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经典散文
余秋雨的许多散文都着实令人喜欢,这些散文散发出来的美让人感觉韵味浓浓,也让人感觉到了文字的强大支撑力量。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余秋雨经典散文,希望大家喜欢。
余秋雨经典散文:三峡
在国外,曾有一个外国朋友问我:“中国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你能告诉我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吗?一个,请只说一个。”
这样的提问我遇到过许多次了,常常随口吐出的回答是:“三峡!”
顺长江而下,三峡的起点是白帝城。这个头开得真漂亮。
对稍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说,知道三峡也大多以白帝城开头的。李白那首名诗,在小学课本里就能读到。
我读此诗不到10岁,上来第一句就误解。“朝辞白帝彩云间”,“白帝”当然是一个人,李白一大清早与他告别。这位帝王着一身缟白的银袍,高高地站立在山石之上。他既然穿着白衣,年龄就不会很大,高个,瘦削,神情忧郁而安详,清晨的寒风舞弄着他的飘飘衣带,绚丽的朝霞烧红了天际,与他的银袍互相辉映,让人满眼都是光色流荡。他没有随从和侍卫,独个儿起了一个大早,诗人远行的小船即将解缆,他还在握着手细细叮咛。他的声音也像纯银一般,在这寂静的山河间飘荡回响。但他的话语很难听得清楚,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他就住在山头的小城里,管辖着这里的丛山和碧江。
多少年后,我早已知道童年的误解是多么可笑,但当我真的坐船经过白帝城的时候,依然虔诚地抬着头,寻找着银袍与彩霞。船上的广播员正在吟诵着这首诗,口气激动地介绍几句,又放出了《白帝托孤》的乐曲。猛地,山水、历史、童年的幻想、生命的潜藏,全都涌成一团,把人震傻。
《白帝托孤》是京剧,说的是战败的刘备退到白帝城郁闷而死,把儿子和政事全都托付给诸葛亮。抑扬有致的声腔飘浮在回旋的江面上,撞在湿漉漉的山岩间,悲忿而苍凉。纯银般的声音找不到了,一时也忘却了李白的轻捷与潇洒。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豪迈与沉郁,对自然美的朝觐与对山河主宰权的争逐。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清晨,刚刚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接刘备们的马蹄。只是,时间一长,这片山河对诗人们的庇佑力日渐减弱,他们的船楫时时搁浅,他们的衣带经常熏焦,他们由高迈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无声。中国,还留下几个诗人?
幸好还留存了一些诗句,留存了一些记忆。幸好有那么多中国人还记得,有那么一个早晨,有那么一位诗人,在白帝城下悄然登舟。也说不清有多大的事由,也没有举行过欢送仪式,却终于被记住千年,而且还要被记下去,直至地老天荒。这里透露了一个民族的饥渴:他们本来应该拥有更多这样平静的早晨。
在李白的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了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而是这些诗人。余光中《寻李白》诗云: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这几句,我一直看成是当代中国诗坛的罕见绝唱。
李白时代的诗人,既挚恋着四川的风土文物,又向往着下江的开阔文明,长江于是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便道,不必下太大的决心就解缆问桨。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水在哪里,道路就在哪里。他们知道,长江行途的最险处无疑是三峡,但更知道,那里又是最湍急的诗的河床。他们的船太小,不能不时行时歇,一到白帝城,便振一振精神,准备着一次生命对自然的强力冲撞。只能请那些在黄卷青灯间搔首苦吟的人们不要写诗了,那模样本不属于诗人。诗人在三峡的小木船上,刚刚告别白帝城。
告别白帝城,便进入了长约200公里的三峡。在水路上,200公里可不算一个短距离。但是,你绝不会觉得造物主在作过于冗长的文章。这里所汇聚的力度和美色,铺排开去2000公里,也不会让人厌倦。
翟塘峡、巫峡、西陵峡,每一个峡谷都浓缩得密密层层,再缓慢的行速也无法将它们化解开来。连临照万里的太阳和月亮,在这里也挤捱不上。对此,1500年前的郦道元说得最好:
两岸连山,略无阙处。
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水经注》)
他还用最省俭的字句刻划过三峡春冬之时的“清荣峻茂”,晴初霜旦的“林寒涧肃”,使后人再难调动描述的词章。
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嗖嗖阴风吹着,让滔滔江流溅着,让迷乱的眼睛呆着,让一再要狂呼的嗓子哑着。什么也甭想,什么也甭说,让生命重重实实地受一次惊吓。千万别从惊吓中醒过神来,清醒的人都消受不住这三峡。
僵寂的身边突然响起了一些“依哦”声,那是巫山的神女峰到了。神女在连峰间侧身而立,给惊吓住了的人类带来了一点宽慰。好像上天在铺排这个仪式时突然想到要补上一个代表,让蠕动于山川间的渺小生灵占据一角观礼。被选上的当然是女性,正当妙龄,风姿绰约,人类的真正杰作只能是她们。
人们在她身上倾注了最瑰丽的传说,好像下决心让她汲足世间的至美,好与自然精灵们争胜。说她帮助大禹治过水,说她夜夜与楚襄王幽会,说她在行走时有环佩鸣响,说她云雨归来时浑身异香。但是,传说归传说,她毕竟只是巨石一柱,险峰一座,只是自然力对人类的一个幽默安慰。
当李白们早已顺江而下,留下的人们只能把萎弱的生命企求交付给她。“神女”一词终于由瑰丽走向淫邪,无论哪一种都与健全的个体生命相去遥遥。温热的肌体,无羁的畅笑,情爱的芳香,全都雕塑成一座远古的造型,留在这群山之间。一个人口亿众的民族,长久享用着几个残缺的神话。
又是诗人首先看破。儿年前,江船上仰望神女峰的无数旅客中,有一位女子突然掉泪。她悲哀,是因为她不经意地成了李白们的后裔。她终于走向船舱,写下了这些诗行:
在向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
紧紧捂住自己的眼睛
当人们四散离去,谁
还站在船尾
衣裙漫飞,如翻涌不息的云
江涛
高一声
低一声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但是,心
真能变成石头吗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舒婷:《神女峰》)
终于,人们看累了,回舱休息。
舱内聚集着一群早有先见之明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出过舱门,宁静端坐,自足而又安详。让山川在外面张牙舞爪吧,这儿有四壁,有舱顶,有卧床。据说三峡要造水库,最好,省得满耳喧闹。把广播关掉,别又让李白来烦吵。
历史在这儿终结,山川在这儿避退,诗人在这儿萎谢。不久,船舷上只剩下一些外国游客还在声声惊叫。
