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抒情散文
余秋雨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和地位,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余秋雨抒情散文，希望大家喜欢。
余秋雨抒情散文：寂寞天柱山
现在有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天柱山的所在，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曾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大文豪、大诗人都曾希望在天柱山(潜山)安家。他们走过的地方很多，面对着佳山佳水一时激动，说一些过头话是不奇怪的;但是，声言一定要在某地安家，声言非要在那里安度晚年不可，而且身处不同的时代竟不谋而合地如此声言，这无论如何是罕见的。
唐天宝七年，诗人李白只是在江上路过时远远地看了看天柱山，便立即把它选为自己的归宿地：“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过了些年，安禄山叛乱，唐玄宗携杨贵妃出逃蜀中，《长恨歌》《长生殿》所描写过的生生死死大事件发生在历史舞台上，那个时候李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正躲在天柱山静静地读书。唐代正在漫漫艳情和浩浩狼烟间作艰难的选择，我们的诗人却选择了天柱山。当然，李白并没有炼成丹，最终也没有“投迹归此地”，但历史还是把他的这个真诚愿望留下了。
想在天柱山安家的愿望比李白还要强烈的，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在40 岁时曾遇见过一位在天柱山长期隐居的高人，两人饮酒畅叙三日，话题总不离天柱山，苏东坡由此而想到自己在颠沛流离中年方40而华发苍然，下决心也要拜谒天柱山来领略另一种人生风味。“年来四十发苍苍，始欲求方救憔悴。他年若访潜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这便是他当时随口吟出的诗。后来，他在给一位叫李惟熙的友人写信时又说：“平生爱舒州风土，欲卜居为终老之计。”他这里所说的舒州便是天柱山的所在地，也可看作是天柱山的别称。请看，这位游遍了名山大川的旅行家已明确无误地表明要把卜居天柱山作为“终老之计”了。他这是在用诚恳的语言写信，而不是作诗，并无夸张成分。直到晚年，他的这个计划仍没有改变。老人一生最后一个官职竟十分巧合地是“舒州团练副使”，看来连上天也有意成全他的“终老之计”了。他欣然写道：
青山抵在古城隅
万里归来卜筑居
把到天柱山来说成是“归来”，分明早已把它看成了家。但如所周知，一位在朝野都极有名望的60余岁老人的定居处所已不是他本人的意向所能决定的了，和李白一样，苏东坡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终老之计”。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王安石是做大官的人，对山水景物比不得李白、苏东坡痴情，但有趣的是，他竟然对天柱山也抱有终身性的迷恋。王安石在30多岁时曾做过3年舒州通判，多次畅游过天柱山，后来虽然宦迹处处，却怎么也丢不下这座山，用现代语言来说，几乎是打上了一个松解不开的“情结”。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管多大年纪了，他只要一想到天柱山就经常羞愧：
相看发秃无归计，
一梦东南即自羞!
这两句取自他《怀舒州山水》一诗，天柱山永远在他梦中，而自己头发秃谢了也无法回去，他只能深深“自羞”了。与苏东坡一样，他也把到天柱山说成是“归”。
王安石一生经历的政治风浪多，社会地位高，但他总觉得平生有许多事情没有多大意思，因此，上面提到的这种自羞意识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于心头：
看君别后行藏意，
回顾潜楼只自羞。
只要听到有人要到天柱山去，他总是送诗祝贺，深表羡慕。“揽辔羡君桥北路”，他多么想跟着这位朋友一起纵马再去天柱山啊，但他毕竟是极不自由的，“宦身有吏责，筋事遇嫌猜”，他只能把生命深处那种野朴的欲求克制住。而事实上，他真正神往的生命状态乃是：
野性堪如此，
潜山归去来。
还可以举出一些著名文学家来。例如在天柱山居住过一段时间的黄庭坚此后总是口口声声“吾家潜山，实为名山之福地”，而实际上他是江西人，真正的家乡离天柱山(潜山)还远得很。
再列举下去有点“掉书袋”的味道了，就此打住吧。我深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华夏大地的崇山峻岭中间，天柱山究竟凭什么赢得了这么多文学大师的厚爱?
