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经典优美散文
在我国的当代文坛中,余秋雨的散文应该说是独树一帜。一直以来,很多学者对于他的散文特色和风格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余秋雨经典优美散文，希望大家喜欢。
余秋雨经典优美散文：西湖梦
西湖的文章实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历代高手，再做下去连自己也觉得愚蠢。但是，虽经多次违避，最后笔头一抖，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也许是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我避不开它。
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扇上印着一幅西湖游览图，与现今常见的游览图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画着各种景致，就像一个立体模型。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幽雅名称，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看，于是日日逼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
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
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
画工还欠费工夫。
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一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游了长长一程，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绒绒地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
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二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浏览方式，与感官玩乐溶成一体。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而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归之于非常实际、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对者们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国宗教，不管从顺向还是逆向都激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千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许正是如此，鲁迅劝阻郁达夫把家搬至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岳，
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
风波浩荡足行吟。
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记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如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取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景点，景点，总是景点，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风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三
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不是为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
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观的艺术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于是，这样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间特别显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后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树木也生得平适，鸟鸣也听得自如。这一切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这里做了太守，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就这样，才让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
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隐居孤山二十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市嚣。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千古绝唱。中国古代，隐士多的是，而林和靖凭着梅花、白鹤与诗句，把隐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能够偏偏到杭州西湖来做一太守，更是一种极偶然、极奇罕的机遇。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不管有没有他的才分。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儿找不到几丛花树、几双飞禽呢?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
