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描写陌生人的散文(2)
耶律楚材妥贴地安排了窝阔台继位的事务。窝阔台继位后果真对他委以重任:中书令,行政最高长官,相当于宰相。在这前后,耶律楚材做了一系列大事。例如——
一,耶律楚材选择并任命了自己的两个主要助手右丞相和左丞相。让人惊
异的是,这三个包括耶律楚材在内的最高行政官员,没有一个是蒙古人,也没有一个是汉人,却都熟悉汉族的典章制度。这种安排,在蒙古人掌权的朝廷里,显得非常开通又非常奇特。
二,蒙古贵族中还有很多保守将领无视成吉思汗“不杀掠”的遗嘱,继续主张大规模杀人。据《元史》载,近侍别迭等人主张:“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显然是一个极端恐怖的政策,把汉人杀尽或赶光,使整个中原成为牧地,也就是把农耕文明全部蜕变为游牧文明。耶律楚材为了阻止这个主张,就给窝阔台算了一笔帐,说我们每年需要的五十万两银子、四十万石粮食,八万匹帛匹,全都要来自中原的税收和盐、酒、冶铁等百业,怎么能够不要汉人?窝阔台要耶律楚材就此提供证明,来说服朝廷中保守的蒙古军人。第二年耶律楚材确实以税收的方法为朝廷提供了大量财富,使窝阔台非常高兴。这就奠定了蒙古政权从游牧文明转向农耕文明,并实行税收制度的基础。
三,窝阔台征服金朝时,有的将领根据蒙古军的老规矩,坚持一个城市若有抗拒,破城之后必须屠城。当时,汴梁城抗拒了,那些将领准备照此办理。耶律楚材立即上奏窝阔台,说如果我们得到的是没有活人的土地,那又有什么用!结果,破城后除了处决金朝王室完颜一家外,保全了汴梁城一百四十多万人的生命。从此,放弃屠城政策,成为一个定例,从根本上改变了蒙古军队的行为方式。
四,蒙古军队占领一地,必定由军事将领管辖一切,毫无约束,横行霸道。耶律楚材提出把军事权力和民政权力分开,并使它们势均力敌,互相牵制。民政权力由文官执掌,军事权贵不得侵犯。在文官职位上,耶律楚材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让他们着重负责征收税赋的事务。甚至,他向窝阔台直接提出了“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的政策,大大改良了政权的文化品质。这样做的结果,也让他这个行政首长有效地控制了财政权,构成了财政、军权、法权的三权鼎力;
五,耶律楚材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时控制了高利贷、通货膨胀、包揽税收和种种贵族特权,成功实行了以经济为主轴的社会管理;
六,蒙古军队占领一地,还会很自然地把当地人民当作自己的变相奴隶。耶律楚材决定“奏括户口,皆籍为编民”,也就是以户籍制来使这些变相奴隶重新变成平民。由于户籍制,一系列税赋制也有了实行的保证。
七,耶律楚材还以很大的热情尊孔,正式以儒家经典来办学招士。
……
这一切理性管理措施,使蒙古的历史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并且决定了后来元朝的基本格局。
遗憾的是,窝阔台死后,皇后摄政,反对汉化,与耶律楚材激烈争吵,结果把
这位名相活活气死了,享年五十五岁。
他死后,政敌对他的家庭财产进行了查抄。结果发现,“惟琴阮十余,及古今
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财产。真是太廉洁了。
所幸,耶律楚材去世十余年后,忽必烈继位。耶律楚材所制定的种种方略,重新获得尊重。
五
好,我们现在可以从整体上看看耶律楚材这个人了。
这位契丹皇族后裔,无论对于金朝的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还是对于宋朝的汉人来说,都是陌生人。而且,他好像完全没有我们历来重视的所谓“民族气节”,可以为任何一个民族服务,包括曾经战胜过自己家族的民族,简直算得上是“数典忘祖”了。
成吉思汗为他的家族报了仇,但他坦诚地表示,自己的心底从来没有这种仇恨。他只在乎今天的服务对象,并且努力把服务做好。只不过,在今天的服务中,他要固守一些大是大非。他认为,是非高于民族,更高于家族。
因此,历来被人们反复夸大和表演的“故乡情结”、“省籍情结”、“祭祖情结”,在他面前不起任何作用。
他似乎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他追求的“王化归一统”、“四海皆弟兄”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复兴契丹之梦。尽管他的契丹,曾经建立过那么壮阔和强大的辽朝,留下了那么丰富而动人的故事。