很可能是它曾经有过的宗教气氛。天柱山自南北朝特别是隋唐以后，佛道两教都非常兴盛。佛教的二祖、三祖、回祖都曾在此传经，至今三祖寺仍是全国著名的禅宗古刹;在道教那里，天柱山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地维”，是“九天司命真君” 的居住地，很多道家大师都曾在这里学过道。这两大宗教在此交汇，使天柱山一度拥有层层叠叠的殿宇楼阁，气象非凡。对于高品位的中国文人来说，佛道两教往往是他们世界观的主干或侧翼，因此这座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漫长人生的精神皈依点。这种山水化了的宗教，理念化了的风物，最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例如李白、苏东坡对它的思念，就与此有关。
也可能是它所蕴含的某种历史魅力。早在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曾到天柱山祭祀，封此山为南岳，这次祭山是连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也跟随来了的。后来，天柱山地区出过一些让一切中国人都难以忘怀的历史人物，例如赫赫大名的三国周瑜，以及“小乔初嫁了”的二乔姐妹。这般风流倜傥，又与历史的大线条连结得这般紧密，本是历代艺术家恒久的着眼点，无疑也会增加这座山的诱惑力。王安石初到此地做官时曾急切询问当地百姓知道不知道这里出过周瑜，百姓竟然都不知道，王安石深感寂寞，但这种寂寞可能更加增添了诱惑。一般的文人至少会对乔氏姐妹的出生地发生兴趣：“乔公二女秀所钟，秋水并蒂开芙蓉。只今冷落遗故址，令人千古思余风。”(罗庄：《潜山古风》)
当然，还会有其他可能。
但是在我看来，首要条件还是它的自然风景。如果风景不好，佛道寺院不会竞相在这里筑建，出了再大的名人也不会叫人过多地留连。那么，且让我们进山。
我们是坐长途汽车进天柱山的，车上有10多个人，但到车停下以后一看，他们大多是山民和茶农，一散落到山岙里连影子也没有了，真正来旅游的只是我们。
开始见到过一个茶庄，等到顺着茶庄背后的山路翻过山，就再也见不到房舍。山外的一切平泛景象突然不见，一时涌动出无数奇丽的山石，山石间掩映着丛丛簇簇的各色林木，一下子就把人的全部感觉收服了。我在想，这种著名的山川实在是造物主使着性子雕镂出来的千古奇迹。为什么到了这里，一切都变得那么可心了呢?在这里随便选一块石头搬到山外去都会被人当作奇物供奉起来，但它就是不肯匀出去一点，让外面的开阔地长久地枯燥着，硬是把精华都集中在一处，自享自美。水也来凑热闹，不知从哪儿跑出来的，这儿一个溪涧，那儿一道瀑布，贴着山石幽幽地流，欢欢地溅。此时外面正是炎暑炙人的盛夏，进山前见过一条大沙河，浑浊的水，白亮的反光，一见之下就平添了几分烦热;而在这里，几乎每一滴水都是清彻甜凉的了，给整个山谷带来一种不见风的凉爽。有了水声，便引来虫叫，引来鸟鸣，各种声腔调门细细地搭配着，有一声，没一声，搭配出一种比寂然无声更静的静。你就被这种静控制着，脚步、心情、脸色也都变静。想起了高明的诗人、画家老是要表现的一种对象：静女。这种女子，也是美的大集中，五官身材一一看去，没有一处不妥贴的，于是妥贴成一种难于言传的宁静。德国哲学家莱辛曾在《拉奥孔》一书中嘲笑那种把美女的眼睛、鼻子、嘴巴分开来逐个描绘的文学作品，这是嘲笑对了的。其实风景也是一样，我最不耐烦有的游记作品对各项自然风景描摹得过于琐细，因此也随之不耐烦书店里的《风景描写辞典》之类。站在天柱山的谷岙里实在很难产生任何分割性的思维，只觉得山谷抱着你，你又抱着山谷，都抱得那样紧密，途不到一丝造字造句的空间。猛然想起黄庭坚写天柱山的两句诗：
