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作品
余秋雨散文是当代学者散文的典范。他的散文具有巨大的历史容量,历史的深邃苍凉、沧海桑田常被诉诸于笔端。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余秋雨散文作品，希望大家喜欢。
余秋雨散文作品一：海牙的老人
海牙的清晨，湿漉漉的广场上摆满了旧书摊，很多老年人把毕生收集的书籍、古董陈列在那里，让人选购。
在博物馆前的那个角落，一位年迈的摄影师摆出了自己拍摄的数千张旧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边上还摆放着三台老相机，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从自己的角度把荷兰的历史概括。
见我仔细翻阅，老人两眼放光。但最后，我当然还是让他失望。他用英语向我嘟哝：全拿走吧，实在不贵。
我暗自责备自己翻阅得太久了，使他产生误会，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着他，向他道谢。我想他应该认出，我是中国人。连他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也无法把自己的历史图像收入博物馆，任其在博物馆门外长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们中国流浪在外面的历史符号就更多了。我们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门庭，反把人家的历史图像带走我们中国人太知道，这些历史图像一旦被带走，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时日。
中国人也许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把别人的历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见我要离开，又说了一句：“也可以拆开了买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这话使我心里一动。因为曾经听说，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满个人情谊而又无行贿嫌疑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泰晤士报》，让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议，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我连忙回头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叠，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齐整无缺，可见至今没有人零拆买走。从老人的生活状态看，他未必拥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复印的技术设备。我笑着向他摇摇头，心想，我算什么呢一个如此平凡的生命，一个在湿漉漉的早晨偶尔驻足的过客，岂能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这位老人的平生劳作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会出现一个更负责的收藏者，将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义。再等一年半载吧，老大爷。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个法律机构来仲裁这是人类的理性之梦，结果便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出现。
到海牙总要去看看国际法院，世界各国的旅行者都这样想。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宫栅栏外，停满了各种旅行车辆，挤满了一队队来自各国的游人。
和平宫就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国企业家卡纳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冥冥中加重了这栋楼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这栋楼造得庄严、大气，但更漂亮的是环绕着它的巨大庭院。因此，从铁栅栏到和平宫的主楼还有很长的距离，中间是葱茏的草地，远处林木茂密。
国际法院不是一个纪念性遗址，而是一个天天都在忙碌的联合国司法机构，当然不允许旅行者参观。因此，铁栅栏外的参观，其实只是远眺。
我们几个拨开众人，找到了第一层正门，说我们来自何方，两天前曾来过电话，承蒙同意入内参观。门卫立即向里边打电话，然后态度变得非常客气，要我们等一等，说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接引。
出来的是一位女士，讲法语，让我们每个人把护照交给门卫。门卫一一登记了，一并归还。女士一笑，摊开手掌往里边一让，我们就在各国旅行者惊讶和羡慕的眼光中鱼贯而入。
被那么多目光注视背后，总觉得不自在，不知哪位伙伴说：“干脆，神态凝重一点，装成被告或原告模样吧，让那些不能进来参观的人心里平衡一点。”
我说：“装不了。谁都知道，中国人从不在国际法院找麻烦。”
又一位伙伴说：“该不会遇到米洛舍维奇吧，说不定这些天引渡过来了。”
我说：“那归前南特别法庭管，不在这里。这里是法院，统领那个法庭。”
