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作品优美散文
余秋雨的散文,直接继承二十世纪初期现代文学先驱创立的思想文化传统,它以其磅礴大气,文采横溢的艺术风格,精深博大的文化意蕴,在中国文坛上筑起长达十年的亮丽风景,同时也带给人们许多启示。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余秋雨作品优美散文，希望大家喜欢。
余秋雨作品优美散文：上海人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zheng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起点，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 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__”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__”动乱中，“__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上海人的这种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不到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读到一则国外通讯社的报道，说德国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迹般的书店，在这家书店里竟能买到上海地图!外国记者的惊叹使我心酸，他们的报道的前文中已说明，这家书店出售着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图。可是为什么多了一张上海地图，就这样大惊小怪?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余秋雨作品优美散文：这里真安静
我到过一个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
很多长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听我一说，惊讶万分。
是韩山元先生带我去的。韩先生是此地一家大报的高级编辑，又是一位满肚子掌故的乡土历史学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住所的大铁门，从花园的小道上绕到我卧室的南宫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林然一惊，因为除了一位轻手轻脚的马来亚园丁，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窗下出现过。
他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会发现一点什么的，就冲他绕来绕去绕到我这个窗下的劲头。
我打开大门，那里还等着两位女记者，韩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这里的学生。她们都还年轻，对探幽索秘之类的事，兴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
其实韩先生也不太记得路了。在车上他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嗫嚅着。驾车的女记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车速放慢，好让他犹豫、判断、骂自己的记性。韩先生寻路的表情越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僻远、越离奇。
目的地竟是一个坟地。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才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
纳骨一万余体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再看那边，”顺着韩先生的指点，我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地上，铺展着无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妓女，看有多少!”
用不着再多说话，我确实被震动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局促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啊。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媚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情笑和呐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
是的，竟然没有商人、职员、工人、旅游者、水手、医生跻身其间，只有两支最喧闹的队伍，浩浩荡荡，消失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园子里。我们不能不把脚步放轻，怕踩着了什么。脚下，密密层层的万千灵魂间，该隐埋着几堆日本史，几堆南洋史，几堆风流史，几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艰深，于是只好由艰深归于宁静，像一个避世隐居、满脸皱纹的老人，已经不愿再哼一声。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 “作业队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战争时战死的士兵而立。另一个“陆海军人军属留魂之碑”，则是马来西亚战争中战死日军的集体墓，原在武吉知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毁，日本人在碎墟中打点收拾残骨，移葬这里。
军曹、兵长、伍长，乃至准尉级的仕官，皆立个人墓碑。一根根细长的木桩紧紧地排着，其中稍稍高出周围的是准尉。
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
让开这所有的群体，独个儿远远地坐东面西的，则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元帅、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大墓。这座墓，傲气十足，俯瞰着自己的数万属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寺内寿一这个名字十分敏感。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遭受中国军队惨重打击的板垣师团，也属于他的部下。这么一个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整个儿浸入血泊的军阀，最终竟然躲到了这个角落!
我呆呆地伫立着，死死地看着这座墓。我深知，几乎未曾有过中国人，会转弯抹角地找到这里，盯着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内元帅与中国人的久别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后，应是华北平原的万里云天。
寺内寿一改任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是在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之后，他与山本五十六的海军联合舰队相配合，构成了震动世界的太平洋战争。他把他在华北的凶残倾泄到了南洋，从西贡直捣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脑溢血。
元帅的死亡，震动了当时由英军看守的日军战俘营。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装、正在受到公审、正在受到全世界唾骂的战俘，张罗着要为寺内寿一筑坟，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帅身份的坟。从我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为了眼前这座坟，当时日军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今天想来依然触目惊心。
这些战俘白天在英军的监视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来，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谋。他们决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今属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就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要悄悄派出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目，拼死长途运来。
这些战俘开始行动了。他们正儿八经向看守他们的英国军官提出申请，说想自己动手修建战俘营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运一些木料石料。同时，他们又搜集身边带着的日本小玩意儿来笼络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同意了他们的申请，结果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采运石料，不仅为寺内寿一，而且为其他战死的日军筑坟。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运。运到离现在墓地8公里之外一座荒弃的橡胶园里，搭起一个帐篷，用两天时间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运到墓地，恭恭敬敬竖好，浇上水泥加固。我现在死死盯着看的，就是这个墓碑。 这一切，竟然都是一个战败国的俘虏们偷偷做成的，实在让人吃惊。我想，如果有哪位电影大师拍一部影片，就表现一群战俘在黑夜偷运染血巨石来作元帅墓碑的艰苦行程，一定会紧扣人心。山道上，椰林下，低声的呼号，受过伤的肩膀，勒入肌肉的麻绳，摇晃的脚步，警觉的耳朵，尤其是月光下，那一双双不肯认输服罪的眼睛……
资料告诉我，即使在国际法庭公审和处决战犯之后，那些日军战俘，竟还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了每一战犯处决时洒血的泥土，汇集起来到这个坟地“下葬”，竖起一个“殉难烈士之碑”。这个碑，我进人墓园不久就看到了的，不知底细的人怎会知道“烈士”是谁?