哀怀抱绝景，
更觉落笔难。
当然不是佳句，却正是我想说的。
长长的山道上很难得见到人。记得先是在一处瀑布边见到过两位修路的民工，后来在通向三祖寺的石阶上见过一位挑肥料的山民，最后在霹雳石边上见到一位蹲在山崖边卖娃娃鱼的妇女。曾问那位妇女：整个山上都没有人，娃娃鱼卖给谁呢?妇女一笑，随口说了几句很难听懂的当地士话，像是高僧的偈语。色彩斑斓的娃娃鱼在瓶里停伫不动，像要从寂寞的亘古停伫到寂寞的将来。
山道越走越长，于是宁静也越来越纯。越走又越觉得山道修筑得非常完好，完好得与这个几乎无人的世界不相般配。当然得感谢近年来的悉心修缮，但毫无疑问，那些已经溶化为自然景物的坚实路基，那些新桥栏下石花苍然的远年桥墩，那些指向风景绝佳处的磨滑了的石径，却鎸刻下了很早以前曾经有过的繁盛。无数的屋檐曾从崖石边飞出，筹钹声此起彼伏，僧侣和道士们在山道间拱手相让，远道而来的士子们更是指指点点，东张西望。是历史，是无数双远去的脚，是一代代人登攀的虔诚，把这条山道连结得那么通畅，踩踏得那么殷实，流转得那么潇洒自如。
如果在荆莽丛中划开一条小路，一次次低头曲腰地钻出身子来，麻烦虽然麻烦，却绝不会寂寞;今天，分明走在一条足以容纳浩浩荡荡的朝山队伍的畅亮山道上，却不知为何突然消失了全部浩浩荡荡，光剩下了我们，于是也就剩下了寂寞，剩下了惶恐。
进山前曾在一堵墙壁上约略看过游览路线图，知道应有许多景点排列着，一直排到最后的天柱峰。据说站在天池边仰望天柱峰，还会看到一种七彩光环层层相套的“宝光”。但是，我们走得那么久了，怎么就找不到路线图上的诸多景点呢?也许根本走错了路?或者倒是抄了一条近路，天柱峰会突然在眼前冒出来?人在寂寞和惶恐中什么念头都会产生，连最后一点意志力也会让位给侥幸。就在这时，终于在路边看到一块石头路标，一眼看去便一阵激动;天柱峰可不真的走到了!但定睛再看时发现，写的是天蛙峰，那个蛙字远远看去与柱字相仿。
总算找到了一个像样的景点。天蛙峰因峰顶有巨石很像一只青蛙而得名。与天蛙峰并列有降丹峰和天书峰，一峰峰登上去，远看四周，云翻峰涌，确实是大千气象。峰顶有平坦处，舒舒展展地仰卧在上面，顿时山啊，云啊，树啊，乌啊，都一起屏息，只让你静静地休憩。汗收了，气平了，懒劲也上来了，再不想挪动。这儿有远山为墙，白云为盖，那好，就这样软软地躺一会儿。
有一阵怪异的凉风吹在脸上，微微睁开眼，不好，云在变色，像要下雨，所有的山头也开始探头探脑地冷笑。一骨碌起身，突然想起一路绝无避雨处，要返回长途汽车站还有漫长的路途。不知今天这儿是否还会有长途汽车向县城发出?赶快返回吧，天柱峰在哪儿，想也不敢去想了。
后来，等我们终于赶回到那幅画在墙上的游览线路图前才发现，我们所走的路，离天柱峰还不到三分之一。许许多多景点，我们根本还没有走到呢。
我由此而不能不深深地叹息。
论爬山，我还不算是一个无能者，但我为何独独消受不住天柱山的长途和清寂呢?我本以为进山之后可以找到李白、苏东坡他们一心想在山中安家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原因离我更加遥远了呢?
也许不能怪我。要不然堂堂天柱山为何游人这般稀少呢?
据说，很有一些人为此找过原因。有人说，虽然汉武帝封它为南岳，但后来隋文帝却把南岳的尊称转让给了衡山，它既被排除在名山之外，也就冷落了。对这种说法只可一笑了之。因为天柱山真正的兴盛期都在撤销封号之后，更何况从未被谁封过的黄山、庐山不正热闹非凡?
也有人认为是交通不便，从合肥、安庆到这里要花费半天时间。这自然也不成理由，那些更其难于抵达的地方如峨眉乃至敦煌，不也一直熙熙攘攘?