说着，已走到和平宫主楼的正门，那里站着两位警卫。领路的女士与他们说了一阵，警卫拿出一本登记簿让她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她转身向我们挥手。原来她已完成任务，要离开了。主楼里边，已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等着我们。
我们跟着这位小姐轻步前行，绕来绕去，居然从主楼的后门绕到了一座新楼。那里有几排椅子，她叫我们坐下休息，说过一会儿会有一位官员来接我们。
大概等了十来分钟，听到一声热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她比较重要，因为她讲话很多，无拘无束。
从她口里越来越多听到一个人的名字，说他要破例接待我们，今天一早就亲自给她打电话作安排。我们问那人是谁，她一怔，然后笑了，说：“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呢。他是国际法院副院长，今天特地空出时间来等你们。我现在正领你们去他的办公室。”
这条路有点复杂，上二楼，走过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楼。她先领我们看了看各位大Fa官审案前开会的会议室，再看隔壁的审判庭。这两个地方今天都空着，一派古典贵族式的庄严肃穆。
从审判庭出来，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们先做了一个手势，然后在一个灰色的门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轻轻地敲了两下。
才两下，门就开了，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老人，而且是一个中国老人“你们来了请进请进”———这更让我吃惊了，居然满口浓重的上海口音这便是堂堂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史久镛大Fa官。
国际法院的法官由联合国会议选举产生。史先生在这里极具威望，是国际法院的灵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国。
他的办公室分两大间，外面一间堆着各种文件和电脑，里面一间有他的大写字台。宽宽的落地窗前一个会客的空间，我们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国式的园林，却又带有英国园林的自然风味。
我们尽管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际法院，但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一开始就有许多最浅显的问题期期艾艾地提了出来，他一听就笑了。例如———问：你们有事干吗国与国，不是打仗就是谈判，怎么会想着打官司答：我们在这儿忙极了，堆满了案件。你看，积压在手边的就是几十宗。
问：你们判决以后，那些败诉的国家会遵照执行吗答：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例外，美国。我们判它输，但它不执行，事情递交到安理会，它作为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了。
由此开始，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乎已经涉及到一切国际大事，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与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语言方式。外交官囿于一国，却旋转着表里两层结构，看谁旋转得漂亮，可谓脚盘固定而手法灵活。而他则相反，除了法律和正义，没有固定的国家立场，也没有言谈的手法，全然是一种国际式的平正，毫无修饰和讳避。我们听起来句句入耳，却又有一点陌生。
就像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各个分立的门户长年对峙，人们早已听熟他们各自的立场，不知哪天突然来了一位“老娘舅”，他没有立场，只有规矩，大家一时有点吃惊。
他是一个国际公民，现在住在海牙，但要经常回上海省亲。以前他长期居住在上海，我问他住在上海何处，他说原来住在华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动迁了。
我们又问，既然经常回上海，会不会像刚才与我们谈的那样，与国内法律界的朋友谈谈国际法律精神这位国际大Fa官淡淡地说：“我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着国际间最缠人的麻烦事，却明确声言“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这就突然让我们明白，人们一般理解的“交际”，究竟是什么含义。
我略微有点走神，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踩踏着秋天的落叶，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余秋雨散文作品二：蓝旗和孩子
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堂门口，一束灯光照射着那面静静垂落的蓝旗。在它后面，一排排国旗相拥而立，做它的后盾。这些国旗原先高高地飘扬在各国的国界前，自从有了它，大家都纷纷收回，到这里来享受清静。
原来只是为了反战而结盟，不料却给世界带来了新的结构、新的制衡，对此我们似乎还缺少关心。昨天晚上我请教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宋明江先生：当前欧洲什么事情最应该引起中国人重视?