韩山元先生曾听守墓人说，别看这个坟地冷清，多年来，总有一些上年岁的人专程从日本赶来，跪倒在哪几座墓碑前献酒上香，然后饮泣良久。这些年，这样的老人看不到了，或许他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墓碑。于是，坟地真正冷清了，不要说战争，就是那星夜运石的呼号，也已成了遥远的梦影。但是，只要你不小心走进了这个地方，在这些墓碑间巡睃一遍，你就会领受到人类精神中极其可怖的一个部分，-阴-气森森。这里上下有序，排列整齐，傲骨嶙峋，好像还在期待着某种指令……
现在该来看看那些可怜的日本妓女了。
论资格，这些妓女要比埋在近旁的军人老得多。大概从本世纪初年以来，日本妓女蜂拥来南洋有过几次高|潮，每次都和日本经济的萧条有关。而当时的南洋，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经济颇为繁荣，大批在国内不易谋生的日本少女就不远千里，给南洋带来了屈辱的笑颜。
日本女子的美貌和温柔使她们很快压倒了南洋各地的其他娱乐项目，轰轰烈烈地构成了一种宏大的职业。从野心勃勃的创业者到含辛茹苦的锡矿工人，都随时随地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都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在这个时候，日本民族在南洋的形象，显得既柔弱又可怜。
既然日妓南下与日本经济萧条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萧条又是日本必须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因，那么，不妨说，日本妓女的先来和日本军人的后到，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让他们的坟墓紧紧靠在一起，好像是故意在搭建一种历史逻辑。
当日本军队占领南洋时，原先在这里的妓女再加上军妓，日妓的数量更是达到空前，连著名的南华女子中学也解散而成了日本艺妓馆。这简直成了一支与“皇军” 可以并驾齐驱的队伍，有人戏称为“大和部队”。据说还有一位日本官员故意向寺内寿一总司令报告：“大和部队已经打进来了。”寺内寿一因此而把不少军妓遣送回国，但日本妓女真正在南洋的锐减，则是在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已经够屈辱了的女子，无法在更屈辱的大背景下继续谋生了。事实上，即便是战败的苦难，她们也比军阀们受得深，尽管她们远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没有因战争而有任何得益。
日本妓女在南洋的悲惨命运，已由电影《望乡》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依我看，那毕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作品。在某些历史关节上无法冷静地开掘。日本妓女在南洋的遭遇，只有与以后日本军队的占领南洋疏通起来，现代日本民族的心态和命运才能梳理得更加完整和透彻。仅仅表现她们在屈辱中思念故乡，显然是把题目做小了。
《望乡》中一个让人难忘的细节是，日本妓女死后安葬南洋，墓碑全都向着故乡。但是，我在这个日本坟地中看到的情景却完全相反：300多个妓女的墓碑，全部向着正西，没有一座向着北方!