我认为，天柱山之所以能给古人一种居家感，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是它地处江淮平原，四相钩连，八方呼应，水陆交通畅达，虽幽深而无登高之苦，虽奇丽而无柴米之匾，总而言之，既宁静又方便。但是，正是这种重要的地理位置，险要而又便利的生存条件，使它一次次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成了或要严守、或要死攻的要塞所在。这样，它就要比其他风景胜地不幸得多。不间断的兵燹静乎烧毁了每一所寺院和楼台，留下一条挺像样子却又无处歇脚的山路，在寂静中蜿蜒。
我敢断定，古代诗人们来游天柱山的时候，会在路边的寺庙道院里找到不少很好的食宿处，一天一天地走过去，看完七彩宝光再洒洒脱脱地逛回来。要不然，怎么也产生不了在这儿安家的念头。
因此，是多年的战争，使天柱山丧失了居家感，也使它还来不及为现代游人作应有的安排。
空寂无人的山岙，留下了历史的强蛮。
天柱山一直没有一部独立的山志，因此我对它的历史沧桑知之不详。约略可说一点的只是—— 南宋末年，义民刘源在天柱山区率10万军民结寨抗元达18年之久，失败后天柱山遭到扫荡，刘源本人则牺牲在天柱峰下; 明朝末年，张献忠与官军多次以天柱山为主战场进行惨烈的搏斗，佛光寺等寺院都付之一炬，仅在崇祯十五年九月的一场战斗中，张献忠的起义军战死10余万人，天柱山地区“尸横二十余里”; 以后，朱统价又以天柱山为据点抗清复明，余公亮也在这里聚众造反。他们都失败了，天柱山又一次受到血与火的荡涤; 天柱山成为最大的战场是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的将领陈玉成在此与清兵厮杀十几年，进进退退，烧烧杀杀，待太平天国失败后再去打点这个旧战场，全山寺庙几乎都已不复存在; …… 是的，天柱山有宗教，有美景，有诗文，但中国历史要比这一切苍凉得多，到了一定的时候，茫茫大地上总要凸现出圆目怒睁、青筋责张的主题，也许是拼死挣扎，也许是血誓报复，也许是不用无数尸体已无法换取某种道义，也许是舍弃强暴已不能验证自己的存在，那就只能对不起宗教、美景和诗文了，天柱山乖乖地给这些主题腾出地盘。
它本该早就彻底荒芜，任蛇蝎横行、豺狼出没，但总还有一些人在战场废墟上低头徘徊，企图再建造一点大体可以称作文明或文化的什么。例如直到本世纪20年代还有一个妙高和尚栖息在马祖洞旁的草庵里日夜开荒积粮，又四方化缘，竟以多年精力重建起寺院，实在是创造了个人意志力的惊人奇迹。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本世纪依然兵荒马乱，油漆崭新的殿宇很快又在战火中颓圯。现在，战争停息已有很多年了，这儿，也许可以比较长久地改换一个主题?
终于又想起李白、苏东坡、王安石他们了，在我们辽阔的土地上，让这样的文人能产生终老之计的山水，总应该增加一些而不是减少下去吧。冷漠的自然能使人们产生故园感和归宿感，这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向自然的真正挺进。天柱山的盛衰升沉，无疑已触及到这个哲学和人类学的本原性问题。苏东坡、王安石本是不错的哲学家，天柱山寺庙的僧侣中一定也隐伏过许多玄学大师，他们在山间漫步沉思的时候，是否也曾碰撞到这些问题的边缘?王安石一直叹息在这里没有人能与他谈学问，他是否也想摩挲一下这方面的玄机?
至于我，现今也到了苏东坡所说“年来四十发苍苍”的年岁，浪迹四野，风尘满身。当然不会急着在这里觅地建房，但走在天柱山的山道上，却时时体会着“万里归来卜筑居”的深味。我不是也一直在寻找吗?
好像寻找的人还相当的多。耳边分明响起比我年轻的人的恳切歌声：“我想有个家……”
余秋雨抒情散文：青云谱随想
恕我直言，在我到过的省会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个。幸好它的郊外还有个青云谱。
青云谱原是个道院，主持者当然是个道士，但原先他却做过10多年和尚，做和尚之前他还年轻，是堂堂明朝王室的后裔。不管他的外在身份如何变化，历史留下了他的一个最根本的身份：17世纪晚期中国的杰出画家。
他叫朱耷，又叫八大山人，雪个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工朱权的后代。在朱莲出生前223年，朱权被封于南昌，这便是青云谱出现在南昌郊外的远期原因。朱权也是一个全能的艺术家，而且也信奉道家，这都与200多年后的朱耷构成了一种神奇的遥相呼应，但可怜的朱耷已面临着朱家王朝的最后覆没，只能或僧或道，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换代后的政治风雨，用画笔来营造一个孤独的精神小天地了。说起来，处于大明王朝鼎盛时代的朱权也是躲避过的，他因事见疑于明成祖，便躲在自筑的“精庐”中抚琴玩曲。但相比之下，朱耷的躲避显然是更绝望、更凄楚，因而也更值得后人品味了。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院落，能给中国艺术史提供那么多的触目的荒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朽木、衰草、败荷、寒江，对应着画家道袍里裹藏的孤傲?我带着这些问题去寻找青云谱，没想到青云谱竟相当热闹。
不仅有汽车站，而且还有个火车小站。当日道院如今成了一个旅游点，门庭若市，园圃葱翠，屋宇敞亮，与我们日常游玩的古典式园林没有什么两样。游客以青年男女居多，他们一般没有在宅内展出的朱耷作品前长久盘桓，而乐于在花丛曲径间款款缓步。突然一对上年岁的华侨夫妇被一群人簇拥着走来，说是朱耷的后代，满面威容，步履沉重。我不太尊敬地投去一眼，心想，朱耷既做和尚又做道士，使我们对他的婚姻情况很不清楚，后来好像有过一个叫朱抱墟的后人，难道你们真是朱抱墟之后?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
