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杂文欣赏

　　随笔杂文欣赏一：管不住中国人的吃，谈何反腐

　　自古吃喝都是中国官场上的基本功。不论你愿意不愿意，这都是一道入仕的门槛，或是处事的一门礼俗。所以俗话说：吃是真功，穿是威风，赌是对冲，嫖是内空。单说吃喝，原本就是人的本性。那么，吃喝何为功呢?因为我们将简单的吃喝提升到色、香、味、形、器、礼、乐、舞等一系列的文化层面。所以单纯的吃是无味的，要想会吃喝就得要练功。由此，吃喝就成了中国人的大文化，更是中国历代官场上的大智慧。

　　古人把个人的嗜好称为“祸媒”。明太祖朱元璋告诫地说：“谨嗜好，不为物诱，则如明镜止水，可鉴照万物。”这位穷孩子出身的封建皇帝，在民间的传说甚多。他幼年时曾给地主放过牛，赶过鸭子，当过小和尚。乱世中，他为了吃饱肚子参加了农民起义军，逐一步步登上皇位。也许，吃对朱元璋来说，他有常人不可理解的认识。所以他有感元朝贪官污吏的嗜求，常常告诫他的官员们：“人岂能无好?但在好所当耳……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早在汉代，官府豪门之人的吃喝就比前朝更为侈糜。可谓是：从此之后，吃喝之风延绵不绝，代代相传，更是年年创新，日臻化境。据《后汉书》载：达官贵人经常“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晋人张协《七命》载：“尔乃六禽殊珍，四膳异肴，穷海之错，极陆之毛……”真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北齐时，有一位宰相叫祖珽，此人博学多才，文武并驰，为南北朝时的一大奇才。然而，此人的品行低劣，贪吃还好偷，常弄得满朝文武哭笑不得。

　　祖珽这个人有钱有势，但又非常吝啬，只要有人请他吃喝，他必到无疑。吃就吃吧，他不但吃的尽兴，而且还有顺带不为偷的窃癖。祖珽做尚药丞时，他曾因偷盗胡桃油被免官。后来，祖珽重振官场，依旧是贪吃加盗癖，但他生活更是放纵淫乱，与镇南陈元康时常作声色游，表现出毫不吝啬的一面。一天，祖珽邀请几个朋友到他家里来玩赌博游戏，他见参军元景献的老婆司马氏貌美，心里顿时就痒痒的，恨不得立即与她淫乱。虽说，这个美人也是贵族出身，但她老公元景献是个贪财鬼，只需数粒大珠就能打发。不久，祖珽竟然把元景献的老婆司马氏唤至家中，先是豪吃一番，然后与陈元康等人轮流宣淫，依次递寝，元景献也装作无事。

　　在西晋南北朝时，权贵们流行吃地下跑的、天上飞的、水中游的珍禽。可以说是达到难以置信的地步。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王济请身为皇帝的老丈人吃饭。席间，有一道蒸乳猪味道十分鲜美，晋武帝品尝后赞不绝口，他好奇地问：“这蒸乳猪如何这般好吃?”王济答：“这都是用人奶喂养的。”一句话弄得晋武帝好生嫉妒。

　　自古官场有“先升官后发财”的经营之道。这种官道的沿袭，如同注射在中国官员体内的病毒，有力传承着“为官不贪，干么做官”的职业信条。唐中期有个政治人物叫元载，他出身寒微，唐肃宗李亨时，他掌管着国家财政的肥差。后来，元载勾结宦官李辅国，升任宰相。唐代宗李豫即位后，他用财物买通了宦官董秀，由此又受到代宗的宠幸，仍为宰相。元载当权时，他着实地轰轰烈烈的贪了一把，据《新唐书·元载传》载：“籍其家，钟乳五百两，诏分赐中书、门下台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元载贪污案发，代宗将他收监入狱审查，所下敕文中也称其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元载被赐死后，唐朝中央政府在没收他家的资产时，从元载家中抄的金银珠宝、钻石、玛瑙、古董、珍玩，以及豪宅房产都属正常之贪。可最让人大为奇怪的，是元载家居然有钟乳五百两、胡椒八百石。若要按唐制折算一下，这八百石胡椒就是现在96000斤，计48吨。