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窑，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画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四
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妓女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公堤上女当垆”“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较早一点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是苏小小的钦仰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钱墉苏小是乡亲”，虽为鲁迅所不悦，却也颇可理解的了。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当然不乏轻薄文人，但内心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妓女竞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颇为深刻的。
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很重感情，写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的无限风光。美丽的车，美丽的马，一起飞驶疾驰，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造像。又传说她在风景胜处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最后，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她却恬然适然，觉得死于青春华年，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认为，死神在她十九岁时来访，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
难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说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义者。依我看，她比蔡花女活得更为潇洒。在她面前，中国历史上其他有文学价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为了个负心汉，或为了一个朝廷，颠簸得过于认真。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则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捩，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妓女生涯当然是不值得赞颂的，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这种结构是那样的宏大和强悍，使生命意识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围困中变得恣肆和怪异。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西湖所接纳的另一具可爱的生命是白娘娘。虽然只是传说，在世俗知名度上却远超许多真人，在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种更宏大的切实存在。人们慷慨地把湖水、断桥、雷峰塔奉献给她。在这一点上，西湖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别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个基础命题的提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浑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或者成为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举入天府，后者沦于地狱。有趣的是，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烦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与地狱之间，还有一快平实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间，还有一种寻常的动物：人。她的全部炎难，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备人的意义而不加外饰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没有为它留出多少笔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拚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许仙，许仙的木讷和萎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称，她深感失望。她陪伴着一个已经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贵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这种寂寞，是她的悲剧，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间的悲剧，可怜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唤人而不能见容，在人间呼唤人也得不到回应，但是，她是决不会舍弃许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变成了现实，她不愿去寻找一个超凡脱俗即已离异了普通状态的人。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她认了，甘愿为了他去万里迢迢盗仙草，甘愿为了他在水漫金山时殊死拚搏。一切都是为了卫护住她刚刚抓住一半的那个“人”字。