这一切也不能怪谁。有这么多的人来套近乎，热热闹闹地来纪念一位几百年前的孤独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好。庭院既然要整修也只能修得挺刮一点，让拥挤的游客能够行走得比较顺畅。然而无可奈何的是，这个院落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始神韵完全失落了，朱耷的精神小天地已沓不可见。这对我这样的寻访者来说，毕竟是一种悲哀。
记得年前去四川流青城山，以前熟记于心的“青城天下幽”的名言被一支摩肩接踵、喧哗连天的队伍赶得无影无踪。有关那座山的全部联想，有关道家大师们的种种行迹，有关画家张大干的缥缈遐思，也只能随之烟消云散。我至今无法写一篇青城山游记，就是这个原因。幸好有关青云港的联想大多集中在朱耷一人身上，我还可以在人群中牢牢想着他，不至于像在青城山的山道上那样心情烦乱。
没到青云港来时我也经常想起他。为此，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时曾出过一道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题：“略谈你对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国历史上八位潜迹山林的隐士，通诗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把八大山人说成是八位隐士我倒是有所预料的，这道题目的“圈套”也在这里;把中国所有的隐士一并概括为“通诗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于在考卷上写 “待考”，我不禁哑然失笑了。朱耷常把“八大山人”这个署名连写成“哭之”、 “笑之”字样，我想他见到我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的了。
与这位考生一样的对朱耷的隔膜感，我从许多参观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来。他们面对朱聋的作品实在不知道好在哪里，这样潦倒的随意涂抹，与他们平常对美术作品的欣赏习惯差距太大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光辉，17世纪晚期东方绘画的光辉，难道就闪耀在这些令人丧气的破残笔墨中么?
对于中国绘画史，我特别看重晚明至清一段。这与我对其他艺术门类历史发展阶段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别。朱耷就出现在我特别看重的那个阶段中。
在此前漫长的绘画发展历史上，当然也是大匠如林、佳作叠出，有一连串说不完、道不尽的美的创造，但是，要说到艺术家个体生命的强悍呈现，笔墨丹青对人格内核的直捷外化，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徐渭、朱耷、原济以及“扬州八怪”等人了。
毫无疑问，并不是画到了人，画家就能深入地面对人和生命这些根本课题了。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画家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访、顾闳中等等，他们的作品，或线条匀停紧挺，或设色富丽谐洽，或神貌逼真鲜明，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总的说来，被他们所画的人物与他们自身的生命激情未必有密切的血缘关联。他们强调传神，但主要也是很传神地在描绘着一种异己的著名人物或重要场面，艺术家本人的灵魂历程并不能酣畅地传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倒是山水、花鸟画更有可能比较曲折地展示画家的内心世界。
山水、花鸟本是人物画的背景和陪衬，当它们独立出来之后一直比较成功地表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意境，而在这种意境中又大多溶解着一种隐逸观念，那就触及到了我所关心的人生意识。这种以隐逸观念为主调的人生意识虽然有浓有淡，有枯有荣，而基本走向却比较稳定，长期以来没有太多新的伸发，因此、久而久之，这种意识也就泛化为一种定势，画家们更多的是在笔墨趣味上倾注心力了。
所谓笔墨趣味认真说起来还是一个既模糊又复杂的概念说低一点，那或许是一种颇感得意的笔墨习惯;说高一点，或许是一种在笔墨间带有整体性的境界、感觉、悟性。在中国古代，凡是像样的画家都会有笔墨趣味的。即便到了现代，国画家中的佼佼者也大抵在或低或高的笔墨趣味间邀游。
这些画家的作品常常因高雅精美而让人叹为观止，但毕竟还缺少一种更强烈、更坦诚的东西，例如像文学中的《离骚》。有没有可能，让艺术家全身心的苦恼、焦灼、挣扎，痴狂在画幅中燃烧，人们可以立即从笔墨、气韵，章法中发现艺术家本人，并且从根本上认识他们，就像欧洲人认识拉斐尔、罗丹和梵高?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历代画展，我在已经看得十分疲倦的情况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图，精神陡然一震。后来又见到过他的《墨牡丹》《黄甲图》《月竹》，以及我很喜欢的《杂花图长卷》。他的生命奔泻出淋漓而又洒泼的墨色与线条，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不驯和无奈。在这里，仅说笔墨趣味就很不够了，仅说气韵生动也太矜持了。
