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短篇散文
余秋雨的散文以深厚的人文素养,与中外古今的文化精魂在生命中撞击、遇合,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余秋雨短篇散文，以供大家阅读。
余秋雨短篇散文：都江堰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它就是都江堰。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场千年的收伏战。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四川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单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站在哪里?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叹。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反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砭肤冷气，估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罢。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改恶从善。人对自然力的驯服，干得多么爽利。如果人类干什么事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
但是，人类总是缺乏自信，进进退退，走走停停，不断自我耗损，又不断地为耗损而再耗损.结果，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离索桥东端不远的玉垒山麓,建有一座二王庙，祭祀李冰父子。人们在虔诚膜拜，膜拜自己同类中更像一点人的人。钟鼓钹磬，朝朝暮暮,重一声，轻一声，伴和着江涛轰鸣。
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
我到边远地区看傩戏，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灌县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土滋润。傩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帖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
余秋雨短篇散文：海牙的老人
海牙的清晨，湿漉漉的广场上摆满了旧书摊，很多老年人把毕生收集的书籍、古董陈列在那里，让人选购。
在博物馆前的那个角落，一位年迈的摄影师摆出了自己拍摄的数千张旧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边上还摆放着三台老相机，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从自己的角度把荷兰的历史概括。
见我仔细翻阅，老人两眼放光。但最后，我当然还是让他失望。他用英语向我嘟哝：全拿走吧，实在不贵。
我暗自责备自己翻阅得太久了，使他产生误会，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着他，向他道谢。我想他应该认出，我是中国人。连他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也无法把自己的历史图像收入博物馆，任其在博物馆门外长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们中国流浪在外面的历史符号就更多了。我们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门庭，反把人家的历史图像带走我们中国人太知道，这些历史图像一旦被带走，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时日。
中国人也许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把别人的历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见我要离开，又说了一句：“也可以拆开了买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这话使我心里一动。因为曾经听说，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满个人情谊而又无行贿嫌疑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泰晤士报》，让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议，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我连忙回头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叠，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齐整无缺，可见至今没有人零拆买走。从老人的生活状态看，他未必拥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复印的技术设备。我笑着向他摇摇头，心想，我算什么呢一个如此平凡的生命，一个在湿漉漉的早晨偶尔驻足的过客，岂能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这位老人的平生劳作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会出现一个更负责的收藏者，将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义。再等一年半载吧，老大爷。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个法律机构来仲裁这是人类的理性之梦，结果便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出现。
到海牙总要去看看国际法院，世界各国的旅行者都这样想。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宫栅栏外，停满了各种旅行车辆，挤满了一队队来自各国的游人。
和平宫就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国企业家卡纳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冥冥中加重了这栋楼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这栋楼造得庄严、大气，但更漂亮的是环绕着它的巨大庭院。因此，从铁栅栏到和平宫的主楼还有很长的距离，中间是葱茏的草地，远处林木茂密。
国际法院不是一个纪念性遗址，而是一个天天都在忙碌的联合国司法机构，当然不允许旅行者参观。因此，铁栅栏外的参观，其实只是远眺。
我们几个拨开众人，找到了第一层正门，说我们来自何方，两天前曾来过电话，承蒙同意入内参观。门卫立即向里边打电话，然后态度变得非常客气，要我们等一等，说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接引。
出来的是一位女士，讲法语，让我们每个人把护照交给门卫。门卫一一登记了，一并归还。女士一笑，摊开手掌往里边一让，我们就在各国旅行者惊讶和羡慕的眼光中鱼贯而入。
被那么多目光注视背后，总觉得不自在，不知哪位伙伴说：“干脆，神态凝重一点，装成被告或原告模样吧，让那些不能进来参观的人心里平衡一点。”
我说：“装不了。谁都知道，中国人从不在国际法院找麻烦。”
又一位伙伴说：“该不会遇到米洛舍维奇吧，说不定这些天引渡过来了。”
我说：“那归前南特别法庭管，不在这里。这里是法院，统领那个法庭。”
说着，已走到和平宫主楼的正门，那里站着两位警卫。领路的女士与他们说了一阵，警卫拿出一本登记簿让她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她转身向我们挥手。原来她已完成任务，要离开了。主楼里边，已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等着我们。
我们跟着这位小姐轻步前行，绕来绕去，居然从主楼的后门绕到了一座新楼。那里有几排椅子，她叫我们坐下休息，说过一会儿会有一位官员来接我们。
大概等了十来分钟，听到一声热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她比较重要，因为她讲话很多，无拘无束。
从她口里越来越多听到一个人的名字，说他要破例接待我们，今天一早就亲自给她打电话作安排。我们问那人是谁，她一怔，然后笑了，说：“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呢。他是国际法院副院长，今天特地空出时间来等你们。我现在正领你们去他的办公室。”
这条路有点复杂，上二楼，走过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楼。她先领我们看了看各位大Fa官审案前开会的会议室，再看隔壁的审判庭。这两个地方今天都空着，一派古典贵族式的庄严肃穆。
从审判庭出来，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们先做了一个手势，然后在一个灰色的门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轻轻地敲了两下。
才两下，门就开了，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老人，而且是一个中国老人“你们来了请进请进”———这更让我吃惊了，居然满口浓重的上海口音这便是堂堂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史久镛大Fa官。
国际法院的法官由联合国会议选举产生。史先生在这里极具威望，是国际法院的灵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国。
他的办公室分两大间，外面一间堆着各种文件和电脑，里面一间有他的大写字台。宽宽的落地窗前一个会客的空间，我们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国式的园林，却又带有英国园林的自然风味。
我们尽管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际法院，但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一开始就有许多最浅显的问题期期艾艾地提了出来，他一听就笑了。例如———问：你们有事干吗国与国，不是打仗就是谈判，怎么会想着打官司答：我们在这儿忙极了，堆满了案件。你看，积压在手边的就是几十宗。
问：你们判决以后，那些败诉的国家会遵照执行吗答：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例外，美国。我们判它输，但它不执行，事情递交到安理会，它作为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了。
由此开始，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乎已经涉及到一切国际大事，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与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语言方式。外交官囿于一国，却旋转着表里两层结构，看谁旋转得漂亮，可谓脚盘固定而手法灵活。而他则相反，除了法律和正义，没有固定的国家立场，也没有言谈的手法，全然是一种国际式的平正，毫无修饰和讳避。我们听起来句句入耳，却又有一点陌生。
就像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各个分立的门户长年对峙，人们早已听熟他们各自的立场，不知哪天突然来了一位“老娘舅”，他没有立场，只有规矩，大家一时有点吃惊。
他是一个国际公民，现在住在海牙，但要经常回上海省亲。以前他长期居住在上海，我问他住在上海何处，他说原来住在华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动迁了。
我们又问，既然经常回上海，会不会像刚才与我们谈的那样，与国内法律界的朋友谈谈国际法律精神这位国际大Fa官淡淡地说：“我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着国际间最缠人的麻烦事，却明确声言“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这就突然让我们明白，人们一般理解的“交际”，究竟是什么含义。
我略微有点走神，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踩踏着秋天的落叶，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余秋雨短篇散文：西湖梦
西湖的文章实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历代高手，再做下去连自己也觉得愚蠢。但是，虽经多次违避，最后笔头一抖，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也许是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我避不开它。