在我看来，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而不是最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她无惧于死，更何惧于镇?她莫大的遗憾，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一九二四年九月，雷峰塔终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闯将都不禁由衷欢呼，鲁迅更是对之一论再论。这或许能证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较量，关系着中国精神文化的决裂和更新?为此，即使明智如鲁迅，也愿意在一个传说故事的象征意义上深深沉浸。
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用脑袋撞击过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罢“秋风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边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笔宿债，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废墟去看看。据说很不好看，这是意料中的，但总要去看一次。
余秋雨经典优美散文：玲珑小国
1
一个主权国家的全部面积不到二平方公里，摩纳哥实在太小了。但是，这个袖珍小国却浓缩着四个隐型大国：赌博大国、邮票大国、赛车大国、旅游大国。
这四个隐形大国都具有俯视世界的地位。就说赌博大国吧，蒙特卡洛赌场那种地毯厚厚、灯光柔柔、家具旧旧的老派贵族派头，连美国气魄宏大的拉斯维加斯也要鞠躬示敬，更不待说墨尔本、吉隆坡、澳门的那些豪华赌场了。全世界的赌场选“大老”，看来还是非蒙特卡洛莫属。
更让人惊异的是赛车。那么小的国家不可能另选赛车场地了，这些蜿蜒于山坡上的真实街道就是赛车跑道。到时候街道边人山人海，拥挤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而跑道上则奔驰着五光十色的各种赛车。我们没有赶上赛车季节，只是顺着赛车的路线绕了两圈，奇怪的是每辆车的驾驶员似乎都认得路线，一问，原来都是从每次赛车的电视转播中看熟了的，可见影响之大，印象之深。
其实在摩纳哥，最能冲击游人感官的是海滨山崖上一排排豪宅。这是世界各地大量超级富豪选择的终老之地。据我历来读到的资料，很多绑匪、巨盗、毒枭疯狂敛财，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能在摩纳哥舒舒服服地隐居。为此，我每次来摩纳哥都会看着这些房子出神，心想多少人终于没有拿到钥匙而只能永久地呆在监狱里傻想了，而拿到了钥匙的，大概也有不少人不敢出门，或者不愿与邻居寒暄。一扇扇花岗岩框的木门紧锁着，脚下碧波间白色的私家游艇也很少解缆。偶尔解缆于没有风浪的月夜，如贴水而飞的白鸥，把全部秘密倾吐给地中海。
但是，摩纳哥自身的秘密，并没有被赌场、赛车、豪宅所穷尽。甚至可以说，即使把四个隐形大国叠加在一起，也无法填充一个最大的缺漏。
寻找这个缺漏并不难，它便躲藏在那幢最宏伟的公共建筑———海洋学博物馆里。
如果有时间把这个博物馆看得细一点，就会发现种种奇丽珍罕的展品都出自于一种长年累月的出海考察。于是你会对那些有关出海考察的展览发生兴趣，逐一观察当年的船只、器具、枪支和泛黄的照片，直至那时刚刚学会拍摄的无声电影纪录短片。看着看着又有了新的发现，原来这一切的指挥者就是摩纳哥的国家元首阿尔贝一世。
这位国家元首并不是拨款资助专家去考察，而是亲自以专家的身份率队出海，整整二十八次，科研成果卓著，成了世界近代海洋学的创始人。
海洋学博物馆三楼可以观看当年拍摄的无声电影纪录短片，我连看两段就很感动，迟迟不愿离开。阿尔贝一世在颠簸的海船上完全不像一个国家元首，而是一名不辞辛劳的科学家。夜晚来临，他们只能栖宿荒岛，狂风袭来，他慌忙去捡拾吹落的风帽。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欧洲大地正兵荒马乱，他统治的小国寡民哪有周旋之力，于是干脆转身，背对战尘面对蔚蓝。就在他捡拾风帽的时刻，多少欧洲君主也在为捡拾皇冠而奔忙。唯有这样的风帽他戴得舒适，软软地扣在头顶，他的力量和荣誉，早已不在帽子上。
作为小国之君他无足轻重，但在人类探索自然的领域，他做过真正的君王。
2
比摩纳哥大一点的小国，是圣马力诺。所谓“大一点”却大了三十多倍，总共六十平方公里吧，大约是上海市的百分之一。
圣马力诺嵌在意大利中部，进出要经过意大利海滨小城里米尼，那我们干脆就在里米尼住下了。其实在里米尼停驻的很多游人和我们一样，为的是去圣马力诺。
游人们没到目的地就在大门口玩上了。里米尼海滩确实很棒，碧海蓝天间最出风头的是皮肤晒得黝黑的苗条女子和身材健硕的光头男子。奇怪的是，苗条女子身边总有一个男友，而光头男子背后却没有女性，只跟着几个小伙子。
靠近海滩的街道上，有一种营生很热闹，就是替刚刚从海水里钻出来的年轻旅客描绘皮肤花纹。只是描绘，不是刺青。皮肤已经晒黑，描上金线银线，花草摇曳、鱼虫舞动，描得多了就像绷了一件贴身花衫。至少今晚上不能洗澡了，那就安静躲汗，明朝带一身花花绿绿去圣马力诺。
圣马力诺是一座山城，道路盘旋重叠。据说公元三世纪一个叫马力诺的石匠为逃避宗教迫害从亚得里亚海的对岸来此藏身并传教，因而有了这个地名。看来看去，这真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从种种传说看，这位石匠留下了一些淳朴的政治遗嘱，而这个小国后来也确实成了欧洲最早的共和国。由于它实在太小，产生不了什么国际影响，却也不会轻易地在一些立国方针上受别国影响，因此它所保存的政治生态像是存在于一个隔离舱内，显得特别纯净。
当年拿破仑纵横欧洲，把谁也不放在眼里，有一天突然发现，在意大利的国土之内居然还有如此一个芥末小国。他饶有兴趣地吩咐部下，找这个小国的首领来谈一谈历史。谁知一谈之下他渐渐严肃起来，双目炯炯有神，立即宣布允许圣马力诺继续独立存在，而且可以再拨一些领土给它，让它稍稍像样一点。
但是，圣马力诺人告诉拿破仑，他们的国父说过：“我们不要别人一寸土地，也不给别人一寸土地。”国父，就是那位石匠出身的马力诺