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从小在乡间老人口中经常听“徐文长”的故事，年长后细读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关他的许多不经传说，而对他的印象却愈来愈深。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充分国际可比性的大艺术家，但人间苦难也真是被他尝尽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孤傲，走向佯狂，直至有时真正的疯痴。他遭遇过复杂的家庭变故，参加过抗倭斗争，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曾自撰墓志铭，九次自杀而未死。他还误杀过妻子，坐过六年多监狱。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别响亮的生命冲撞。浙江的老百姓凭着直觉感触到了他的生命温度，把他作为几百年的谈资。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佯狂的一面来作滑稽意义上的衍伸，而实际上他的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的人不多，即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便是朱耷。他具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渭多了一个更寥廓的层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换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一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样的物像也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中国画平素在表现花鸟虫兽时也常常讲究一点象征，牡丹象征什么，梅花象征什么，喜鹊象征什么，老虎象征什么，这是一种层次较低的符号式对应，每每堕入陈词滥调，为上品格的画家们所鄙弃，例如韩斡笔下的马，韩滉笔下的牛就并不象征什么;但是，更高品位的画家却会去追求一种整体性的氛围象征，这是强烈的精神能量要求在画幅物像中充分直观所必然导致的要求。朱耷的鸟并不具体在影射和对应着什么人，却分明有一种远远超越自然鸟的功能，与残山剩水一起指向一种独特的精神气氛。面对朱耷的画，人们的内心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阵寒噤。
比朱耷小十几岁的原济也是明皇室后裔，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他与朱耷都是 “金枝玉叶老遗民”。人们对他比较常用的称呼是石涛、大涤子、苦瓜和尚等。他虽与朱耷很要好，心理状态却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没有朱耷那么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更广阔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触，悲剧意识有所泛化。但是，当这种悲剧意识泛化到他的山水笔墨中时，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风格也就蔚成气候。沉郁苍茫，奇险奔放，满眼躁动，满耳流荡，这就使他与朱耷等人一起与当时一度成为正统的“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潮流形成鲜明对照，构成了很强大的时代性冲撞。有他们在，不仅是“四王”，其他中国绘画史上种种保守、因袭、精雅、空洞的画风都成了一种萎弱的存在，一对比，在总体上显得平庸。 徐渭、朱耷、原济这些人，对后来著名的“扬州八怪”影响极大，再后来又滋养了吴昌硕和齐白石等现代画家。中国画的一个新生代的承续系列，就这样构建起来了。我深信这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激流之一，也是中国人在明清之际的一种骄傲。
齐白石在一幅画的题字上写的一段话使我每次想起都心头一热，他说：
青藤(即徐渭)、雪个(即朱耷)、大涤子(即原济)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
早在齐白石之前，郑燮(板桥)就刻过一个自用印章，其文为：
青藤门下走狗
这两件事，说起来都带有点疯痴劲头，而实际上却道尽了这股艺术激流在中国绘画史上是多么珍罕，多么难于遇见又多么让人激动。世界上没有其他可能会如此折服本也不无孤傲的郑板桥和齐白石，除了以笔墨做媒介的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强力诱惑。为了朝拜一种真正值得朝拜的艺术生命，郑、齐两位连折辱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了。他们都是乡间穷苦人家出身，一生为人质朴，绝不会花言巧语。
我在青云谱的庭院里就这样走走想想，也消磨了大半天时间。面对着各色不太懂画、也不太懂朱莲的游人，我想，事情的症结还在于我们没有很多强健的现代画家去震撼这些游人，致使他们常常过着一种缺少艺术激动的生活，因此也渐渐与艺术的过去和现在一并疏离起来。因此说到底还是艺术首先疏离了他们。什么时候我们身边能再出几个像徐渭这样的画家，他们或悲或喜的生命信号照亮了广阔的天域，哪怕再不懂艺术的老百姓也由衷地热爱他们，编出各种故事来代代相传?或者像朱耷这样，只冷冷地躲在一边画着，而几百年后的大师们却想倒赶过来做他的仆人?