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扇上印着一幅西湖游览图，与现今常见的游览图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画着各种景致，就像一个立体模型。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幽雅名称，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看，于是日日逼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
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
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
画工还欠费工夫。
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一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游了长长一程，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绒绒地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
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二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浏览方式，与感官玩乐溶成一体。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而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归之于非常实际、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对者们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国宗教，不管从顺向还是逆向都激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千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许正是如此，鲁迅劝阻郁达夫把家搬至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岳，
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
风波浩荡足行吟。
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记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如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取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景点，景点，总是景点，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风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三
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不是为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
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观的艺术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于是，这样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间特别显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后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树木也生得平适，鸟鸣也听得自如。这一切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这里做了太守，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就这样，才让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
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隐居孤山二十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市嚣。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千古绝唱。中国古代，隐士多的是，而林和靖凭着梅花、白鹤与诗句，把隐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能够偏偏到杭州西湖来做一太守，更是一种极偶然、极奇罕的机遇。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不管有没有他的才分。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儿找不到几丛花树、几双飞禽呢?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
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窑，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画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四
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妓女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公堤上女当垆”“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较早一点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是苏小小的钦仰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钱墉苏小是乡亲”，虽为鲁迅所不悦，却也颇可理解的了。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当然不乏轻薄文人，但内心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妓女竞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颇为深刻的。
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很重感情，写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的无限风光。美丽的车，美丽的马，一起飞驶疾驰，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造像。又传说她在风景胜处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最后，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她却恬然适然，觉得死于青春华年，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认为，死神在她十九岁时来访，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
难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说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义者。依我看，她比蔡花女活得更为潇洒。在她面前，中国历史上其他有文学价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为了个负心汉，或为了一个朝廷，颠簸得过于认真。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则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捩，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妓女生涯当然是不值得赞颂的，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这种结构是那样的宏大和强悍，使生命意识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围困中变得恣肆和怪异。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西湖所接纳的另一具可爱的生命是白娘娘。虽然只是传说，在世俗知名度上却远超许多真人，在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种更宏大的切实存在。人们慷慨地把湖水、断桥、雷峰塔奉献给她。在这一点上，西湖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别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个基础命题的提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浑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或者成为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举入天府，后者沦于地狱。有趣的是，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烦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与地狱之间，还有一快平实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间，还有一种寻常的动物：人。她的全部炎难，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备人的意义而不加外饰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没有为它留出多少笔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拚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许仙，许仙的木讷和萎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称，她深感失望。她陪伴着一个已经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贵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这种寂寞，是她的悲剧，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间的悲剧，可怜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唤人而不能见容，在人间呼唤人也得不到回应，但是，她是决不会舍弃许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变成了现实，她不愿去寻找一个超凡脱俗即已离异了普通状态的人。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她认了，甘愿为了他去万里迢迢盗仙草，甘愿为了他在水漫金山时殊死拚搏。一切都是为了卫护住她刚刚抓住一半的那个“人”字。
在我看来，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而不是最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她无惧于死，更何惧于镇?她莫大的遗憾，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一九二四年九月，雷峰塔终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闯将都不禁由衷欢呼，鲁迅更是对之一论再论。这或许能证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较量，关系着中国精神文化的决裂和更新?为此，即使明智如鲁迅，也愿意在一个传说故事的象征意义上深深沉浸。
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用脑袋撞击过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罢“秋风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边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笔宿债，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废墟去看看。据说很不好看，这是意料中的，但总要去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