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杂文《做梦》

　　冰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特色的作家之一，她一生的作品里都有着文化的痕迹。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冰心的杂文《做梦》，希望大家喜欢。

　　《做梦》

　　重庆是个山城，台阶特别的多，有时高至数百级。在市内走路，走平地的时候就很少，在层阶中腰歇下，往上看是高不可攀，往下看是下临无地，因此自从到了重庆以后，就常常梦见登山或上梯。

　　去年的一个春夜，我梦见在一条白石层阶上慢慢地往上走，两旁是白松和翠竹，梦中自己觉得是在爬北平西山碧云寺的台阶，走到台阶转折处，忽然天崩地陷的一声巨响，四周的松针竹叶都飞舞起来，阶旁的白石阑干，也都倾斜摧折。自上面涌下一大片火水，烘烘的在层阶上奔流燃烧。烟火弥漫之中，我正在惊惶失措的时候，忽然听见上面有极清朗嘹亮的声音，在唤我的名字，抬头却只看见半截隐在烟云里的台阶。同时下面也有个极熟习的声音，在唤我的名字，往下看是一团团红焰和黑烟。在梦里我却欣然的，不犹疑的往下奔走，似乎自己是赤着脚，踏着那台阶上流走燃烧的水火，飘然的直走到台阶尽处，下面是一道长堤，堤下是充塞的更浓厚的红焰和黑烟，黑烟中有个人在伸手接我，我叫着说：“我走不下去了!”他说“你跳!”这一跳，我就跳回现实里来了!心还在跳，身子还觉得虚飘飘的，好像在烟云里。

　　这真是春梦!都是重庆的台阶和敌人的轰炸，交织成的一些观念。但当我同时听见两个声音在呼唤的时候，为什么不往上走到白云中，而往下走入黑烟里?也许是避难就易，下趋是更顺更容易的缘故!

　　做梦本已荒唐，解说梦就更荒唐。我一生喜欢做梦，缘故是我很少做可怕的梦。我从小不怕鬼怪，大了不怕盗贼，没有什么神怪或侦探的故事，能以扰乱我的精神。我睡时开窗，而且不盖得太热，睡眠中清凉安稳，做的梦也常常是快乐光明的，虽然有时乱得不可言状，但决不可怕。

　　记得我母亲常常笑着同我说：“我死后一定升天，因为我常梦见住着极清雅舒适的房子。”这样说，我死后也一定升天，因为我所看过的最美妙的山水，所住过的最爽适的房子，都是在梦里看过住过的。而且山水和房屋都是合在一起。比如说，我常常梦见独自在一个读书楼上，书桌正对着一扇极大的玻璃窗，这扇窗几乎是墙壁的全面，窗框是玲珑雕花的。窗外是一片湖水，湖上常有帆影，常有霞光。这景象，除了梦里，连照片图画上，我也不曾看见过—我常常想请人把我的梦，画成图画。

　　我还常梦见月光：有一次梦见在潜庐廊下，平常是山的地方，忽然都变成水，月光照在水上，像一片光明的海。在水边仿佛有个渔夫晒网。我说：“这 渔夫在晒网呢……”身边忽然站着一位朋友，他笑了，说“月光也可以晒网么?”在他的笑声中，我又醒了，真的，月光怎可以晒网?

　　“梦是心中想”，小时常常梦见考试，题目发下来，一个也不会，一急就醒了。旅行的时候，常常梦见误车误船，眼看着车开出站外，船开出口外，一急也就醒了。体弱的时候，常常梦见抱个极胖的孩子，双臂无力，就把他摔在地上。或是梦见上楼，走到中间，楼梯断了，这楼梯又仿佛是橡皮做的，把我颤摇摇的悬在空中。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最常梦见的，还是山水，楼阁，月光……

　　单调的生活中，梦是个更换;乱离的生活中，梦是个慰安;困苦的生活中，梦是个娱乐;劳瘁的生活中，梦是个休息——梦把人们从桎梏般的现实中，释放了出来，使他自由，使他在云中翱翔，使他在山峰上奔走。能做梦便是快乐，做的痛快，更是快乐。现实的有余不尽之间，都可以“留与断肠人做梦”。但梦境也尽有挫折，“可怜梦也不分明”，“梦怕悲中断”，“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等到“和梦也新来不做”的时候，生活中还有一丝诗意么!

　　(原载1944年6月9日—10日成都《新民报晚刊》)

　　年月的《晨报》上，冰心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 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发生影响。之后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

　　年参加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努力实践“为人生”的艺术宗旨，出版了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等。

　　年进入燕京大学，燕大期间，冰心在一个牧师家里受洗归主。毕业后，到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专事文学研究。出国留学前后，曾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是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品。 同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

　　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

　　年与吴文藻结婚，婚后随丈夫到欧美游学，先后在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访问。例如，在英国，冰心就与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先锋作家伍尔就文学和中国的问题进行了长谈。

　　年至年写有《分》、《南归》、《冬儿姑娘》等。还翻译了叙利亚作

　　家凯罗·纪伯伦的《先知》。年末写就《我们太太的客厅》，内容被疑影射林徽因，成为文坛公案。

　　抗战期间，在重庆用“男士”笔名写了《关于女人》， 又曾在昆明、重庆等地积极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