全国各地历史博物馆和古代艺术家纪念馆中熙熙攘攘的游客，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汇成涌向某个现代艺术家的欢呼激潮。现代艺术家在哪里?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
余秋雨抒情散文：白发苏州
前些年，美国刚刚庆祝过建国200周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把他们两个世纪的历史表演得辉煌壮丽。前些天，澳大利亚又在庆祝他们的200周年，海湾里千帆竞发，确实也激动人心。
与此同时，我们的苏州城，却悄悄地过了自己2500周年的生日。时间之长，简直有点让人发晕。
入夜，苏州人穿过2500年的街道，回到家里，观看美国和澳大利亚国庆的电视转播。窗外，古城门藤葛垂垂，虎丘塔隐人夜空。
在清理河道，说要变成东方的威尼斯。这些河道船楫如梭的时候，威尼斯还是荒原一片。
苏州是我常去之地。海内美景多得是，唯苏州，能给我一种真正的休憩。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志烦乱，那么，苏州无数的古迹会让你熨帖着历史走一定情怀。有古迹必有题咏，大多是古代文人超迈的感叹，读一读，那种鸟瞰历史的达观又能把你心头的皱折慰抚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这些文人大多也是到这里休憩来的。他们不想在这儿创建伟业，但在事成事败之后，却愿意到这里来走走。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
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后院，我有时不禁感叹，苏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公平的。历来很有一些人，在这里吃饱了，玩足了，风雅够了，回去就写鄙薄苏州的文字。京城史官的眼光，更是很少在苏州停驻。直到近代，吴依软语与玩物丧志同义。
理由是简明的：苏州缺少金陵王气。这里没有森然殿阙，只有园林。这里摆不开战场，徒造了几座城门。这里的曲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这里的小食太甜，这里的女人太悄，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这里的书法过于流利，这里的绘画不够苍凉遒劲，这里的诗歌缺少易水壮士低哑的喉音。
于是，苏州，背负着种种罪名，默默地端坐着，迎来送往，安分度日。却也不愿重整衣冠，去领受那份王气。反正已经老了，去吃那种追随之苦作甚?
说来话长，苏州的委屈，2000多年前已经受了。
当时正是春秋晚期，苏州一带的吴国和浙江的越国打得难分难解。其实吴、越本是一家，两国的首领都是外来的冒险家。先是越王勾践把吴王阖闾打死，然后又是继任的吴王夫差击败勾践。勾践利用计谋卑怯称臣，实际上发愤图强，终于在十年后卷土重来，成了春秋时代最后一个霸主。这事在中国差不多人所共知，原是一场分不清是非的混战，可惜后人只欣赏勾践的计谋和忍耐，嘲笑夫差的该死。千百年来，勾践的首府会稽，一直被称颂为“报仇雪耻之乡”，那末苏州呢，当然是亡国亡君之地。
细想吴越混战，最苦的是苏州百姓。吴越间打的几次大仗，有两次是野外战斗，一次在嘉兴南部，一次在太湖洞庭山，而第三次，则是勾践攻陷苏州，所遭惨状一想便知。早在勾践用计期间，苏州人也连续遭殃。勾践用煮过的稻子上贡吴国，吴国用以撒种，颗粒无收，灾荒由苏州人民领受;勾践怂恿夫差享乐，亭台楼阁建造无数，劳役由苏州人民承担。最后，亡国奴的滋味，又让苏州人民品尝。传说勾践计谋中还有重要一项，就是把越国的美女西施进献给夫差，诱使夫差荒婬*无度，慵理国事。计成，西施却被家乡来的官员投沉江中，因为她已与“亡国”二字相连，霸主最为忌讳。苏州人心肠软，他们不计较这位姑娘给自己带来过多大的灾害，只觉得她可怜，真真假假地留着她的大量遗迹来纪念。据说今日苏州西郊灵岩山顶的灵岩寺，便是当初西施居住的所在，吴王曾名之“馆娃宫”。灵岩山是苏州一大胜景，游山时若能遇到几位热心的苏州老者，他们还会细细告诉你，何处是西施洞，何处是西施迹，何处是玩月池，何处是吴王井，处处与西施相关。正当会稽人不断为报仇雪耻的传统而自豪的时候，他们派出的西施姑娘却长期地躲避在对方的山巅。你做王他做王，管它亡不亡，苏州人不大理睬。这也就注定了历代帝王对苏州很少垂盼。
苏州人甚至还不甘心于西施姑娘被人利用后又被沉死的悲剧。明代梁辰鱼(苏州东邻昆山人)作《烷纱记》，让西施完成任务后与原先的情人范蠡泛舟太湖而隐遁。这确实是善良的，但这么一来，又产生了新的麻烦。这对情人既然原先已经爱深情笃，那么西施后来在吴国的奉献就太与人性*相背。
