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性随笔杂文

　　思想性随笔杂文一：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迫在眉睫

　　近日，汉中警方成功破获陕西省首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抓获朱某晨，高某山，余某、张某昕等4名犯罪嫌疑人。初步查明4名嫌疑人通过黑客手段非法窃取公民个人信息高达40万余组，非法获利7万余元。

　　“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泄露既是常事，也是易事。无论是网上定票、网上购物，还是日常生活的会员登记、资料存档，填写越来越详尽的“实名制”背后催生的是黑客手段非法窃取;是个人信息轻松贱卖的黑色产业链。“互联网”让我们共享数据的同时，也让我们险些“一丝不挂”。面对公民信息的爆炸与弥散，我们总有一种恐惧感与无力感。

　　要消除这样的恐惧感与无力感，将公民个人信息管理纳入法制化进程，是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去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刑法对公民信息泄露处罚的升格。抓住信息流通的几个环节，“谁动了我的奶酪”，就不难辨认，谁应该对此负责，也会一清二白。

　　不可否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互联网”的双重背景下;在个人信息保护尚未构成完整的法律体系下，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层次和效力低，呈现散、乱、偏的问题下，严重制约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尽快出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信息立法是在确保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之外，赋予公民个人信息传播的控制权，确保监督的科学，使信息取之有道;确保执法的严明，加强惩罚措施，加大对个人信息非法买卖的打击力度，强化对泄露个人信息企业的问责机制和处罚力度。比如，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政府部门和互联网企业等，要加强自身监管，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可能危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漏洞和隐患。对于这些单位，还有必要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其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义务和责任，建立并落实责任制，一旦公民信息泄露，要倒查责任人，触犯刑法的要予以严厉打击。

　　扎紧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篱笆”，不仅要求国家产立法;公民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与能力;才能做到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标本兼治。

　　作者:康旭东

　　思想性随笔杂文二：拜佛做鬼之杂谈

　　作者：河南油田培训中心，薛洪文

　　前些日子，偶翻一书，闻之，人类信佛驱鬼之事，甚多。因我是一个唯物论者，只是笑而置之，后于朋友饭后聊天，谈到村子里住宅动土，要看地仙，要看黄符，还要看地鬼，看宅主祖辈生相，乃至于风水之类，花样众多，我一个外行，只是默然无语。事后想来，现在大多信佛求吉之事，已不是我笑而能答之了。

　　仔细想来，村子里拜佛求黄道吉日的祖辈黄历，可谓从有了人类就开始了罢。中国老祖宗，从盘古开天之时，祭拜天地，以天为高，以地为广，实为求得子孙们的从生吃人、活喝血中，逃离出来，后有传说伏羲教人们从摘种到播种，制作陶器，创作音乐、舞蹈，创建了观看天体的八卦，还创造文字，结束“以绳记事”的传说，这可谓是祖宗慧智的佛神，后人拜之，崇之，因祖宗的血液在流动作响吧。然后事，如何呢?据说，神不灵了，自然而然鬼也多了，看来拜佛驱鬼的事，确实值得考究。要不然，前面我说到的，那个垒辟邪墙的主人去信那些所谓装神的话，生吃、饮血了灵猫与翠鸟，结果自己变成了鬼，说不定哪一天，它又窜出来，又教人学着去生吃、饮血，结果再多一条鬼，所以鬼是越来越多。

　　前面，说的全是鬼多了，那村子里的神庙，里面坐着祥和的神，是不是真的神，不敢说了，看样子么，反动人们一直在拜着。是神就不要随便地去骂，就算那个鬼神盛行的春秋时代，连满腹学问的圣人孔子也不去骂几句，要不然怎么才能请到孔庙中去作圣人呢?(引用，鲁迅)不骂倒也好，这样还落得个神与鬼的清白，要不然，敢骂村子里的神，说不定，也落得个跟上面说到的那个灵猫与翠鸟下场了。