他一点儿也不想做“前朝遗民”、“复仇王子”。他从来没有秘藏过增添世仇的资料,谋划过飘零贵族的聚会。他的深棕色的眼瞳没有发出过任何暗示,他的美髯公的胡子没有抖动过任何信号。
他知道时势在剧变,时间在急逝,生命在重组。他知道一切依托于过往历史的所谓身份,乍一看是真实的,实际上是重建的,而且是一种崭新的重建,为了今天和明天的具体目的的重建。他不愿意参与这种表演式的重建,更愿意享受逝者如斯、人去楼空的放松。
是的,他不要那种身份。为了摆脱那种身份,他甚至四处逃奔,改换门庭,直到进入江湖好汉们所说的“赤条条一身来去无牵挂”的境界。
但是,我们看到了,他有明确的文化身份。
那就是,一生秉承儒家文化和汉传佛教。
这让我想起我的诗人朋友余光中先生。他因写过《乡愁》一诗,很多与他稍稍有点关系的地方都希望他宣布故乡在斯,所愁在斯。但他说:我的故乡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而是中华文化。思亦在斯,愁亦在斯。
余光中先生是汉人,这样说很自然;耶律楚材不是汉人,这样做很奇特。
其实,这是他作出的郑重选择。
越是动荡的年代越有选择的自由,他运用了这种自由。
有不少人说,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命定,是一种在你出生前就已经布置好了的包围,无法选择。我认为,无法选择的是血统,必须选择的是文化。正因为血统无法选择,也就加重了文化选择的责任。正因为文化是自己选择的,当然也就比先天加予的血统更关及生命本质。
反之,如果文化成了一种固定人群的被动承担,那么,这种文化和这种人群,都会失去生命的创造,因僵化而走向枯萎。
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必然导致枯萎的事先布置?
即使这种布置中有远年的豪华金饰,也绝不接受。
于是,耶律楚材,这个高大的契丹族男子,背负着自己选择的中华文化,出现在自己选择的君主成吉思汗之前。
然后,他又与成吉思汗在一起,召来了他在中华文化上缺漏的那部分,丘处机的道家。
这一来,成吉思汗本人也在开始进行文化选择了。对于位及至尊又叱咤风云的成吉思汗来说,这种文化选择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但是,如细雨润物,如微风轻拂,成吉思汗一次次抬起头来,对这两位博学的智者露出笑颜。
这一系列在西域大草原和大沙漠里出现的文化选择,今天想来还觉得气壮山河。
耶律楚材在表达自己文化身份时,重点选择了两个方面,那就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呼吁护生爱民,在窝阔台时代实施理性管理。
这两个方面,使蒙古民族为后来入主中华大地、建立统一的元朝,作了文化准备。
这两个方面,是耶律楚材的文化身份所派生出来的行为身份。
相比之下,很多中国文人虽有文化身份却没有行为身份,使文化变成了贴在额头上的标签,谁也不指望这种标签和这种额头与苍生大地产生关联。
经过以上整理,我们可以概括出两个相反的人格结构——
第一个人格结构:背后的民族身份是飘忽模糊的,中间的文化身份是坚定明朗的,眼前的行为身份是响亮清晰的。
第二个人格结构:夸张的是背景,模糊的是文化,迷失的是行为。
也许,在我们中国,最普及的是第二个人格结构,因此耶律楚材显得那么陌生。
什么时候,如果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千里跋涉来到人世灾祸的第一线,展示的是文化良知而不是背景身份,切切实实地以终极人性扭转历史的进程,那么,耶律楚材对我们就不陌生了。
最后提一句,这位纵横大漠的游子毕竟有一个很好的归宿。他的墓和祠,还在北京颐和园东门里边。我每次都是在夕阳灿烂时到达的,总是寂寥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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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个人会落泪,是因为痛;一个人之所以痛,是因为在乎;一个人之所以在乎,是因为有感觉;一个人之所以有感觉,仅因为你是一个人!所以,你有感觉,在乎,痛过,落泪了,说明你是完整不能再完整的一个人。难过的时候,原谅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没有必要把自己看的这么坚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