“帘幕卷”，暗示她已起床;轻霜，气候只微寒;因微寒而呵手，可想见她的娇怯;梅妆，是一种美妆，始于南朝宋寿阳公主;试梅妆，谓试着描画梅花妆。后二句写她本有离愁别恨，所以把眉画得像远山一样修长。古人有以山水喻别离的习惯，眉黛之长，象征水阔山长。用远山比美人之眉，由来已久。以上，读者从歌女一番对镜梳妆、顾影自怜的举动中，尤其是从她描眉作“远山长”当中，可以窥见她内心的凄苦和对爱情的渴望。下片极其成功进行了心理刻画，描写了歌女内心的凄苦和悲凉。首三句写她追忆往事，哀叹芳年易逝，内心伤感不已。此三句，寥寥数语便道出了女主人公对于自身命运不能自主而只得让美好年华虚度在陪人欢笑上的痛楚。结尾三句，以女主人公“拟歌先敛”、强颜欢笑、寸肠欲断的情态，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歌女无法获得幸福生活而为生计被迫卖唱的痛苦心情。“拟歌先敛，欲笑还颦”八个字，透露了这位靠色艺谋生的歌女不得不强颜欢笑的苦闷。自己卷起带霜的门帘，然后呵手试妆，可见其孤独困苦。是对卖笑生活的总结，也是对从良后的现实的概括。末句“最断人肠”隐含着作者的同情，语简意深，十分传神。此词写人眉目传神，入木三分，将歌妓的怨嗟和悲苦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足见词人生活体验和艺术功力之深。

欧阳修诗歌鉴赏【篇5】

朝代：宋朝|作者：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公元633年，李世民下令让将近400人囚犯回乡一年，等到来年秋收后再回到狱中受刑。这些犯人感激不已，等到第二年秋收后，所有犯人一个不差地全部归狱。李世民很是高兴，当场赦免了所有犯人。这就是著名的“四百囚徒归狱案”。

《纵囚论》就唐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事不足为训，并明确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论点。这是一篇对传统见解进行辩驳的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