也许是不敢，也许是不愿，她们狠狠心拧过头去，朝着另一方向躺下了，不再牵肠挂肚，不再幽恨绵绵，连眼角也不扫一扫那曾经天天思念的地方。
岂止不再眼巴巴地望着故乡，在她们这么多的墓碑上，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石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德操信女”、“端念信女”、“妙鉴信女”，等等。这些姑娘，身陷可怕的泥淖之中，为了保持住一点点生命的信念，便都皈依了佛教，希望在虔诚的祈求间，留住些许朦胧的微光。但是我觉得，她们不具真名，与其说是为了佛教信仰，不如说是要隐瞒自己家族的姓氏，不使遥远的族人因自己而招腥惹臭。
这种情景，与边上那些耀武扬威地写满军衔、官职的军人墓碑有多大的差别啊。我仔细地拨开草丛，读着那一个个姑娘自己杜撰的假名字。她们都有过鲜亮的青春，但很快都羞缩成了一枚枚琐小的石丁，掩埋在异地的荒草中。我认出那些字来了，显然都是死者的小姐妹们凑几个钱托人刻上去的，却又像死者在低声地自报家门。她们没什么文化，好不容易想出几个字来，藏着点儿内心的悲凉：“忍芳信女”、 “寂伊信女”、“空寂信女”、“幽幻信女”……
我相信，这些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一定比那边的墓碑群所埋藏的故事更通人性。可惜，这些墓碑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连让我胡乱猜想的由头也十分依稀。
例如，为什么这座立于昭和初年的墓碑那么精雕细刻呢，这位“信女”一定有过什么动人的事迹，使她死后能招来这么多姐妹的集资。也许，她在当时是一位才貌双全、侠骨慈心的名妓?
又如，为什么这些墓碑上连一个字也没有呢?是因为她们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由于遭致什么意外?
还有，这五位“信女”的墓碑为什么要并排在一个墓基上呢?她们是结拜姐妹?显然不仅是这个原因，因为她们必须同时死才会有这样的墓，那么，为什么又要同时死呢?
这些，都一定有故事，而且是极其哀怨、极其绚丽的故事，近乎中国明清之间的秦淮诸艳。
发生在妓院里的故事，未必都是低下的。作为特殊的时代的一个特殊交际场所，那里会包藏着许多政治风波、金融搏斗、人生沧桑、民族恩怨乃至国际谍情。也许，日本史和南洋史的某些线头，曾经由这些“信女”的纤纤素手绾接。我在这片草地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深深可惜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全都化作了泥土。当地不少文学界的朋友常常与我一起叹息当今南洋文学界成果寥寥，恕我鲁莽，我建议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这些坟地。军人的坟地，女人的坟地，哪怕它们藏得如此隐蔽。
“军人，女人，还有文人!”韩山元先生听我在自言自语，插了一句。 是的，这个坟地里，除了大批军人和女人，竟然还孤零零地插进来一个文人。
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坟地的最东边。本来，寺内寿一的墓座东朝西，俯瞰整个墓地;但这座文人墓却躲在寺内寿一墓的后边，把它也当作了俯瞰的对象。
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这几个文人特别解气。而且墓主还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学家：二叶亭四迷。我记得他的相片，留着胡子，戴着眼镜，头上的帽子很像中国的毡帽。我应该是在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这位文学家盼，他葬在这里，对我也是个意外。不管怎么说，整个坟地中，真正能使我产生亲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他的墓碑上的字也写得漂亮，是一种真正的书法。这又使我们几个多了一份高兴。那些军官的墓碑既然都是战俘们偷偷张罗的，字能好到哪里去?
二叶亭四迷1909年2月在俄国游历时发现患了肺结核，但是这位固执的文学家不相信医生，胡乱自己服药，致使病情严重，后由朋友帮助，转伦敦坐轮船返日本治疗。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到达日本，而是死在由哥伦坡驶向新加坡的途中。就这样，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进坟地是在1909年5月，不仅那些军人的坟墓还一座也没有，连妓女的坟墓也不会有几座，因为当时，日本妓女还刚刚向南洋进发。
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
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而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
不错，文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样隐姓埋名，葬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军人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我相信，每一次妓女下葬，送葬的小姐妹们都会在整个坟地中走走，顺便看看这位文学家的墓碑，尽管她们根本读不懂他的作品;我相信，那些战俘偷偷地把寺内寿一的坟筑在他的近侧，也都会对他龙飞凤舞的墓碑端详良久。二叶亭四迷为这个坟地提供了陌生，提供了间离。军乐和艳曲的涡漩中，突然冒出来一个不和谐的低沉颤音。
不能少了他。少了他，就构不成“军人、女人、文人”的三相结构，就构不成一种寓言式的抽象。现在够了，一半军人，一半女人，最边上居高临下，端坐着一位最有年岁的文人。这么一座坟地，还不是寓言?
