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诗歌鉴赏著名
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静寄东轩,春醪独抚。
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霭霭,时雨濛濛。
八表同昏,平陆成江。
有酒有酒,闲饮东窗。
愿言怀人,舟车靡从。
东园之树,枝条载荣。
竞用新好,以怡余情。
人亦有言:日月于征。
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
敛翮闲止,好声相和。
岂无他人,念子实多。
愿言不获,抱恨如何!
此诗从首句中摘取二字为题,题目与诗的内容无关。这首诗的内容,就是序中所说“思亲友也”。诗中运用比兴的手法和复沓的章法,通过对自然环境的烘托描写,和不能与好友饮酒畅谈的感慨,充分抒发了诗人对好友的深切思念之情。
诗歌全篇贯穿了陶渊明因不能和友人共享美好的抱恨之意,这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一片热肠,和希望与友人共享美好的深情。无论是“良朋悠邈,搔首延儜”的烦急,还是“愿言怀人,舟车靡从”的无奈,无论是“安得促席,说彼平生”的愿望,还是 “岂无他人,念子寔多”的担忧,无不尽显诗人的火热心肠和深情厚意。
正因为对友人的一片热肠和一往情深,而使诗人陷入寂寞孤独:“竞用新好,以怡余情。”—— 始发新芽的东园之树,都竞相用发着嫩芽的枝叶让我快慰,这正是因寂寞孤独而生幻觉,或聊以自慰。因为寂寞孤独,诗人才羡慕那“翩翩飞鸟”的“好声相和”,而益发“抱恨”了。
诗中“八表同昏”等诗句,表面看是写天气,而用夏天雷雨前或冬天雪前的景象来形容春季的天色,似乎形容过量,显然,这里是暗喻国政时局被封建贵族、军阀争夺中央政权而搞得天昏地暗,暗寓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
此诗约作于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春,当时作者闲居于家乡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此前一年,桓玄在建康(今南京)篡东晋帝位,这一年二月,刘裕收取京口(今镇江)、广陵(今扬州),进一步攻占建康(今南京)。桓玄逃经浔阳,挟晋帝走江陵(在今湖北)。
陶渊明的诗歌鉴赏著名精选篇2
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
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
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
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
此诗与《和刘柴桑》诗当作于同一年,即义熙十年(414),陶渊明五十岁。从诗意来看,《和刘柴桑》作于冬春之交,而此诗作于秋天。
诗中以隐居躬耕的自然乐趣和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道理来酬答刘柴桑,尽管其中带有消极的思想,但在朴素纯和之中,却洋溢着田园生活的乐趣。
陶渊明的诗歌鉴赏著名精选篇3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
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
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
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
全诗可分四段。首四句为第一段,自叙年轻时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谈到自己从小就对世俗事务毫无兴趣,只在弹琴读书中消磨时间。虽然生活穷苦,却也怡然自得。此话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也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在《杂诗》之五中说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话,可见他本来曾经有过大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抱负。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个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之所迫。一个人对往日美好事物的追忆,常常就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这里开宗明义,强调自己年青时寄身事外、委怀琴书的生活,实际就表达了他对当时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谴责,对即将到来的周旋磬折、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的厌恶。
虽然作者厌恶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运顺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无须与命运抗争,尽可以安心从政,把它当作人生长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衙”等四句对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通衢大道毕竟不能久停车马,因此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与园田的分别也就只能是暂时的。作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打算,坦然应征出仕了。
从“眇眇孤舟逝”至“临水愧游鱼”八句为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顺自然,不与时忤的宗旨和暂仕即归的打算登上小舟,从悠闲、宁静、和平的山村驶向充满了险恶风波的仕途,刚出发心情也许还比较平静,但随着行程渐远,归思也就渐浓。行至曲阿,计程已千里有余,这时诗人的思归之情达到了极点。初出发时的豁达态度已为浓重的后悔情绪所替代。他甚至看见飞鸟、游鱼亦心存愧怍,觉得它们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长河中游泳,自己却有违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灵和行动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目倦川途异”四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此行的厌倦和自责情绪。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叙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随运顺化,终返田园。这一段可看作全诗的总结。“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怀琴书,不与世事之想;“谁谓形迹拘”之“形迹”,就是如今为宦之形,出仕之迹。作者从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实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过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丧失,既然如此,按道家“养志者忘形”(《庄子·让王》)的理论,那么形迹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无所谓。这与作者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所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体相近。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责,就是说明他已经觉得自己“心为形役”了,为什么还要说“谁谓形迹拘”呢?作者这里是安慰自己:我没有为形迹所拘;是鼓励自己:我不会为形迹所拘!从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的反诘,其实是作者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为了从后悔情绪中挣脱出来而对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对处境的对策,后一句是作者对今后出路的打算:姑且顺着自然的变化,随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终肯定要返回田园的。后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决心,也是全诗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则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据道家思想所制定的处世原则,在表面豁达的自我安慰中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短短四句话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实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的。
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苟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非常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
这首诗当作于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陶渊明四十岁。元兴二年(403年)十二月,楚王桓玄篡晋即皇帝位,改元永始。元兴三年(404年)二月刘裕被众臣推为盟主,率部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事。三月攻入建康,被推为使持节、八州军事都督、徐州刺史。这期间,刘裕行镇军将军(战乱中,无诏书任命,这里的“行”是暂用的意思)。军府设在京口。陶渊明当时为生活所迫,出任镇军将军府的参军,在赴京口上任行经曲阿(今江苏丹阳)途中,他写下了这首诗。
刘裕的起事在当时被视为义举,陶渊明在《荣木》诗中也表露了建功的思想。这些促成了陶渊明应征的积极行动。然而桓玄本来也是有反昏庸专权的司马道子起家,进而实行其阴谋野心的。刘裕也有很大的可能依样画葫芦。陶渊明本以高节自励,而此时又将卷入政治的漩涡。因此此诗是在他出仕与复归的矛盾心理下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