大使说：欧盟。
按照一般观念，布鲁塞尔哪里有巴黎、伦敦、柏林重要?但正是它的不重要，造成了今天的重要。
任何大国都不可能把自己的首都作为国际协调中心而取信于其它大国。因此，小得不可能对别人构成威胁而又地处中心的比利时正当其选。因欧盟总部所在，布鲁塞尔已成为一个国际外交中心和新闻中心，对此不仅我们没有料到，连很多国家的政府首脑也没有料到。
没有料到的原因，是仍然按照传统的国际政治观念在思考问题，总觉得欧盟只不过是一个国际组织罢了，怎么比得上一个国家实在?其实欧盟正是针对这种国家至上观念而出现的，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种观念的极端形态不仅导致了太多的人间灾难，而且肢解了欧洲大地的活力，造成了全球均势的失衡。
在目前，欧盟的大行动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着力于营造一个共同大市场。为此，连货币都趋于统一，实在是大手笔。在当前这样的经济时代，货币是体现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方面，这些国家连这份主权都愿意受到冲刷，切莫小看了它们联合的决心。我们这一路看到那么多欧洲国家已完全不在乎边界防守，所有的车辆长驱直入，遇到的唯一障碍就是货币了。如果欧元全然通行，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畅快感?欧元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比值受挫，但这是暂时的，从长远看，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存在。
一路上还看到，欧盟对于已经入盟的贫困国家，援助得非常实在。西班牙、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每年接受的援助款项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像爱尔兰，由于善用这笔款项，近年来发展巨大，国际间刮目相看。
以经济的联合为基础，防务、外交、内政、司法诸方面都会一一呼应起来。当然麻烦不少，欧盟也步履谨慎，但一直没有后退。从未后退的小步子，日积月累，转眼间就会跨上一个大台阶。
政治家们会注意欧盟的每一个动作带来的实际后果，而我关心的是它对传统国际政治概念的摇俺，很多习以为常的范畴需要另起炉灶，很多目为经典的命题需要重新寻找内涵和外延。前些年一直担懮信息革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世界的人文构架还那么老旧，现在看到欧盟的稳步前进，纔发现欧洲已经用一个大行为迫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能不以新的形态进入新的时代，只可惜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没有意识到，显得严重滞后。
朋友们一直觉得我到欧洲旅行一定会醉心于它的历史文化，其实我一路上倒是特别留心当前的发展。到了布鲁塞尔就像提纳挈领，豁然开朗地看着欧洲如何企图在陈旧结构中脱胎换骨，挥别昨天。当然这种企图在文化生态上还会面对严重障碍，因此只能由实务开头，而把最大的希望，寄托给下一代。
记得在斯特拉斯堡欧盟的另一个办公处我曾联想到都德在《最后一课》中刻画的小佛朗士和一个后来为欧洲联合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女士路易·韦丝，他们都生长在欧洲冲突的拉锯地带，我因此感叹人类的一切崇高理念，也许都来自麻烦之地男孩和女孩痴想的眼神。
没想到来到布鲁塞尔欧盟的最高总部一看，门口铁栅栏上竟然真的爬着一大群男孩女孩的雕塑。看上去他们都是那样调皮、泼辣，大大咧咧爬到欧盟大门口来了，而且都抬头仰天、说说笑笑，几年都不下来。
我真佩服雕塑家们的设计，成人们最大胆的政治构思，无一不暗合孩子们的幻想;大凡孩子们无法理解的弯弯曲曲，成人们迟早也会摆脱出来。这些孩子没有一点小绅士或小骑士的老成姿态，头发不理、衣服不整，全然拒绝旧时代对自己的打扮，扭头只顾新世纪，不知是由他们来塑造新世纪还是让新世纪来改塑他们。
因此，欧盟总部大门口的这些孩子，是雕塑，是装饰，是门卫，更是理念。
荷兰水
第一次听到荷兰这个地名，我六岁，在浙江余姚(今慈溪)乡下。
我读书早，六岁已二年级。那天放学，见不少人在我家里，围在桌子边看我妈妈写信。原来河西老太病重，亲戚们正在通知她在上海的儿子快速回乡。
七嘴八舌中妈妈手下的笔停住了，河西老太这两天一直念叨要吃一种东西，大家几番侧耳细听都没有听明白。
『等到她儿子回来后再说吧。”大家说。
“不，”妈妈说，“也许她要吃的东西只有上海有，问明白了我写给她儿子，让他带来。不然就来不及了。”
妈妈说得有道理，大家都沉默了。
“我去听听看!”这是祖母的声音。祖母和河西老太早年曾生活在上海，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起逃难回乡的。
祖母是小脚，按她的说法，小时缠脚时痛得直流泪，她母亲不忍心，偷偷地放松了，所以是“半大脚”，但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她除了去庙里念经，很少出门，更不会去河西，因为那里有一座老石桥，石板早已打滑。这天，我扶着她，她把我当拐杖，一步步挪到了河西。
坝西老太躺在床上，见到祖母很高兴，想伸手却抬不起来。祖母连忙俯下身去，轻声问她想吃什么。
河西老太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终究喃喃地说了。
祖母皱了皱眉，要她再说一遍，然后笑了，抬起头来对众人说：『她要喝荷兰水。”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水名，回到家里问妈妈。妈妈只说荷兰是一个很远的国家，却也不知道荷兰水是什么，就要祖母描述一下。等祖母简单地说了荷兰水的特征，母亲“哦”了一声：“那就是汽水!”
