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仁者乐山

　　对于一些高山，你喜欢吗?下面请欣赏小编带来的余秋雨的《仁者乐山》。

　　《仁者乐山》原文：

　　从意大利到奥地利，我们知道，已经从南欧进入了中欧，目光当然会有一点转变。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当然与小城不同，虽然年代并不久远但很有文化。一百多年前已经有旅行家作出评语：“在维也纳，抬头低头都是文化。”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褒是贬，但好像是明褒实贬，因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积得过于密集，实在让人劳累。

　　接下去的一个评语倒是明贬实褒：“住在维也纳，天天想离开却很难离开。”这句评语的最佳例证是贝多芬，他在一城之内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没有离开，可见维也纳也真有一些魔力。但这魔力对贝多芬比较具体，那就是当时作为音乐之都的听众基础巴整体氛围。

　　时至今日，这种魔力凝冻成一种重复式的纪念，艺术不再有勃发的创造势头，市民也不再有旺盛的发现激情，一切有关艺术大师在维也纳被接纳、受拥戴、被冷落的种种传说，永远只成了传说。它当然还是有内涵、有气势的，但是，太重的文化负担使它处处陷入程序化的纪念聚集，而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又使它不能像巴黎、伦敦、柏林那样为程序化的纪念注入实质性的现代精神，因此显得沈闷而困倦。奥地利人明白这一点，因此早已开始了对维也纳的审美背叛和生态背叛。

　　奥地利的当代风采，在维也纳之外，甚至在“维也纳森林”之外。应该走远一点去寻找，走到那些当初被看成冷僻荒野的山区农村，走到因斯布鲁克到萨尔茨堡、林茨的山路间。寻找时，有小路应该尽量走小路，能停下逗留一会儿当然更好。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不仅背叛了维也纳，也背叛了作为欧洲主干的海洋文明。整个国家四周都沾不到海，这会给交通、货运、气候、风光带来太大的局限，但他们国歌的第一句就自豪地宣称：“高山之国……”。它是欧洲的异数，因上极大地丰富了欧洲。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使我疑惑起来：自己究竟是喜欢山，还是喜欢水这里所说的“喜欢”，不是指偶尔游观，而是指长期居息。偶尔游观哪儿都能看出一点美来，但要你认真住下来就不一样了。要方便最好是居住在平原，但人生在世并不全是为了方便。无论是临水还是倚山都会有一些不方便，甚至还会引来一些大灾难，但相比之下，山间的麻烦更多。从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山窝里很快就会感到闭塞、局促、坎坷、芜杂，这种生态图像与水边正恰相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历来盛邑大户可以离山，却总不离水。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本人以前对居息环境的梦想，也不大多与水有关。

　　但是，眼前的奥地利，分明摆脱了山居的多数弊病，让我惊讶不已。

　　首先是图像的净化，这在山区本来是最难做到的。他们的办法是满山满坡都种植地毯般的绒草，或者是整治一片片齐楚的森林，色调和谐统一，绝不羼杂、跳跃。结果一眼看去，全然单纯朗丽，把种种纷乱和芜杂都抹去了。这也就抹去了山地对人们的心理堵塞，留下的开阔气韵，如洪波宛曼、云海静谧。海边的优势，也不过如此吧但它又比海边宁静和安全。

　　其次是人迹的收敛。被整治过的草地、森林当然是人力所致，但人的痕迹却完全隐潜，只让自然力全姿全态地出台。所有的农舍虽然考究精致，却全部采用纯净的自然色，或是原木色，或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别的色彩。在形态上也追求板屋、茅寮的效果，绝没有丝毫的炫华斗奇，甘愿被自然掩盖和埋没。

　　这种情景与中国农村大异其趣。中国由于贫困日久，一直提倡“战天斗地”，总是企图在大地上留下十分鲜明的人为印迹，至少也要涂画一些标语口号。及至改革开放，农村快速富裕，却又急忙地搭建出大量纷乱、艳丽的致富图像，更是把人迹凌驾于自然之上。到奥地利才懂得，只有当人们收敛自我，才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而农村的最高魅力，就是自然。

　　有人说，要达到奥地利农村的境界，需要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富裕之初先让人力毕现，富裕到一定程度就会提高教育水平和审美水平，再让人迹收敛。这个过程也可称之为“低级自然化———非自然化———高级自然化”三段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人们应该力争少走第二段即“非自然化”的弯路，尽量让山区农村在自然化的原则下从低级走向高级。这是因为，“非自然化”的进入和摆脱，都需要花费大量资金，而且终究对自然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