　　元载好道，他置身仕途全靠道家之学。道家追求长生不老，服食钟乳可达此心理目的，这也可以说的明白。但囤积胡椒又干什么呢?这让许多史学家大为不解。卖?元载不缺这点钱;囤，又占地方，还得操心发霉变质。虽说，胡椒在唐代是属比较昂贵的奢侈品，有其贵族化的色彩。但元载弄这么多胡椒得需要上百头骆驼，从印度洋的海滨绕喜马拉雅山的南麓，经克什米尔到南疆，再千里迢迢的运抵长安。如此的劳民伤财，唯一的解释是囤积紧俏物资，或是利用特权做些倒买倒卖。

　　唐朝贵族和士人嗜吃，确属让人惊叹。按《酉阳杂俎》所记载，当时流行的美食如下：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茗;庾家棕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毕罗，其色不变，又能造冷胡突鲙、醴鱼臆、连蒸诈草獐皮索饼;曲良翰，能为驴鬃驼峰炙等等。

　　当时，江南有个叫严升期的御史，人称“金牛御史”。此人非常爱吃牛肉，常以各种各样的名义下基层体恤民情。每当他巡察州县，地方官员都借招待上级领导之名，宰杀许多牛做成菜肴给他吃，笑获双赢。严升期吃喝过后，只要再送上金银等物就算体恤民情了。后来，凡是他巡察到的地方，牛和金银的价格都会短期飙升，所以商人们都特别喜欢他来巡察，严升期若要一段时间不巡察了，商人们还会联名邀请他来体恤民情。

　　当然，严升期只是官场上贪吃的一个代表。当时，还有一个会吃的官员叫徐可范，他是内侍官。此人好吃老鳖，做法是把鳖甲凿开，然后用热油浇烫，称之为鳖饼。他还特别好吃驴肉，做法也很特别，他把驴拴在屋子里，先用盆调好五味汁液放在驴的前面，然后在驴的周围点上烈火，等驴渴了，喝光了五味汁液后再杀，取驴肠胃做菜吃。除了徐可范，当时负责国库事务的副官谢彦璋也嗜好吃鳖，他镇守河阳时，令打鱼的每天必须供应他活鳖。如果觘夫捕不到鳖，就会受到重罚，吓的觘夫都不敢在河阳打鱼。更有一个小县令叫何泽，他官不大，但他生性蛮狠，尤嗜鹅鸭，凡何泽所到之处，连鹅鸭见到他都狂跑。

　　在宋朝建国之初，虽然开国将帅们起初还有所节制，但在赵匡胤编导的“杯酒释兵权”之后，他们凭借着功臣之名，尽情地享受欢乐。唐亡宋兴，虽说宋人一开始还崇尚俭朴，但在开国的红火年代过后，宋朝在面临国破家亡，内忧外患之时，达官贵人依然掀起了花天酒地，开创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政治局面。当过宋朝三朝宰相的吕蒙正，是历史上第一位直接从平民出身的宰相，第一个书生宰相、状元宰相。但在他入仕做官后，每天必食鸡舌羹，每天早晨家厨必杀20多只鸡取舌，数日鸡毛就堆成了山。

　　再看大贪官蔡京，他身为北宋重臣，却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投机分子，又是一个嗜吃鬼。蔡京先后四次任相，在他任职期间，除了他所贪污受贿的财物不计其数，他还特爱吃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结果抄他家时，家中有三间房子里存放的都是“黄雀酢”。这个“嗜好”也让史学家们一直不解。

　　到了明清时，不仅官场上的奢侈饮食非常令人惊愕，就连文化圈里的名士也不例外。明末清初的文坛黑马冒襄，人称冒公子，他六次赶考六次落第，看破官场之下著书立说。冒襄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影梅庵忆语》洋洋洒洒四卷，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此书是他用血泪和着墨水写成的。书中回忆了他和董小苑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而董小宛则是当时的“秦淮八艳”之一。有一次，冒公子在苏州偶遇董小宛，两人一见钟情。虽说，冒公子不是官场之人，但他是官二代未做官的大富户，文化圈里名士。