原来，在祖母一代，汽水还叫荷兰水。
上海的第一代汽水是从荷兰传入的吗?还是汽水本由荷兰制造，然后别国的汽水也叫了荷兰水?
对此我从未考证。
只知道妈妈写完信后，由一位后生快速地跑到北边逍林镇去寄出，妈妈特地关照他寄“快信”，不可延误。
几天以后，河西老太的儿子回来了，一到就从旅行袋里摸出一个玻璃瓶，上面封着小铁盖。他又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开关，轻轻一扳，铁盖开了，瓶里的水冒着密密的气泡。也不倒在杯子里了，直接凑上了河西老太的嘴。
坝西老太喝了两口，便摇头，不想再喝。她儿子把那大半瓶汽水放在一边，也不再说话。我当时不明白，是河西老太不想喝了，还是她觉得儿子买错了?
当天晚上，老太就去世了。
这事早就遗忘，今天到了荷兰，轻轻地念一声国名，纔如沈屑泛起，突然记得。
上几代中国的普通百姓对于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偶有所闻，大多是由于那时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器物，包括衣食享用。这就像西方普通人对中国的了解也长期局限于丝绸、瓷器和茶叶。这种充满质感的生态交流，看似琐碎，却直接渗透到生活底层。甚至渗透到生命底层，有着远远超越政治、军事、外交领域各种大命题的深刻性。你看这位只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妇人，生命中最后念叨的居然是一个西欧小国的国名。
我猜想河西老太在上海第一次喝到汽水时一定不会适应的，但很快就从不适应中找到了一种舒鼻通喉的畅快。这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包含着两种生态文化的愉快对接，后来失去了对接的可能，就成了一种遗嘱般的思念。思念中的一切都比事实更加美好。离开上海很久的老太其实已经重新适应了传统风俗，因此她对于那瓶好不容易来到嘴边的汽水，第一口失望，第二口摇头。她终于没有了牵挂，撒手尘寰，也就这样丢弃了荷兰。
她以生命的结束，完成了一场小小的两种生态文明的拉锯战。
这中间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向大城市聚集的移民潮。很多证据证明，这股大潮增加了城市的负担，降低了生活的质量，平添了意外的灾难;但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城市的每次大发展都与移民有关，而欧洲很多城市的发展其实还有待于移民，问题是提高移民的质量。一个城市发展程度越高，移民的整体水平也越高，不符合要求的移民只能移向他方。
然而这只是说着痛快，在实际操作上，这些国界越来越松散的欧洲国家，该如何来选择移民质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这是城市遇到的最大隐懮，至今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从一路上走过的欧洲各国来看，伦敦和巴黎的市民搬离城市的比例稍高一些;几个贫困国家像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则不会出现这种趋向，因为那里的农村还荒漠一片;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城乡并荣，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既要避免“城市病”又要阻止对农村的扩张，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两个：一是在市郊营造设施齐全的小区;二是在城内扩大自然空间。
那么，文化韵味和审美意态也只能在这多种生存方式中各别挖掘，而不宜夸张对于村野生态的向往情怀了。
总之，我们跻身其间的大城市虽然毛病多多，却还没有到可以大声诅咒、大步背离的时候。知道远处有森林绿坡、小镇马蹄，但我们注定要与平庸和喧闹一起栖宿。
那个巨人