　　再说一说，老禅宗的那个神，老祖宗给我们创建了观天体的八卦图，我们拿来只是看一看阴阳，说一说人的寿运，再装扮几个行当，教会几个会生吃人的鬼，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图谱。可后来，据说八卦图传到欧洲去，让一位数学家布莱尼兹大谓吃惊，发现一个图里面装着宇宙的信息，所有符号为0与1，然后就创建了二进制，这二进制吗，就成为今天计算机信息的语言了。可见，老祖宗还是要拜的，而且要真的请到庙的位置上。而那些，仪式、模样上，拜着佛像的人，心里想着鬼事，自然而然是有借佛的音像，办鬼的事的嫌疑了。如果说，只是心里有点鬼事也算罢了，只怕的是已变成鬼了，还敢装成人。比如，前段日子，观看一部警示教育片《人生的代价》那个人物，还敢在群众大会上，大讲而讲党纪党规时，却让上级部门逮捕。不过吗?今天说这些，不再出汗了，如果要生吃，那就早就想吃了，鬼还是有专门吃人的鬼，据说都是夜间拿着利斧，带着刑拘，有私设的地狱烤问。骨头不硬的，就把门关紧点吧。

　　现在可怕的是鬼的话成了庙音，异口同声地说着鬼话，死心塌地去信，那自然而然，只有让生吃了，吃了也许把骨头，变成诗一样的字句，要不然中国历史上，哪能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与岳飞的满江红诗句呢?

　　思想性随笔杂文三：敦煌的王道士

　　我一直有种悲怆的情愫。对于王道士来讲，他断然不会想到身后有多少人议论他的功过是非，这一切都缘于敦煌太耀眼夺目。

　　读过余秋雨的《道士塔》，实在不敢恭维王道士“老实、刁钻、无知”的为人。可转念一想，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物，何必强求呢!但实地欣赏过敦煌莫高窟后，心又忐忑起来，如此荒凉的地方开凿石窟为那般?并且又藏了如此多的宝藏?为什么又偏偏让王道士撞见?静下心思忖，悲怆过后还是悲怆。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前临宕泉，东向祁连山支脉三危山。南北全长16800米。现存前秦以来营建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分为南、北两区，其中：南区是礼佛活动的场所，有洞窟492个，彩塑2400多身。北区有243个洞窟，多无彩塑和壁画，为僧侣修行、居住、瘗埋的场所。是当今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聚集地。

　　据载，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正值敦煌处于古丝绸之路的商旅过往，人声鼎沸的年代。《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云：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于是便在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称“莫高窟”。另有诠释认为：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着，不可能，汉有也。就是说莫高窟言外之意为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为了。

　　那么，为什么莫高窟的藏经洞藏有那么多经卷、绢画、刺绣文书呢?要知道从前秦到北宋跨越600余年，5万多件国宝啊!

　　后人考证，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历经前秦、北魏、隋、唐、五代、宋朝代礼佛发展，莫高窟积累了大量的佛经、抄本、画卷、文书，至西夏遇战乱，恐遭劫掠灭佛，故僧人们为避难封室粉壁作画，后人亡讯灭，加之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诸国宝几百年遁世一朝昭揭。

　　话题扯上王道士，本来敦煌与王道士远隔千里之遥，风马牛不相及，可历史偏偏安排他们邂逅，这究竟是偶然中的必然呢，还是必然中的偶然?

　　王道士(1849-1931) 本名王圆箓(元录)，湖北麻城人。咸丰六年(1856年)夏，麻城大旱，庄稼歉收，为衣食生计，幼年王圆禄逃离家乡，辗转流浪至甘肃酒泉。光绪初年，入肃州巡防营当兵，信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一天，王圆箓游至敦煌时，发现莫高窟，一时被圣境所憾，叹赞“极乐世界，乃在斯乎”!并居留下来。

　　时莫高窟有上中下寺。上、中为藏传佛教喇嘛教常住，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荒废无人，落沙掩窟，破败怵目。王道士清沙葺洞，点亮香火，四处布施，再塑菩萨金身，以忠厚、质朴、诚信、谦和、刻苦奉公赢得了信众，使千佛洞日渐复真。