我相信这个回答一定使拿破仑沉默良久。他连年夺城掠地，气焰熏天，没想到在这最不起眼的地方碰撞到了另一个价值系统。他没有发火，只是恭敬地点头，同意圣马力诺对加拨领土的拒绝。
与拿破仑对话的人，是圣马力诺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叫执政。他的出任方式，不仅与拿破仑不一样，也有别于全世界各国的行政长官，是一种特别原始又特别彻底的民主选举办法。
简单说来，全国普选产生六十名议员，不识字的选民由年轻的女学生代为投票，因为女学生洁净无瑕;由这六十名议员在普通公民中选择二十名最高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再投票从中选出六人，最后从民众中挑出一个盲童，让他从六人中抽出两人的名单，作为最高行政长官。
最高行政长官的国际地位，相当于各国总统，但只任期半年，不得连任，每月薪金只有五美元，因此也很难连任。如果被选出的人拒绝上任或半途离任，却要承受巨额罚款。上任时仪式隆重，当任长官长袍圆帽，佩戴勋章，在鼓号乐队的簇拥下全城游行。
这些奇怪的规定，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政治理念，保存在一个小国中就像保存一种标本，值得珍惜。
我最感兴趣的是在全国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女生和盲童的作用。他们早早地懂得，越是处理复杂事务，便越是需要动用孩童般的单纯。
现在国际间的政治运作还在日趋繁复，有些地方更是纵横捭阖、黑幕重重，但是无论如何，那些疲惫不堪、挥汗如雨的操作者，都无颜面对圣马力诺的女生和盲童。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盲童呢若让一个孩子封目抽签，办法很多，何必真盲也许有一个传说故事对此，我还要打听，还要思索。
3
再大一号的小国是列支敦士登，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中间，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大约是北京市的百分之一。
列支敦士登的首都叫瓦杜兹，最明显的标志是山巅危崖上的一个王子城堡，当今皇家住处，瓦杜兹就在危崖脚下。其实这个首都只是干干净净一条街，齐齐整整两排楼，在热闹处敞开着几十家店铺。
一进店就知道这里富裕，价格足以说明一切。
小国多是邮票大国，列支敦士登也不例外，很多商店都有卖。刚一打眼就看上了，印得实在精美。连对集邮兴趣不大的我，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王室成员婚礼和王室收藏的鲁本斯绘画各一套，又配上几套杂票，结算时价格不菲，才知轻重。
我很想用步行方式把整个首都快速走完，便不顾一切地急速迈步了。路上新旧建筑交杂，无论新旧都很见气韵。相比之下，邮票大厦最有派头，这与经济收益有关。大厦廊厅边上见到一些信箱，联想到列支敦士登为了吸引外资，制订了极其方便的公司注册的规则，甚至连房子地址都不要，只须申请一个邮政信箱即可。这事对我有点诱惑，心想何不轻轻松松开办一家注册在列支敦士登的文化传播公司，然后再在国内找个公司搞中外合资。刘璐、温迪雅、王多多她们都跃跃欲试，但一想山高水远也就哈哈一笑不当真了。
我终于找到了做过首相府的那栋楼，现在是一家老式旅馆。做首相府那些年，法院也在里边，而且我还知道，地下室是监狱。
这些知识，都来自于一个未被查证的传说。
那天晚上，副首相被一要事所牵，下班晚了，到大门口才发现门已被锁，无法出去。他敲敲打打，百般无奈。地下室上来一个人，拿出钥匙帮他开了门。副首相以为是开门人住在地下室，一问，谁知这是关在下面的囚徒。
囚徒为什么会掌握大门钥匙是偷的，还是偷了重铸后又把原物放回这不重要，副首相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囚徒掌握了钥匙为什么不逃走于是他就当面发问。
囚徒说：“我们国家这么小，人人都认识，我逃到哪儿去”
“那么，为什么不逃到外国去呢”
囚徒说：“你这个人，世界上哪个国家比我们好”
于是他无处可逃，反锁上门，走回地下室。
这件事听起来非常舒服。
4
这些袖珍小国中最大的一个是安道尔，四百多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的三十分之一。
都德曾经说过：“你没有去过安道尔那还算什么旅行家”这样的口气我们都知道要反着听。表面上好像在说安道尔是非去不可的国家，其实是用夸口的方式提出了要成为旅行家的至高标准。因此反而证明，安道尔在他的时代很难到达。
当然很难。从法国到安道尔，必须翻越比利牛斯山。这中间要穿峡谷、爬山顶、跨激溪，即便是被称为“山口”的地方也要七转八拐地旋上去。我们去时，已在下雪。
安道尔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一直被它们争来夺去，十三世纪开始向它们进贡。我对于七百年不变的进贡数字很感兴趣。
安道尔每逢单数年向法国进贡九百六十法郎，相当于一百多美元;双年数则向西班牙进贡四百三十比塞塔，相当于两个多美元。同时各附火腿二十只，腌鸡十二只，奶酪十二块。直到今天仍是这个数字，就像一个山民走亲戚。不知作为发达国家的法国和西班牙，以什么仪式来迎接这些贡品我觉得应该隆重。因为现代社会虽然富有，却缺少原始政治的淳朴风味。唯淳朴才能久远。
进入安道尔国土之后，到首都安道尔城还有很长一段路。路边间或有房，以灰色石块为墙，以黑色石片作瓦，朴实而美丽。城市的房舍就没有这么美丽了，但在闹市的中心有水声轰鸣，走近一看竟是山溪汇流，如瀑如潮，壮观在不便壮观的地方，因此更加壮观。
在安道尔的商店里我看着每件商品的标价牌就笑了。
安道尔小得没有自己的货币，通用法国的法郎和西班牙的比塞塔。旅游是它的第一财政收入，而旅游者来自世界各国，因此需要在每件商品上标明以各国货币换算的多种价格。但用哪一种文字来标呢想来想去采用了一个办法，即用各国的国旗代表各国货币，一目了然。
这一来，事情就变得非常有趣。你即使去买一双袜子，拿起标价牌一看就像到了联合国总部门口，百旗并列，五光十色，一片热闹。每个国家，尤其是领头的那些发达国家，全都庄严地举着国旗在为安道尔的一双袜子而大声报价，而且由于那么多国家挤在一起，看上去还竞争激烈。
这真是小商品的大造化，小国家的大排场。
夜宿安道尔，高山堵窗，夜风甚凉。读书至半夜，想到窗外是被重重关山包围着的小空间，这个小空间身在欧洲却藏得很深，今夜我也随着它躲藏起来了，突然觉得有点奇怪。我们一生艰难备尝，却还从未有过隐缩在万里之外大山深处的体验。
近处山峦的顶部已经积雪。这还只是秋天，不知到了严冬季节，这儿的人们会不会出行又如何出行甚至，是否会出现因某次雪崩而消失了一个国家的新闻?