船外,王昭君的家乡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激流把这位女子的心扉冲开了,顾盼生风,绝世艳丽,却放着宫女不做,甘心远嫁给草原匈奴,终逝他乡。她的惊人行动,使中国历史也疏通了一条三峡般的险峻通道。船外,屈原故里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奇峰交给他一副傲骨,这位比李白还老的疯诗人太不安分,长剑佩腰,满脑奇想,纵横中原,问天索地,最终投身汨罗江,一时把那里的江水,也搅起了三峡的波涛。
看来,从三峡出发的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是怪异的。都会卷起一点旋涡,发起一些冲撞。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他们都不以家乡为终点,就像三峡的水拼着全力流注四方。
三峡,注定是一个不安宁的渊薮。凭它的力度,谁知道还会把承载它的土地奔泻成什么模样?在船舷上惊叫的外国游客,以及向我探询中国第一名胜的外国朋友,你们终究不会真正了解三峡。
我们了解吗?我们的船在安安稳稳地行驶,客舱内谈笑从容,烟雾缭绕。
明早,它会抵达一个码头的,然后再缓缓启航。没有告别,没有激动,没有吟唱。
留下一个宁静给三峡,李白去远了。
还好,还有一位女诗人留下了金光菊和女贞子的许诺,让你在没有月光的夜晚,静静地做一个梦,殷殷地企盼着。
余秋雨经典散文:都江堰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它就是都江堰。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场千年的收伏战。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四川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单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站在哪里?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叹。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反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砭肤冷气,估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罢。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改恶从善。人对自然力的驯服,干得多么爽利。如果人类干什么事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
但是,人类总是缺乏自信,进进退退,走走停停,不断自我耗损,又不断地为耗损而再耗损.结果,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离索桥东端不远的玉垒山麓,建有一座二王庙,祭祀李冰父子。人们在虔诚膜拜,膜拜自己同类中更像一点人的人。钟鼓钹磬,朝朝暮暮,重一声,轻一声,伴和着江涛轰鸣。
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
我到边远地区看傩戏,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灌县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土滋润。傩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帖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
余秋雨经典散文:海牙的老人
海牙的清晨,湿漉漉的广场上摆满了旧书摊,很多老年人把毕生收集的书籍、古董陈列在那里,让人选购。
在博物馆前的那个角落,一位年迈的摄影师摆出了自己拍摄的数千张旧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边上还摆放着三台老相机,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从自己的角度把荷兰的历史概括。
见我仔细翻阅,老人两眼放光。但最后,我当然还是让他失望。他用英语向我嘟哝:全拿走吧,实在不贵。
我暗自责备自己翻阅得太久了,使他产生误会,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着他,向他道谢。我想他应该认出,我是中国人。连他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也无法把自己的历史图像收入博物馆,任其在博物馆门外长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们中国流浪在外面的历史符号就更多了。我们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门庭,反把人家的历史图像带走我们中国人太知道,这些历史图像一旦被带走,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时日。
中国人也许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把别人的历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见我要离开,又说了一句:“也可以拆开了买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这话使我心里一动。因为曾经听说,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满个人情谊而又无行贿嫌疑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泰晤士报》,让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议,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我连忙回头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叠,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齐整无缺,可见至今没有人零拆买走。从老人的生活状态看,他未必拥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复印的技术设备。我笑着向他摇摇头,心想,我算什么呢一个如此平凡的生命,一个在湿漉漉的早晨偶尔驻足的过客,岂能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这位老人的平生劳作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会出现一个更负责的收藏者,将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义。再等一年半载吧,老大爷。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个法律机构来仲裁这是人类的理性之梦,结果便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出现。