　　想来也逗，大千世界，只有你想不到，并没有不存在。王圆箓一个道中人却在佛教圣地虔诚，太上老君弟子为释迦牟尼衣钵传承，这种滑稽的事情只有在滑稽的国度里滑稽的时刻才会出现。

　　为了积攒修缮资金，王道士雇敦煌贪士杨某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光绪二十五年夏，王道士命杨某于今地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蘸章，兼收布施，登记入账。无意间抽烟的杨某往北壁墙上磕烟锅头，听到了空洞声。王道士悉闻疑有密室，于是时年五月二十五日夜破壁，旦见约三米见方的窟室内经卷、印车、画幡、铜佛等盈塞。于是敦煌国宝横空出世。

　　关于藏经洞的发现，后人有四说：一为人力清沙，二为流水疏沙，三为抄经人烟锅敲壁，四是地震塌墙出现。无论哪种形式均道王圆箓是事中人，都不否认他是这起国宝发现流失滑稽戏的“小丑”。

　　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王圆箓请来敦煌本地绅耆商议，都认为这是先人的功德物品，应妥善保存原地，否则是造孽罪过。

　　徒步五十里，赶往县城找严泽县令汇报，并遂奉两卷经文，但县令敷衍了事，碰壁而返。

　　两年后新县令汪宗瀚上任。王圆箓又选了一包经卷佛画拜见。对金石颇有研究的汪宗瀚虽惊叹而无采登记保护措施，只是写信报告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正撰《语石》一书，获讯只函汪宗瀚实地考察，助其充实著述，并建议甘肃藩台衙门将东西运至兰州保存。可建议却泥牛入海。

　　两度报告无果，不甘心的王圆箓又挑了两厢经卷，骑着毛驴行800里赶至肃州(酒泉)，面见当年巡防营老上司、时任道台廷栋。可笑廷栋对此不感兴趣，还嘻笑经文书法下次，但碍于部下遥拜情面，还是把藏经洞的发现报了甘肃藩台。无法再推的藩台与1904年以敦煌到兰州途远、运费量大、银两难酬为由，仅发汪宗瀚一纸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

　　功德罪过的压抑时刻胁迫着王圆箓，清运沙土，营建楼宇，又急需银两，多方寻求布施又无奈偏远荒芜的敦煌杯水车薪，王道士心一横竟斗胆给慈禧佛爷写了密报，然而为大清沉沦而焦虑的老妪哪里顾得上什么洞经窟藏，密报最终成谜。

　　1907年3月，英藉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他听说莫高窟发现藏经洞后，极尽诱惑、欺骗、布施卑劣手段，取得老实八交又文盲的王道士信任，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时年五月，斯坦因仅用四锭马蹄金(200两)变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艺术品，约1.37万件。

　　1908年5月，以伯希和为首的法国探险队来到敦煌，这个时年29岁、精通13国语言的外国佬以更从容老练、贪婪的手段，骗得王圆箓在洞中拣选了三个星期，以600两纹银获取了一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更令人怒笑不已的是这个骗子竟在一年后的1909年9月4日，在北京六国饭店炫耀随身携带敦煌精品：诸如《尚书释义》、《沙洲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敦煌碑赞合集》等典籍，令一帮观瞻的清廷大佬和学界名流坐立不安。他们是学部侍郎宝熙，参事江瀚，国子丞徐芳，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京师大学堂总监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勖忘，教习兼学部编译局次长王仁俊，教习将斧以及学者罗振玉、董康等。

　　学者罗振立立即将此事报告学部左丞乔茂楠，乔即命陕甘总督、护理甘肃都督毛庆蕃查封藏经洞，将所余遗书悉数解押京师图书馆。由朝廷拨款收购。而极具讽刺的是，这一举动从发现藏经洞始已迟到了九年。