余秋雨经典优美散文：自己的真相
阿姆斯特丹说得上是一个色彩之都。
鲜花出口数量全世界第一，又拥有最会摆弄色彩的伦勃朗和梵高。如果再加上橱窗里赤裸裸站立的各种色情女郎，太让人眼花缭乱了。
但是，色彩似乎永远会带来麻烦。它会鼓励混乱、引诱骚扰吗?也许。
我们到阿姆斯特丹之后立即分两组拍摄街景，两辆车停在不同的停车场。一小时后传来消息，一辆被砸，一辆被撬。我的一台新买的数码相机，以及随队记者的两台手提电脑均不翼而飞。我从希腊开始拍摄的照片，全都贮存在那台数码相机里，这下算是全完了。
停车场是收了管理费的，却说这样的事情他们管不着。其实两个停车场都不大，里边发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达才一小时就已经这样，这个平静的下马威使我们对这个色彩之都纳闷起来。
到处都在修路，又是阴雨绵绵，几个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乱叫，似极度兴奋又似极度愤怒;吸食大麻的苍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阶上手足无措，独自傻笑;木阶下面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废弃的脚踏车在水里浸泡。
对色彩本身，阿姆斯特丹也产生过很大的混乱，现在好像是为这种混乱后悔了，但又有点遮遮盖盖。
我是说伦勃朗在这里的遭遇。
在西方大画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惨的恰恰正是两个荷兰人，伦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不长，境遇中又有较多的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暂且不论;而伦勃朗碰到的实在是一件群体性的审美冤案，而且与这座城市密切相关，在我看来，有点不可原谅。
这件事，略知西方美术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故居前，忍不住还想复述几句。
事情发生在一六四二年，伦勃朗三十六岁。这件事给画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阴影，直到他六十三岁去世还没有平反昭雪。这件事几乎中断了他靠艺术创作来维持生计的正常生活，穷困潦倒，去世时只够花费一个乞丐的丧葬费用。因此，这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厄运，而是通贯一代艺术大师终身的严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应该轻描淡写。
那年有十六个保安射手凑钱请伦勃朗画群像，伦勃朗觉得要把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画中非常困难，只能设计一个情景。按照他们的身份，伦勃朗设计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报警，他们准备出发去查看，队长在交代任务，有人在擦枪筒，有人在扛旗帜，周围又有一些孩子在看热闹。
这幅画，就是人类艺术史上的无价珍品《夜巡》。任何一本哪怕是最简单的世界美术史，都不可能把它漏掉;任何一位哪怕是对美术未必挚爱的外国游客，也要千方百计挤到博物馆里看上它一眼。
但在当时，这幅画遇上了真正的麻烦。那十六个保安射手认为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摆平均，明暗、大小都不同，不仅拒绝接受，而且上诉法庭，闹得纷纷扬扬。
整个阿姆斯特丹不知有多少市民来看了这幅作品，看了都咧嘴大笑。这笑声不是来自艺术判断，而是来自对他人遭殃的兴奋。这笑声又有传染性，笑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要用笑来划清自己与这幅作品的界线，来洗清它给全城带来的耻辱。
最让后人惊讶不已的是那些艺术评论家和作家。照理他们不至于全然感受不到这幅作品的艺术光辉，他们也有资格对愚昧无知的保安射手和广大市民说几句开导话，稍稍给无端陷于重围的伦勃朗解点围，但他们谁也没有这样做。他们站在这幅作品前频频摇头，显得那么深刻。市民们看到他们摇头，就笑得更放心了。