　　然而，要跳过这个阶段很不容易，取决于农民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也取决于高层设计人员的介入和引导。奥地利的山区农村完全看不到拆除那种“非自然化”建筑留下的任何痕迹，显然没有走多大的弯路，用最俭朴的方式抵达了高级自然化状态。

　　甚至，在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也几乎看不到那些自以为非常热爱自然风光，却又以触目的别墅、度假村之类损害了自然风光的城里人印迹。我们周围的很多城里人不知道，当他们把“回归自然”的口号付诸实践的时候，实际上是骚扰了自然。他们为了谋取窗口的山野景象而带来的建筑样式和建筑材料，与山野的素朴本质格格不入，结果便点点块块地蚕食了山区农村的整体美学生态。

　　奥地利这么美丽的山区农村中一定也有很多城里人居住，他们显然谦逊得多，要回归自然首先把自己“回归”了，回归成一个散淡的村野之人，居所当然也毫无市侩气息，而是彻底消融，如雨入湖，不分彼此。

　　由此，便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绕口令：奥地利的山区农村由于居住着非常合适的人，因此非常适合人居住。

　　奥地利使欧洲的山、水关系平衡了，这不禁使我想起中国古代的山、水哲学。

　　孙子对山、水并无厚此薄彼，说过很著名的八个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中国古人喜欢用比喻手法在自然界寻找人生质量的对应物，因此，水的流荡自如被看成智者的象征，山的宁静自守被看成仁者的象征。这还不仅仅是一般的比喻和象征，孔子分明指出，智者和仁者都会由此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自然环境，这已近乎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理格式对应关系了。在我的记忆中，先秦诸子都喜欢以山水来比附人间哲理，但最精彩的还是“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说法，直到今天还给人们许多联想。

　　埃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这一点，早已被历史证明。由这样的文明产生的机敏、应时、锐进、开通等等质量也常常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先进力量。与此相对比，山地文明一旦剥除了闭塞的包袱，也会以敦厚淳朴、安然自足、坚毅忠诚、万古不移的形态给社会历史带来定力，而这在过去常被我们看成是落后倾向。

　　其实，就人生而言，也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正因为如此，我想，一个人年轻时可以观海弄潮、择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静定心态，则不妨在山地落脚。

　　此刻我正站在因斯布鲁克的山间小镇塞费尔德Seefeld的路口，打量着迷人的山居生态。那些原木色或深褐色的农舍门前全是鲜花，门口坐着一堆堆红脸白须、衣着入时的老人。他们无所事事，却无落寞表情，不像在思考什么，也不东张西望。与我们目光相遇，便展开一脸微笑，那表情是说：“出来玩呢天气真好”，并不期待你有太多的响应。

　　也有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在居住。我左边这家，妻子刚刚开了一辆白色小车进来，丈夫又骑着摩托出去了。但他们的小车和摩托都掩藏在屋后，不是怕失窃，倒是怕这种现代化的对象窃走浑厚风光。妻子乐呵呵地在屋前劈柴，新劈的木柴已经垒成一堵漂亮的矮墙。

　　现在是八月，山风已呼呼作响，可以想见冬季在这里会很寒冷。这些木柴那时将在烟筒里变作白云，从屋顶飘出。积雪的大山会以一种安静的银白来迎接这种飘动的银白，然后两种银白在半空中相融相依。突然有几个彩色的飞点划破这两种银白，那是人们在滑雪。

　　有关余秋雨散文读后感推荐：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小资的时髦风气，并带出了文坛一阵风潮。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他散文集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被不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重要畅销图书，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和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以他的《文化苦旅》为例，看看历史和文学在这里是怎样结构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话语策略，那就是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王道士以他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不仅如此，作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如“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即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作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运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那么，在当时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陆、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过火的问题。它太过矫情。再以“王道士”一文为例，由于爱“宝”心切，作者竟打算给道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出口贸易”，作者想为此“大哭一场”。这种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大众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认可，这两者最终发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古怪。

　　与诗歌相比，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长期以来，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了城市市民的热烈掌声，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种日用文化缀品。这就为所谓“大散文”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

　　在我看来，余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缓慢地崩溃。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述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疑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之本。“轻小”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无关乎深沉和浅薄，要的只是真性情，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