　　有一年，冒公子在他自家的水绘园宴请天下名士，所雇大厨小厨就有百十号人，可谓是“诸人奔走刀砧，悉仰颐气。”如做羊肴，先取羊三百只，每只割下唇肉一片备用，其余皆弃置不用，说是羊之美全在于此，其它腥臊不足用。但好景不长，当清兵打到他家乡，冒公子吓得屁滚尿流的举家逃往浙江盐官。之后又辗转颠沛，在马鞍山“遇大兵，杀掠奇惨”，“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靡孑遗矣”。不过，冒公子有个大靠山，此人就是当时左右画坛的大官绅董其昌。他对冒公子极为赏识，把他比作初唐的王勃。可见，冒公子也有高官撑腰，不然也不会这么风光。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官场上的贪官，富甲一方的文人，他们对国家的未来从不忧心。虽说，这些人在政治上往往是心口不一，但嘴上叫喧的还是洁身自好，心底常念叨的又是：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即使是明代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他也是“汰侈”之人。据《玉堂丛语》记载，张居正奉旨回家办丧，沿途吃喝都是公费招待，“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张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当时，真定太守钱普是江苏无锡人，他听说张居正要路过他的地盘，特地从家乡请来厨师办了几桌“苏邦”风味的酒席。“张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尔。”此话传出，“吴中之善为疱者，招募殆尽，皆得善价以归”。从此，苏邦菜得以在北方开局。

　　文人嗜吃也罢，但明末降将吴三桂更是特别喜欢豪请宾客，而他奢侈程度别具一格，非一般人可比。吴三桂喜欢在宴会上赏赐人，所以每当他宴请，赴宴者都兴高采烈的蜂拥而来。有一次，他宴请四方名士，酒酣之时，吴三桂吹笛，美人翩翩起舞，他兴致一高旋呼颁赏，则把珍珠、宝玉、金帛洒满一地，让诸官和诸名士哄抢，吴三桂见此景甚为以乐，即兴吟诗一首：笑谈今古英雄，我说吴公有种。洪流群鲫随波涌，怕死贪生饭桶。男儿气势如虹，日月流光似梦。人生不惧天作弄，命运双拳掌控。

　　虽说，此诗意境差些，但也表达了一位具有争议名将的心志。巧缘的是，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与董小宛同为“秦淮八艳”之一，但这两个美女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起初，冒襄冒公子也曾穷追不舍过陈圆圆，还许下来年婚姻。岂料中途陈圆圆被吴三桂纳为爱妾，冒公子为此也难受过一段时间。不久，吴三桂正为归顺李自成，还是归顺清王朝举棋不定，陈圆圆突然又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抢占，吴三桂由此“冲冠一怒为红颜”遂引清军入关。而此后，冒公子又与董小宛在苏州邂逅，演绎了一场缠绵悱恻的爱情。据说，陈圆圆跟吴三桂到了云南，后年长色衰被吴三桂抛弃，出家为尼，又一说自缢而死。这真是：红颜两厢情愿非，文武各道不相同。凄婉随君卷尘土，旧梦秦淮忆语人。

　　在明清两朝的官场上，不仅饮食豪华，就连餐具也是“金罍玉钟”。当年，明世宗朱厚熜下令查办严嵩父子，办案官员从严家抄出数量惊人的金餐具，仅金盘一项就有49种之多。清代江浦河道总督衙门办酒席，那场面也是气派恢弘：一盘猪脯要杀几十头猪来配制，一盘鹅掌要用几十只鹅来凑，一味驼峰菜要杀三匹大骆驼。清代暴殄天物之事，愈演愈烈，诸如逐猪划背，汤灌驼峰，银勺探脑，敲鱼滴血，铁灸鹅掌，刲驴取脔，种种斗奢行为，不仅黎庶切齿痛恨，连官府的有识之士也猛烈抨击。

　　再说清朝的大贪官和珅，他的养生之道更是奢侈之极，估计连皇帝也望而却步。也许是和珅的工作压力太大，他每日早起，必屑珍珠粉作早餐，说是吃了珍珠粉后心窍开朗，诸事清晰。而且，和珅从不吃旧的及穿过孔的珍珠，说是“即服之亦无效”。当时，珍珠乃是极为贵重的东西，一粒要二万余金，略次点的也要万金，最差的也值八千金。吴县商人石某专为和珅收购珍珠，他把收上来的珍珠都选为赤金丸大小，用锦囊包装，贮在精美的小箧中。每当采珍珠的人日涉风涛之中，得到美丽的珍珠必卖给石老板，石老板加工包装后，献给和大人食用。不过，和珅以什么回报石老板，后人不知。