有的作家，则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玩起了幽默。“你们说他画得太暗?他本来就是黑暗王子嘛!”于是市民又哄传开“黑暗王子”这个绰号，伦勃朗再也无法挣脱。
只有一个挣脱的办法，当时亲戚朋友也给他提过，那就是再重画一幅，完全按照世人标准，让这些保安射手们穿着鲜亮的服装齐齐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丰富。伦勃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对无人买画的绝境。他还在画画，而且越画越好，却始终贫困。
直到他去世后的一百年，阿姆斯特丹才惊奇地发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波兰的一些著名画家，自称接受了伦勃朗的艺术濡养。
伦勃朗?不就是那位被保安射手们怒骂、被全城耻笑、像乞丐般下葬的穷画家吗?一百年过去，阿姆斯特丹的记忆模糊了。
那十六名保安射手当然也都已去世。他们，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地走向了永垂不朽。
他的故居，这些年重新装修好了，看起来他晚年不太贫困。但我记得在一本传记中读到，这房子当年因伦勃朗无力还债，被公证处拍卖掉了，伦勃朗不得不搬到一处极其简陋的犹太人的房子里去居住。这一点，故居的解释词中没有说明。里边反复放映的一部影片，主要是介绍这些年修复故居的认真和艰难。
对此我有点不大高兴，便把导演刘璐拉过一边，告诉她，我以前读到过一本德国人写的伦勃朗传记，有一个情节一直无法释怀。
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师已经十分贫困，一天磨磨蹭蹭来到早年的一个学生家。学生正在画画，需要临时雇用一个形貌粗野的模特儿，装扮成刽子手的姿态。大师便说：“我试试吧!”随手脱掉上衣，露出了多毛的胸膛……
这个姿态他摆了很久，感觉不错。但谁料不小心一眼走神，看到了学生的画框。画框上，全部笔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笔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师立即转过脸去，满眼黯然。他真后悔这一眼。
记得我当初读到这个情节时心头一震，泪如雨下。不为他的落魄，只为他的自我发现。
低劣的文化环境可以不断地糟践大师，使他忘记是谁，迷迷糊糊地沦落于闹市、求生于巷陌——这样的事情虽然悲苦却也不至于使我下泪，因为世间每时每地都有大量杰出人物因不知自己杰出、或因被别人判定为不杰出而消失于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个特定机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时如噩梦初醒，天地倒转，惊恐万状。
此刻的伦勃朗便是如此。他被学生的画笔猛然点醒，一醒却看见自己脱衣露胸像傻瓜一样站立着。更惊人的是，那个点醒自己的学生本人却没有醒，正在得意洋洋地远觑近瞄、涂色抹彩，全然忘了眼前的模特儿是谁。
作为学生，不理解老师是稀世天才尚可原谅，而忘记了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基本关系却无法饶恕。从《夜巡》事件开始，那些无知者的诽谤攻击，那些评论家的落井下石，固然颠倒了历史，但连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也毫无恶意地漠然于老师之为老师了，才让人泫然。
学生画完了，照市场价格付给他报酬。他收下，步履蹒跚地回家。
这个情节，今天稍稍复述还是心里难受，便转身离开刘璐，来到故居底层，买了一条印有大师签名的红领带，找一个无人的角落戴上。
今天，他的名字用各种不同的字体装潢在大大小小的门面上，好像整个城市几百年来都为这个名字而存在，为这个名字在欢呼。但我只相信这个印在领带上的签名，那是大师用最轻微又最强韧的笔触在尘污中争辩：我是谁。
看过“余秋雨经典优美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