我终于来到了滑铁卢。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头雄狮在这里倒下。欧洲的王室松了一口气，重新从这里抬起骄傲的脚步。
古战场的遗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顶上铁狮威武。但这头铁狮并非纪念那头雄狮，而是相反，纪念对他的制服。
山丘的泥土全部取自战场，这小小的两公里拥挤过十几万厮杀的人群，每一寸都浸泡过鲜血。当时刚刚获胜的威灵顿长长一叹，说：“胜利，是除了失败之外的最大悲剧”
山丘由列日市的妇女背土筑成，因为她们支持过拿破仑，这是惩罚性的劳役。
为什么独独要让妇女们来承担这个劳役说是她们的男人正在接受更大的惩罚。但在我看来，那是出于胜利者们对那个失败者残存的嫉妒。男人间的嫉妒往往与女人有关，因此必然会让支持过他、崇拜过他的她们，来确认他的失败，这可能是对他最大的羞辱。
女人们用柔软的双手捧起泥土，哪里还分得清什么胜方败方只知道这是男人的血，这是不干的土。加几滴我们的眼泪进去拌一拌吧，至于这座山丘的含义，我们心里清楚。
滑铁卢战场遗址，自然由当年的胜利者保存和修复，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游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骑着白马的失败者。那座纪念山丘，两百多级高高的台阶，连小阿也在那里步步攀登。一队比利时的小学生全部爬到了顶部，一问，他们只知道拿破仑，不知道威灵顿。他们是小孩，而且并不是法国的。因此，当年垒筑这座山丘的意图，已经全部落空。
以往我们习惯于把战争分作正义和非正义两种，说起来很明快，其实事情要比这种划分复杂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是非分明的战争比较好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分起来就有一点麻烦了。如果分不清就说成是『狗咬狗”，那么，多数古战场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踪影。
战争双方，如果没有逾越人类公理的底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谋的竞赛、人格的对垒，成为永久的话由、写作的题材。《三国演义》里的马蹄硝烟，苏东坡如此悠悠缅怀，罗贯中如此娓娓道来，只因为那已是审美意义上的征战。
滑铁卢的战事之所以与敦刻尔克大撤退、诺曼底登陆不同，是因为双方都没有逾越人类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后代的审美对象。审美一旦开始，胜败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们投注的是人格视线，即便是匹马夕阳、荒原独吼，也会笼罩着悲剧美。因此，拿破仑就有了超越威灵顿的巨大优势，正好与胜败相反。
审美心理曲线是一条长长的拋物线，以值得关注的奇异强势作为起点。人们关注拿破仑由来已久，尤其是他从放逐的小岛上直奔巴黎抢回皇位的传奇，即使不喜欢他的人也会声声惊叹。滑铁卢只是那个漂亮行程的一个终点。可怜威灵顿，虽然胜利，却只有点而没有线。谁有那么好的视力去关注一个孤零零的点呢，因此难怪比利时的小学生不知道他，反而爬着他的胜利高坡，来怀念他的手下败将。
其实岂止是今天的小学生，即便是战事结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国人，大家说起滑铁卢，也已经作为一个代表失败的词汇。可见，人们都把拿破仑当作了主体，都不自觉地站到了他的一边。
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更普遍。他所说的诗，泛指美学行为。
滑铁卢遗址中有一个房子是雨果构思《悲惨世界》的地方，那么，诗中的滑铁卢也拥有一个自己的指挥前沿。
雨果提起拿破仑时总是反复地念叨着“那个巨人”、“那个巨人”，其实发出这个声音的也是巨人。“那个巨人”不知道身后会有一个文化巨人对他那么关注，这关注将把他隆重地送入另一部历史，一代代观者如堵。