　　若要论吃喝，杜甫早已叹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自古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也是自古有识之士抨击的主题。但是，官场之人对此从来就视而不见，两耳不闻，演绎的则是“听其哀声作乐舞，醉我月色吟诗歌”。当然，官场吃喝之人也叫累，且恨饿者不理解。故而言之，若问官场能不能吃得开?一靠胃、二靠腰、三靠烧、四靠天庭饱不饱。所以胃要好、腰得硬、烧香敬佛心需静、天庭饱满要有命。这似乎也是古今做官最基本的体检。而理由是：吃也，凡鬼神祭祀、出师饯别、兴工典礼、朝聘庆吊、盟会交际、巡视检查、招待过往等哪一项都轮上吃;逢元正宴、冬至宴、寒食宴、中秋宴、重阳宴等哪一节都得吃。更别说皇帝登基的元会宴、建号改元的定鼎宴、皇上祝寿的万寿宴、皇后祝寿的千秋宴、文科大试的鹿鸣宴、琼林宴，武科大试的鹰扬宴、会武宴，庆贺升官的烧尾宴、劝农春播的耕田宴、亲民敬老的千叟宴、封启印信的开印宴、封印宴……等等，无不论吃。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一部中国烹饪史，既是豪权阶级穷奢极欲的享乐史，又是广大厨膳人员聪明才智的创造史。贪吃者争奇斗奢，暴殓天物，这是一种吃的大文化，又是一种官场上的中国式性格。正如曹魏的开国皇帝曹丕《典论》中说：“一世长者知居处，三世长者知服食。”也许，正是由于吃之道有更深的学问，才有一代为官的富贵人家，这也只是懂得如何建造舒适的豪宅;而三代仕宦的人家，方才懂得吃之道。这话虽然有些绝对，但应该也是有些道理。

　　如今，中国的贫困者也不至于饿死了，而吃出来的世界之最，却在官场上被屡屡刷新。诸如：官场一顿酒，领导挥挥手;吃喝超军费，政绩靠收税。大有吃垮中国，喝干五湖四海之势，而且此风又是古来有之，只是今日尤盛。当然，吃之道还是要找理由的，因为中国人的处事哲学首先是吃喝文化，所以官场也少不了烩、炖、焖、煨、煮。再刻薄点说，除了真动嘴吃以外，在我们生活中派生出的是：相邀叫吃请、欢迎叫吃香、嫉妒叫吃醋、受难叫吃苦、帮忙叫吃劲、劳累叫吃力、被坑叫吃亏、恐吓叫吃惊、明白叫吃透、断定叫吃准……就连上法院也叫吃官司，占了女人便宜，还窃喜的叫吃豆腐，等等。可以说，管不住中国人的吃，谈何反腐?

　　随笔杂文欣赏二：中国式的实用主义

　　在中国人的口语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恐怕是：“有用?!没用?!有没有用?!”这是中国式的“实用主义”。所以，林语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得意时信儒教，失意时信道教、佛教，而在教义与已相背时，中国人会说，‘人定胜天’。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在于：经常改变信仰。”

　　可以说，中国式的“实用主义”是名列“四大发明”之首的思辨体系，是“最现实”中包含的“最无奈”。从对待宗教态度而言，“有用?!没用?!有没有用?!”充实着一种近似于“贿赂”程式，即把“信仰”当作与神灵之间的短期交易，从“烧香拜佛”到“敬天敬地”，祈求的就是实用主义。印证了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早以“性本恶”为前提，用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其道精准地刻画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本性。如冷笑亲情被金钱污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论友情感言：“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说金钱决定尊卑：“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话利益扭曲人性：“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看世故叵测人心：“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的真实写照。

　　稀缺的是，中国人在与人打交道之处，你会感受到一种“野蛮热情”，这种“实用主义”的热情似乎没有太多的理由，但是表演的淋漓尽致。在中国式的“实用主义”驱使下，在所谓城里人眼中，最瞧不起的是农村人。其实，城里人原本就是来自农村人的主体，然而偏偏就是“移民”变成的城里人，公然鄙视的还是农民。可见，中国农民真无奈，他们从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到秋收暴动，农民胜利者的后裔变成“官二代”，其余幸存者的子孙也就成了市民，继而成为小市民的群体，成为中国式“实用主义”的传承人。那么，构成中国式的“实用主义”血脉关系在哪?