这个三相寓言结构竟然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简直是个历史的浓缩体。我走过许多地方，未曾见过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点难以置信。
离开墓地之后，我们的车又在闹市间胡窜乱逛。不知怎么，大家对街上的日本人特别注意起来。
显而易见，今天的日本人在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几天读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写到一个年轻繁忙的华人母亲把自己幼小的女儿托养在公婆家里，没想到一年以后，女儿牙牙学语吐出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华语，不是方言，也不是英语，而竟然是日语。原来公婆家通用的是夹着日语的英语，而日语的成分又日见提高。这位年轻的母亲真正地发怒了，大声吼道：“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成为一个是华人又不像华人的怪物!”
这种现象，在这里比较典型。日本是亚洲首富，经济界人士竞相趋附是不奇怪的。你看，就在我们的车窗外，那些最豪华的商店门口，停得最多的是日本旅游团的大客车。一大串专供旅游的人力三轮车从我们的车外慢慢前行，不用细看，坐的大多是日本人。
这时我心中忽起一个念头，真想走上前去告诉那些坐在人力车上兴高采烈的日本朋友;就在这座城市，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有一个坟地。无论如何，你们应该去看看的。我们刚去看过。
真的，你们应该去看看。
余秋雨作品优美散文：夜航船
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脊显豁，插在书架上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认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巡睃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耳边响起[矣欠]乃的橹声。
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集，十分闭塞，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笃笃笃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招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也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笃笃笃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不知是哪一天，他们吃过一顿稍稍丰盛的晚餐，早早地收拾好简薄的行囊，与妻儿们一起坐在闪烁的油灯下等候这笃笃声。
当敲击船帮的声音终于响起时，年幼的儿子们早已歪歪扭扭地睡熟，山民粗粗糙糙地挨个儿摸了一下他们的头，随即用拳头擦了擦眼角，快步走出屋外。蓬头散发的妻子提着包袱跟在后面，没有一句话。
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来的。有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滩上，抱着儿子投了水。这种事一般发生在黑夜，惨淡的月光照了一下河中的涟漪，很快什么也没有了。过不了多久，夜航船又来了，仍然是笃笃笃、笃笃笃，慢慢驶过。
偶尔也有些叫人羡慕的信息传来。乡间竟出现了远途而来的老邮差，手中拿着一封夹着汇票的信。于是，这家人家的木门槛在几天内就会跨进无数双泥脚。夜间，夜航船的敲击声更其响亮了，许多山民开始失眠。
几张汇票使得乡间有了私塾。一些幸运的孩子开始跟着一位外乡来的冬烘先生大声念书。进私塾的孩子有时也会被笃笃声惊醒，翻了一个身，侧耳静听。这声音，与山腰破庙里的木鱼声太像了，那是祖母们向往的声音。
二
一个坐夜航船到上海去谋生的人突然成了暴发户。他回乡重修宅院，为了防范匪盗，在宅院四周挖了河，筑一座小桥开通门户。宅院东侧的河边，专修一个船码头，夜航船每晚要在那里停靠，他们家的人员货物往来多得很。夜航船专为他们辟了一个精雅小舱，经常有人从平展展的青石阶梯上下来，几个佣人挑着足够半月之用的食物上船。有时，佣人手上还会提着一捆书，这在乡间是稀罕之物。山民们傻想着小舱内酒足饭饱、展卷卧读的神仙日子。船老大也渐渐气派起来。我家邻村就有一个开夜航船的船老大，早已成为全村艳羡的脚色*。过去，坐他船的大多是私盐贩子，因此航船经常要在沿途受到缉查。缉查到了，私盐贩子总被捆绑起来，去承受一种叫做“趱杠”的酷刑。这种酷刑常常使私盐贩子一命呜呼。船老大也会被看成是同伙，虽不做“趱杠”，却要吊打。现在，缉查人员拦住夜航船，见到的常常是神态高傲的殷富文士，只好点头哈腰连忙放行。船老大也就以利言相讥，出一口积压多年的鸟气。
每次船老大回村，总是背着那支大橹。航船的橹背走了，别人也就无法偷走那条船。这支橹，就像现今小汽车上的钥匙。船老大再劳累，背橹进村时总把腰挺得直直的，摆足了一副凯旋的架势。放下橹，草草洗过脸，就开始喝酒。灯光亮堂，并不关门，让亮光照彻全村。从别的码头顺带捎来的下酒菜，每每引得乡人垂涎欲滴。连灌数盅后他开始讲话，内容不离这次航行的船客，谈他们的风雅和富有。
三
好多年前，我是被夜航船的笃笃声惊醒的孩子中的一个。如果是夏夜，我会起身，攀着窗沿去看河中那艘扁黑的船，它走得很慢，却总是在走。听大人说，明天傍晚就可走到县城。县城准是大地方，河更宽了，船更多了，一条条晶亮晶亮的水路，再也没有泥淖和杂藻，再也没有土岸和残埠，直直地通向天际。
第二天醒来，急急赶到船老大家，去抚摩那支大橹。大橹上过桐油，天天被水冲洗，非常干净。当时私塾已变成小学，学校的老师都是坐着航船来的，学生读完书也要坐着航船出去。整个学校，就像一个船码头。
橹声[矣欠]乃，日日夜夜，山村流动起来了。