　　世事一切皆在变化中，王圆箓此时也变了。他一改发现藏经洞后急于上报官府，不能让先人之物流失的功德理念，转而为不择手段集资修建楼宇“功德流芳”。于是在他左等右等不见朝廷拨款时，请人写了一份《催募经款草丹》，又为上述滑稽增添了佐料。

　　“道末湖北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箓敬叩天恩活佛宝台座下：

　　敬禀者，兹有甘肃省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间，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烈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內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

　　于三十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冀日复蒙天恩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来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剙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贰万有余。

　　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谨禀”

　　不得不书的是宣统二年(1910年)，劫余敦煌遗书由时任敦煌知县陈泽藩派傅宝书、武相臣两人负责运卷大车的押运。途中凡经之地，当地官员随意抽取挑选，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为掩人耳目，一些人还将完整经卷一撕为二，以冲数目，致使敦煌遗书严重损毁，至京城共移交学部18箱，编号计8679卷。

　　其实在敦煌遗书移交京师之前，诡诈的王道士将他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又另藏他处了一部分。

　　1911年，日本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先后来到莫高窟，用白银350两买走600余卷经卷。

　　1914年，斯坦因再来莫高窟，用白银500两再买走570余卷经卷。

　　同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获得一万多件文物碎片，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1922年，莫高窟一度关押了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烟熏火燎破坏了一批壁画。

　　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用特别的化学药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1931年农历四月初八，王道士的“戏”唱完了，寿终正寝81岁。注脚是道士为佛祖奉献了40载犬马之劳。徒子徒孙们为他建了座道士塔，立一木牌，刻下了“功德”念词：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常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孽孳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修建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 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茸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於焉庄严，洞宇於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轿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炼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如何评价王道士呢?且看外国人眼中的他。

　　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图记·发现藏经洞》中有记：

　　“他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害羞和紧张，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

　　“王道士头脑简单，信仰却很执著”。

　　“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

　　“由于王道士本人不能胜任对这批经卷进行研究的重任，所以应该将它们交由印度或西方研究佛教的学者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一件积德积善之事。作为交换，他还将获得一笔捐赠，用于资助洞窟殿宇的修缮”。

　　“为此我付出的代价是4锭马蹄银，约合500卢比。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法国人伯希和写下如此一段话：“非常幸运，王道士是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属于热衷于搞建筑的修道人类别。为了建塔，他特别需要银两”。

　　美国人华尔纳在1926年12月26日给斯坦因的心中说：“我曾给王道士赠了一点银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也被夸大到10万两，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纵观王圆禄一生，幼年、少年和青年皆是在饥馑凄楚中度日，中年邂逅莫高窟，有了栖身之处，意外发现藏经洞，一度中外斐名，变成了“贫苦的富翁，作恶的善人，贪婪的施主”，身后引来功尊笑骂不已。

　　有人说王道士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简用、积攒钱财、清理积沙、修葺窟像、营建太清宫、重建五层楼，报官发现藏经洞文物，理应得到犒赏。

　　有人说王道士变卖藏经洞经卷获得的1500银两全部用于莫高窟修缮，连斯坦因都感叹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到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相比如今的贪官置业百宅，养情妇过十，还算敬业清廉之士，当应尊重。

　　胡适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王道士，笑他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初以经卷能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燃灰和水让人吞服。

　　更有人说，王道士把卖经卷得来的钱用于修缮莫高窟，经卷是国宝，修缮过的窟雕楼宇也是国宝，失一得一，总比英法联军掳了圆明园又付之一炬好吧，一个农民、一个道士、一个文盲已尽了良心职责，这是清廷不比的事实。

　　当然大多是谩骂。无知小人，十恶不赦，把民族文化遗产散失各地，枉为中华子孙。

　　还有一种声音说，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村，民族文化瑰宝当应传承。但文化无国界，人类文明无国界，人类的瑰宝归全人类享有，放在哪里已不重要。

　　在我看来，或许我们不能把敦煌文物的流失责任归于个人，那是历史对中国时代的嘲讽。国将不国之时，一介草民岂能回天!

　　但愿王圆禄的功过是非、亦或“罪人”的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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