前不久一位苏州作家给我看他的一部新作，写勾践灭吴后，越国正等着女英雄西施凯旋，但西施已经真正爱上了自己的夫君吴王夫差，甘愿陪着他一同流放边荒。
又有一位江苏作家更是奇想妙设，写越国隆重欢迎西施还乡的典礼上，人们看见，这位女主角竟是怀孕而来。于是，如何处置这个还未出生的吴国孽种，构成了一场政治、人性*的大搏战。许多怪诞的境遇，接踵而来。
可怜的西施姑娘，到今天，终于被当作一个人，一个女性，一个妻子和母亲，让后人细细体谅。
我也算一个越人吧，家乡曾属会稽郡管辖。无论如何，我钦佩苏州的见识和度量。
吴越战争以降，苏州一直没有发出太大的音响。千年易过，直到明代，苏州突然变得坚挺起来。
对于遥远京城的fu败统治，竟然是苏州人反抗得最为厉害。先是苏州织工大暴动，再是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朝廷特务在苏州逮捕东林党人时，遭到苏州全城的反对。柔婉的苏州人这次是提着脑袋、踏着血泊冲击，冲击的对象，是皇帝最信任的“九千岁”。“九千岁”的事情，最后由朝廷主子的自然更替解决，正当朝野上下齐向京城欢呼谢恩的时候，苏州人只把五位抗争时被杀的普通市民，立了墓碑，葬在虎丘山脚下，让他们安享山色和夕陽。
这次浩荡突发，使整整一部中国史都对苏州人另眼相看。这座古城怎么啦?脾性*一发让人再也认不出来，说他们含而不露，陽说他们忠奸分明，说他们报效朝廷，苏州人只笑一笑，又去过原先的日子。园林依然这样纤巧，桃花依然这样灿烂。
明代的苏州人，可享受的东西多得很。他们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戏曲家，他们有盛况空前的虎丘山曲会，他们还有了唐伯虎和仇英的绘画。到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金圣叹。
如此种种，又让京城的文化官员皱眉。轻柔悠扬，潇洒倜傥，放浪不驯、艳情漫漫，这似乎又不是圣朝气象。就拿那个名声最坏的唐伯虎来说吧，自称江南第一才子，也不干什么正事，也看不起大小官员，风流落拓，高高傲傲，只知写诗作画，不时拿几幅画到街上出卖。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这样过日子，怎么不贫病而死呢!然而苏州人似乎挺喜欢他，亲亲热热叫他唐解元，在他死后把桃花庵修葺保存，还传播一个“三笑”故事让他多一桩艳遇。唐伯虎是好是坏我们且不去论他。无论如何，他为中国增添了几页非官方文化。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真正能够导致亡国的远不是这些才子艺术家。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
近年苏州又重修了唐伯虎墓，这是应该的，不能让他们老这么委屈着。
一切都已过去了，不提也罢。现在我只困惑，人类最早的城邑之一，会不会、应不应淹没在后生晚辈的竞争之中?
山水还在，古迹还在，似乎精魂也有些许留存。最近一次去苏州，重游寒山寺，撞了几下钟，因俞樾题写的诗碑而想到曲园。曲园为新开，因有平伯先生等后人捐赠，原物原貌，适人心怀。曲园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由于这个普通门庭的存在，苏州一度成为晚清国学重镇。当时的苏州十分沉静，但无数的小巷中，无数的门庭里，藏匿着无数厚实的灵魂。正是这些灵魂，千百年来，以积聚久远的固执，使苏州保存了风韵的核心。
漫步在苏州的小巷中是一种奇特的经验。一排排鹅卵石，一级级台阶，一座座门庭，门都关闭着，让你去猜想它的蕴藏，猜想它以前、很早以前的主人。想得再奇也不要紧，2500年的时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如今的曲园，辟有一间茶室。巷子太深，门庭大小，茶客不多。但一听他们的谈论，却有些怪异。阵阵茶香中飘出一些名字，竟有戴东原、王念孙、焦理堂、章太炎、胡适之。茶客上了年纪，皆操吴依软语，似有所争执，又继以笑声。几个年轻的茶客厅着吃力，呷一口茶，清清嗓子，开始高声谈论陆文夫的作品。
未几，老人们起身了，他们在门口拱手作揖，转过身去，消失在狭狭的小巷里。
我也沿着小巷回去。依然是光光的鹅卵石，依然是座座关闭的门庭。
我突然有点害怕，怕哪个门庭突然打开，涌出来几个人：再是长髯老者，我会既满意又悲凉;若是时髦青年，我会既高兴又不无遗憾。
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一时找不到答案。
看过“余秋雨抒情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