夜航船，山村孩子心中的船，破残的农村求援的船，青年冒险家下赌注的船，文化细流浚通的船。
船头画着两只大大的虎眼，犁破狭小的河道，溅起泼刺刺的水声。
四
这下可以回过头来说说张岱的《夜航船》了。
这位大学者显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学多才，不可能长踞一隅。在明代，他广泛的游历和交往，不能不经常依靠夜航船。次数一多，他开始对夜航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来。
船客都是萍水相逢，无法作切己的深谈。可是船中的时日缓慢又无聊，只能以闲谈消遣。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说，谈来谈去，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中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炫示学问。一来二去，获得一点暂时的满足。
张岱是绍兴人，当时绍兴府管辖八县，我的家乡余姚正属其中。照张岱说法，绍兴八县中数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结果那里各行各业的人对于历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夜航船中，谈起来机锋颇健，十分热闹。因此，这一带的夜航船，一下去就像进入一个文化赛场。
他在《夜航船序》里记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 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 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 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 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你看，知识的优势转眼间就成了占据铺位的优势。这个士子也实在是丢了吾乡的脸，不知道“澹台”是复姓倒也罢了，把尧、舜说成一个人是不可原谅的。让他缩头缩脚地蜷曲着睡，正是活该。但是，夜航船中也有不少真正的难题目，很难全然对答如流而不被人掩口耻笑。所以连张岱都说：“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付。”
于是，他发心编一部初级小百科，列述一般中国文化常识，使士子们不要在类似于夜航船这样的场合频频露丑。他把这部小百科名之曰《夜航船》，当然只是一个潇洒幽默的举动，此书的实际效用远在闲谈场合之上。
五
但是，张岱的劳作，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夜航船文化”。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
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陈迹，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艘夜航船。
船头的浪，泼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大，士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
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
我一次次抚摩过的船橹，竟是划出了这样一条水路?我梦中的亮晶晶的水路，竟会这般黯然?
幸好，夜航船终于慢吞吞地走到了现代。吾乡的水路有了一点好的征兆：几位大师上船了。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
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
--这是鲁迅在船上。
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
--这是周作人在船上。他不会再要高谈阔论的旅伴，只求个人的清静自由。
早春晚秋，船价很便宜，学生的经济力也颇能胜任。每逢星期日，出三四毛钱雇一只船，载着二三同学，数册书，一壶茶，几包花生米，与几个馒头，便可优游湖中，尽一日之长。……随时随地可以吟诗作 画。“野航恰受两三人。”“恰受”两字的状态，在这种船上最充分地表出着。
--这是丰子恺在船上。他的船又热闹了，但全是同学少年，优游于艺术境界。
这些现代中国的航船虽然还是比较平缓、狭小，却终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色*泽和气氛。
仍然想起张岱。他的惊人的博学使他以一人之力编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夜航船》，在他死后24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在这个人手上编成。这部百科全书，不是谈资的聚合，而是一种启蒙和挺进。从此，法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终摆脱了封建社会的黑夜，进入了一条新的河道。张岱做不到这地步，过错不在他。
说到底，他的书名还是准确的：《夜航船》。
我，难道真的被夜航船的笃笃声敲醒过吗?它的声响有多大呢?我疑惑了。
记得有一天深夜，幼小的我与祖母争执过：我说这笃笃声是航船，她说这笃笃声是木鱼。究竟是什么呢?都是?都不是?抑或两者本是同一件事?
祖母早已亡故。也许，我将以一辈子，索解这个迷。----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1992年
看过“余秋雨作品优美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