余秋雨散文作品三：寻常威尼斯
在欧洲，威尼斯算是比较熟悉的城市之一。
对威尼斯我还没有资格称为老朋友，但见面时早就不惊不咋，剩下的也只是平静打量，寻常话语。
不管哪一次，人总是太多，而且越来越多，我为它感到累。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旅客，不管地区，不管老幼，也不管文化层次，都愿意先到威尼斯来呢论风景，它说不上雄伟也说不上秀丽;说古迹，它虽然保存不少却大多上不了等级;说风情，它只知忙忙碌碌，没有太多刺激性的奉献;说美食，说特产，虽可列举几样却也不能见胜于欧洲各地。那么，究竟凭什么我觉得，主要是凭它有趣的生态景观。
首先，它身在现代居然没有车马之喧。一切交通只靠船楫和步行，因此它的城市经络便是蛛网般的河道和小巷。这种水城别处也有，却没有它纯粹。对世界各国的多数旅客来说，徜徉于威尼斯的河道小巷，就像来到童年时代的梦境;其次，这座纯粹的水城紧贴大海，曾经是世界的门户、欧洲的重心、地中海的霸主、莎士比亚的话题。甚至一度，还是自由的营地、人才的仓库、教廷的异数。它的昔日光辉，都留下了遗迹，而主要遗迹便是水边那一栋栋紧密排列又不大清楚年代和归属的楼房，包括那些教堂和广场。这使历史成为河岸景观，旅客行船阅读历史，读得质感又读得粗糙。此间似乎有点象征在我看来，这种行船方式非常符合多数旅客不喜欢粘滞历史却喜欢浏览历史的中学生心理;再次，它虽然那么特殊又那么有趣，却拥挤着密密层层的商市，把自己和周边地区历史上最让外人喜悦的工艺品集中呈现，再加上品类各异的食肆，以便游客留连。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世界某些旅游地那种任眼花缭乱的低层次摊贩拉扯游客的喧闹，给人一种无须躲避什么的安全感。一个个门面那么狭小又那么典雅，轻手轻脚进入，只见店主人以嘴角的微笑作欢迎后就不再看你，任你选择或离开，这种气氛十分迷人。
……
当然还有更多的精彩处，但我按平常目光看来，大致就是这样。
不幸的是，正是这些优点，给它带来了祸害。既然大家是来看一种有趣的生态景观，那就要设法保护，防止损坏。但保护山岩、瀑布容易，保护文物、古迹困难，保护生态景观更是难而又难。
小巷只能让它这么小着;老楼只能让它在水边浸着;那么多人来来往往，也只能让一艘艘小船解缆系缆地麻烦着;白天临海气势不凡，黑夜只能让狂恶的海潮一次次威胁着;区区的旅游收入当然抵不过拦海大坝的筑造费用和治理污染、维修危房的支出，也只能让议员、学者、市民们一次次呼吁着。
大家难道没有注意到，墙上的警戒线表明，近三十年来，海潮淹城已经一百余次大家难道没有发现，运河边被污水浸泡的很多老屋，早已是风烛残年、岌岌可危，弯曲的小河道已经发出阵阵恶臭，偏僻的小巷道也秽气扑鼻毫无疑问，既有旅客在欣赏、游玩，也有旅客在撒野、排泄。
威尼斯因过于出色而不得不任劳任怨。
我对威尼斯的小巷小门特别关注，还有一个特殊原因。
威尼斯的生态景观几百年来没有太大变化，那么一个与我们中国关系密切的人物也应该熟悉这副景象。他从这儿走出，然后在遥远的东方思念着这一切。这对他是一种预先付出的精神代价，报偿却是惊人，那就是以后很多西方人一次次念叨着他的名字开始思念东方。
当然，我是说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他的游记是真是伪，国际学术界一直有争议，而且必然继续争论下去。没有引起争议的是：一定有过这个人，一个熟悉东方的旅行家，而且肯定是威尼斯人。
关于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反对派和肯定派都拿出过很有力度的证据。例如，反对派认为，他游记中写到的参与攻打襄阳，时间不符;任过扬州总管，情理不符，又史料无据。肯定派则认为，他对元大都和卢沟桥的细致描绘，对刺杀阿合马事件的准确叙述，不可能只凭道听途说。我在读过各种资料后认为，他确实来过中国，只是在传记中夸张了他游历的范围、身份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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