　　原因一，农民胜利者的毒瘾就是做官，从被逼杀戮的做官，到不择手段的做官，血脉中的官瘾带有遗传基因，老爹、老爷、老舅、老婆、老哥、老弟、老妹……同供职一县、一镇者太多也。由此，做官的毒瘾形成了地方势力，于是卑、挤、踩、捣、恶就成为了官场上的人性毒品，久而久之为官的遗传基因染上了病毒。

　　原因二，做官的毒瘾导致中国人的信仰没信仰。中国人做官的哲学是：不能用政治生命代替信仰。从孔子到老庄，从释迦摩尼到马克思，只有官场哲学才是最实用的信仰。为此，官骗商，商吭商，骗不到就栽赃，吭不到骂爹娘，第一思维就是小孩的舅舅是首长。固然，农民的“移民”给城市带来了文明，造就了城市的奢淫繁荣，同时也给城市的文化带来了“嫉人有，笑人无”的病毒。

　　原因三，中国人最会利用文化说文化。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特质就是一个“哄”字，这是从娃娃做起的，扭曲中国人真实一面的中国式“实用主义”传承。怎么“哄”?一是许愿，二是吓。许愿给能闹的叫诏安，吓的就是胆小怕事的叫顺民。虽然，中国农民特有一种畏权，畏势，畏钱的性格，但在危及其生存权的时候，农民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原因四，中国人做事只重面子，不求实际，享受权力的方法全覆盖。从一言九鼎到当下的军中名妓，官场红颜，一句“上面有人”不论男女通用。时下，就连物业保安都是权力的享受人。

　　原因五，我们是一个信佛众多的民族，但又是一个并不虔诚，只会烧香磕头，乞求佛主保佑升官发财、花钱消灾的迷信社会。佛在山上，你得要去爬拜，佛在天上，你得要五体投地的去念它。求的是什么?求的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明知道没有佛主，只为求得心里平衡的自我安慰。我们是一个反复念叨和谩骂孔子学说的识字人群，字里行间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和修德引经据典，这更不是一种信仰，是既得利益者为文化统治涂抹在脸上的胭脂。孔子之学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就被鞭打了，但此学之伟大就是它具有愚弄民众之功效，使得成为借尸还魂的念语，一个辅助国家文化和精神世界的咨询公司。

　　原因六，金钱的背后是权利，这是所有华丽文字和辩解都无法否认的。但有人又这么解释，金钱是一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消灭所有富不起来的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骗人工具。这就是中国式的“实用主义”，是统治中国人最实用的信仰。

　　当然，从物质和意识层面来理解，信仰是一种意识，道德就是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从理论的概念来理解，信仰是人们对未来世界正确的意识，德行就是在信仰的支配下正确的行为。然而，读读我们的历史吧。从先秦的贿赂故事、秦汉的贿风廉语、魏晋南北朝的豺狼贿赂、隋唐五代的贿风、宋元时代的贿通、明清时期的贪贿、乱世民国的五子登科，到今天处处见到、听到、嗅到、甚至还身在其中的人，都统统的把贪欲尊为了信仰。

　　随笔杂文欣赏三：

　　莫把“品位”当“品味”

　　众所周知：品位是名词，品味是动词。然而，对艺术品位的认识，以及对艺术品味的评说，如今有不自重的一面，也有不自信的一面。不自重表现在一味地追求官场好恶与商业利益;不自信显露在拿来主义，玩弄貌似前卫的，实际是乞食西方的残羹剩菜。这是中国传统的权利主义滋养出的文阀、学阀、商阀、媒阀，是遗传旧有的，主宰艺术发展成为浮庸散奢的动力。

　　如果单从艺术家的“品位”而言，这里主要指的是人之品格。说白了，品位就是人的处世质量。曾听一位当代的大画师说：“画分九品：可分为正六品与负三品。一品，谓之画家，作品赏心悦目;二品，谓之名家，作品蔚然成风;三品，谓之大家，作品继往开来;四品，已成大师，凤毛麟角;五品，谓之巨匠，五百年出一位;六品，可称魔鬼，从未看到。”并高调自称：“我是坐四望五，以待来日。”听明白了弦外之意，这位大画师一定是坐稳了“大师”的宝座，只等死后当“巨匠”了。由此，我不得不耻笑这位自称的“大师”已经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

