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的文学性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熊掌而取鱼者也。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鱼我所欲也的文学性，欢迎阅读参考。

　　鱼我所欲也的文学性赏析一

　　这篇文章选自《孟子·告子上》，它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什么是“义”呢?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告子上》)又说：“义，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万章下》)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是怎样提出和论证他的主张呢?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在这里，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为什么要舍生取义呢?孟子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以上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不过，上面的论证只是讲道理。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 来食! ’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可见，孟子写这段话是有根据的。“所恶有甚于死者”，当面忍受别人的侮辱比死亡更令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钟”是古代的计量单位，六斛四斗为一钟，“万钟”指丰厚的俸禄。为什么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现在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不是可以罢休了吗?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以顷刻而不省察于斯焉。”朱熹的评语很有道理。有些人在民族存亡和革命成败的危难之际，能够宁死不屈、舍生取义，而在革命成功、天下太平的宴安之时，却不顾廉耻、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甚至违法乱纪为亲戚朋友谋取私利，这不就是“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吗?他们确实是丧失了原来的立场和品德。因此，孟子指责“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不但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和贪官污吏有揭露和批判意义，而且也提醒后人应该时时刻刻警惕和反省自己，不要贪图爵禄而干不合礼义的事情。不过，孟子说：“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他认为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心，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是后来“失其本心”，这样解释没有强调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他的唯心主义性善论的表现。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词拒绝。(见《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孟子在本篇中对舍生取义精神的颂扬，对“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批判，对后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把“舍生取义”奉为行为的准则，把“富贵不能淫”奉为道德的规范，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义诗》中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都是与“舍生取义”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孟子》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鱼我所欲也的文学性赏析二

　　本文节选自《孟子·告子上》。《告子上》的主要内容是阐明“性善说”，即人性里天生就有向善的种子，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种善的天性，就是人的“本心”。“本心”不可小视，因为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这几种道德的萌芽形态：“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意近“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义之端也。”人应该推求本心，顺着“本心”的方向发展，并将它发扬光大，从而成为道德上完善的人。

　　放到《告子上》全文里看，本文讲的是每个人都有“本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应该保有自己的“本心”。只要“本心”在，即使在生死关头，人也能经受住考验;而如果丧失了“本心”，人就会做出亏心事来。其实，仅对本文的结构进行一番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主旨是讲每个人都有“本心”和保有“本心”的重要性。

　　简要分析如下：在第1段里，作者用比喻的方式引出“舍生取义”的观点，并分别从正面和反面加以阐明。行文至“所恶有甚于死者”，作者对这个观点的论述就结束了。紧接着“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提出了新的命题：人人都有“是心”(即本心)，只是“贤者”能够保有它。第2段就是对这个命题的论说和阐明。作者用一般的人和乞丐都不肯接受“嗟来之食”的故事证明人人都有“本心”，用“不辩礼义”接受“万钟”的故事概括失去“本心”的人的惯有行为，并对此进行批评和嘲讽。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举的失去“本心”的事例，并不牵涉生死，而只是富贵与“义”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所以，它和“舍生取义”的说法没有什么关系。从课文整体上看，人应该保有“本心”是本文论述的中心。“舍生取义”的观点和不受嗟来之食的故事讲的都是“本心”赋予人的极大力量，属正面论证;“不辩礼义”接受“万钟”的故事讲的是失去“本心”的人的可悲可耻，属反面论证。

　　朱熹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顷刻不省察于斯焉。”(《四书章句集注》)这段概括主旨的话，还是比较恰切的。

　　鱼我所欲也的文学性赏析三

　　第一段包括两层，从“鱼，我所欲也”到“故患有所不避也”是第一层。这一层的开头两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只是作为一个比喻，借以说明“我”“舍生取义”的果敢，只具有使文章生动形象，鲜明可感，富于气势的修辞效果(孟文的特色之一)，完全没有使论点得以证明的论据作用。因为人能“舍鱼而取熊掌”并不能证明人就能“舍生取义”。所以，如果把上述两句换成“果敢地”三字放在“舍生取义”四字的前面作状语，是不影响文章的思想内容和结构的。可见，这一层的重心全在后面的几句话中。后面几句中的“舍生取义”、“不为苟同”、“患有所不避”是同一个意思，即不贪生怕死。这些都是作为事实论据的，分别放在第一个分论点我“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前后，进行回环论证，即从事实得出结论，再用事实证明它(孟文常用的方法)。所以这一层不是用“舍鱼而取熊掌”为论据证明“舍生取义”。而是用“舍生取义”，(即“不避患”、“不苟得”)为论据证明：“我”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

　　从“如使人之所欲”到“贤者能勿丧耳”是第二层，首先用“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两个假设反问句所蕴含的普遍事实，从反面证明第二个分论点：人们具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接着又用两个肯定句：“由是则生而有不用”;“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从正面论证分论点。然后顺承上文的事实论证，正反论证和酣畅的行文气势，概括性地提出了中心论点：“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体现了孟文的辩论色彩)，可谓水到渠成，顺当明快。

　　概括上面两层可知：第一段是用“我”“人”的行为作事实论据，通过推究原因论证了中心论点。

　　承接第一段，文章的第二、第三段又用具体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中心论点，使论证更加严密有力。第二段(从“一箪食”到“乞人不屑也”)举出“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的事实证明饥者照样有人的“本心”：“所欲有甚有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第三段用反问排比句式，通过把“向为身死而不受”与“今为宫室之美而为之;……今为妻妾之奉而为之……今为所识穷乏者得(德)我而为之”作比较，深刻地提示了“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是失去了“本心”的行为，从而证明了他们也是有“本心”的，只是已经丧失罢了。“是亦不可以已乎!”是在中心论点得以充分论证后提出的一句号召，增强了文章的现实批判性。

　　通过分析《鱼》文的结构和材料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鱼》文是用“我”“人”“行道之人”“乞人”“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者”的行为作论据，通过推究原因，然后概括提示出中心论点的。

　　从《鱼》文的出处看，《鱼》是《孟子》一书中第六篇《告子》中的第十章。《孟子》全书对人性的看法是人所共知的性善论。第六篇《告子》更是系统地，全面地，集中地阐明了人性善的哲学观：其中第二章指出：“人性之向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第六章又集中地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紧接着第八章又以牛山上本来有繁茂的树木为喻，说明人皆有“性善”的“本心”，在有些人身上看不到善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善”的“本心”，只是因为它像牛山上的树木那样被砍伐殆尽了。正是这样，第十章《孟》与以上诸章在思想内容上一脉相承，论证了人皆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本心”。恰如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所指出的：“此章言善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只有这样确认人皆有“本心”为《孟》文的中心论点，才能和《告子》全篇乃至《孟子》全书的思想内容相吻合，才有利于正确理解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哲学根源，才有利于把握孟文的艺术风格，才有利于把它作为论说文的范文进行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