到海牙总要去看看国际法院,世界各国的旅行者都这样想。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宫栅栏外,停满了各种旅行车辆,挤满了一队队来自各国的游人。
和平宫就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国企业家卡纳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冥冥中加重了这栋楼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这栋楼造得庄严、大气,但更漂亮的是环绕着它的巨大庭院。因此,从铁栅栏到和平宫的主楼还有很长的距离,中间是葱茏的草地,远处林木茂密。
国际法院不是一个纪念性遗址,而是一个天天都在忙碌的联合国司法机构,当然不允许旅行者参观。因此,铁栅栏外的参观,其实只是远眺。
我们几个拨开众人,找到了第一层正门,说我们来自何方,两天前曾来过电话,承蒙同意入内参观。门卫立即向里边打电话,然后态度变得非常客气,要我们等一等,说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接引。
出来的是一位女士,讲法语,让我们每个人把护照交给门卫。门卫一一登记了,一并归还。女士一笑,摊开手掌往里边一让,我们就在各国旅行者惊讶和羡慕的眼光中鱼贯而入。
被那么多目光注视背后,总觉得不自在,不知哪位伙伴说:“干脆,神态凝重一点,装成被告或原告模样吧,让那些不能进来参观的人心里平衡一点。”
我说:“装不了。谁都知道,中国人从不在国际法院找麻烦。”
又一位伙伴说:“该不会遇到米洛舍维奇吧,说不定这些天引渡过来了。”
我说:“那归前南特别法庭管,不在这里。这里是法院,统领那个法庭。”
说着,已走到和平宫主楼的正门,那里站着两位警卫。领路的女士与他们说了一阵,警卫拿出一本登记簿让她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她转身向我们挥手。原来她已完成任务,要离开了。主楼里边,已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等着我们。
我们跟着这位小姐轻步前行,绕来绕去,居然从主楼的后门绕到了一座新楼。那里有几排椅子,她叫我们坐下休息,说过一会儿会有一位官员来接我们。
大概等了十来分钟,听到一声热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她比较重要,因为她讲话很多,无拘无束。
从她口里越来越多听到一个人的名字,说他要破例接待我们,今天一早就亲自给她打电话作安排。我们问那人是谁,她一怔,然后笑了,说:“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呢。他是国际法院副院长,今天特地空出时间来等你们。我现在正领你们去他的办公室。”
这条路有点复杂,上二楼,走过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楼。她先领我们看了看各位大Fa官审案前开会的会议室,再看隔壁的审判庭。这两个地方今天都空着,一派古典贵族式的庄严肃穆。
从审判庭出来,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们先做了一个手势,然后在一个灰色的门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轻轻地敲了两下。
才两下,门就开了,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老人,而且是一个中国老人“你们来了请进请进”———这更让我吃惊了,居然满口浓重的上海口音这便是堂堂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史久镛大Fa官。
国际法院的法官由联合国会议选举产生。史先生在这里极具威望,是国际法院的灵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国。
他的办公室分两大间,外面一间堆着各种文件和电脑,里面一间有他的大写字台。宽宽的落地窗前一个会客的空间,我们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国式的园林,却又带有英国园林的自然风味。
我们尽管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际法院,但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一开始就有许多最浅显的问题期期艾艾地提了出来,他一听就笑了。例如———问:你们有事干吗国与国,不是打仗就是谈判,怎么会想着打官司答:我们在这儿忙极了,堆满了案件。你看,积压在手边的就是几十宗。
问:你们判决以后,那些败诉的国家会遵照执行吗答: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例外,美国。我们判它输,但它不执行,事情递交到安理会,它作为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了。
由此开始,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乎已经涉及到一切国际大事,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与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语言方式。外交官囿于一国,却旋转着表里两层结构,看谁旋转得漂亮,可谓脚盘固定而手法灵活。而他则相反,除了法律和正义,没有固定的国家立场,也没有言谈的手法,全然是一种国际式的平正,毫无修饰和讳避。我们听起来句句入耳,却又有一点陌生。
就像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各个分立的门户长年对峙,人们早已听熟他们各自的立场,不知哪天突然来了一位“老娘舅”,他没有立场,只有规矩,大家一时有点吃惊。
他是一个国际公民,现在住在海牙,但要经常回上海省亲。以前他长期居住在上海,我问他住在上海何处,他说原来住在华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动迁了。
我们又问,既然经常回上海,会不会像刚才与我们谈的那样,与国内法律界的朋友谈谈国际法律精神这位国际大Fa官淡淡地说:“我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着国际间最缠人的麻烦事,却明确声言“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这就突然让我们明白,人们一般理解的“交际”,究竟是什么含义。
我略微有点走神,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踩踏着秋天的落叶,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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