　　其实，人的品位是内在的一种宁静，一种淡泊，一种心境，一种谦虚。品位，不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种虚伪的做作或摆势，或是哄抬所谓的社会地位，以及毫不谦虚的表现。人的品位理应是生活的、日常的、尊重自己言行的，是由里而表的真实流露。但是，我的这种认识也是矫情的，至少也是不讨有“品位”的人喜欢。从艺术家的品位而言，忙着追求日思夜想的名利，把自己装扮成什么模样吸引人，想着说什么话讨官商人等的喜欢，论什么调子与众不同，摆什么架势端起自己……由此而包装外表艺术的人不一定有品位;有品位的艺术家不一定要包装。但是，有品位的人一定具有人格精神，绝不是包装出来的品位。在艺术家的现实生活中，品位有时是很随意的一种生活态度，不哗众取宠，不卑躬屈膝，是日常品味综合积累起来的，一种人的质量。可以说，艺术家的品位是逐渐形成的自身内在的品味。

　　从中国当下艺术家的品位与品味而言，不好说是乱象丛生的，起码说是乌七八糟的事超过了中国画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结果啊，中国画坛又爆出当下第一俗僧，俗的含金量囊括了俗人、俗画、俗字、俗事。随后拽出了男性画家的胭脂派、女性画家的野性派、蓄发留须的淘古派、弄虚作假的获奖派、愤世嫉俗的衰象派、洋为中用的混纺派、加官进爵的投机派等等。全然把小聪明的轻浮、狂妄、狡猾、鼓吹等程序融化成艺术家的品位与品味。

　　那么，艺术家是不是以假斯文，装野蛮来量化品位与品味呢?做节目的艺术家津津乐道：学问要博、生活要广、认识要深、情感要真、立意要新、想象要丰、意象要蕴、形象要神云云。这种“要”还要什么呢?秘籍里的“要”正正反反、反反正正都是老套。最后又用“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表白自我。不能不说，获奖是给匠人颁发的金属牌，开骂是引人注意的广告，俗僧与俗派是自大又自卑的写照。

　　难道所谓高品位的人，一定就能产出所谓高品味的艺术吗?由此看来，全然不是这样子。如果说，品位是人的一种选择，那么选择就要符合自己的舒适度;如果说，品位是人的一种行为，那么行为是不能欺骗人的。当然，品位不存在评判的标准，如果有评判标准就是目的的、世俗的，甚至是借标准推销自己，故而卖弄品位。不言而喻，这种品位就是让别人品味为目的，只是变着戏法拔高自己所谓的品位。

　　从汉字的品味而言：品——是品尝;味——是味道。合起来倒有品尝味道的意思。从艺术的品味而论：品——是人品、品质、品德的意思;味——是趣味、体味、回味的解释。合起来就是指一个人的品质、趣味、情操与修养。若要论当下中国艺术家的品位与品味，可谓是：玩“品位”的艺术家会炫耀自己的生活状态，向往的是置身庭院、书柜四壁、窗前绿意、案头琳琅满目等艺术气场，力求的是别人赞扬他的品味;玩“品味”的艺术家爱一种生活状态，喜欢一杯茶、一壶酒和一圈人的气场，渴求的是为了生活状态，不得不用品味来营造品位。

　　品，在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范畴中，强调人之品格极为重要。因为，中国历代书画家绝大多数是服务于王朝政治的读书人。所以，统治阶层及书画家本人都极为重视自己人品的优劣。诸如，唐太宗之弟李元昌，他与众臣讨论书画家品格时说：“及品格高下，列为先后”。宋代著名书画家郭若虚，他提出绘画的楷模论，对如何画好人物有一种定式的言论：“画人物者，必分贵贱、气貌、朝代、衣冠”。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徵明说：“人品不高，用墨无法”。清代画家王昱说：“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同时，王昱还特别强调了“文如其人，画亦有然”的道理。

　　如果，我们翻阅一下历代书画家论述“品”的语录，可谓是浩瀚如烟。为此，清人松年在《颐园论画》中说：“历代工书画者，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爵位尊荣，书法文学皆臻高品，何以后人吐弃之，湮没不传?实因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技更不值一钱矣。”

　　显而易见，在中国书画艺术领域，其“品位”是人，“品味”是作品。有人说，只有高品位的艺术家才有高品味的作品。这话有些哲理，起码说出了“品味”产出于“品位”的问题。然而事实也不竟然，因为“品位”与“品味”缺乏评定的刚性，诠释也只能由欣赏者而定。诸如，我在前面说的那位论“画分九品”的当代大画师，其品位就很难评定。如果，有人说他品位高，肯定有一片呼声，说他没品位，他自己已经给自己确定了高品位。所以，其画作的品味问题也就自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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