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介亭杂文欣赏
且介亭杂文欣赏一:且介亭杂文(1)
序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前“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464,和生存不能两立。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465,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记于上海之且介亭46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运命
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岁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还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个,所以想结婚是很困难的。这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日本社会上的迷信也还是真不少。
我问:可有方法解除这夙命呢?回答是:没有。
接着我就想到了中国。
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但据我所知道,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所谓“没有法子”,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转移运命的方法。等到确信这是“运命”,真真“没有法子”的时候,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
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我们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这么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于是他说,这用种种方法之后所得的结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连必须用种种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们来,却似乎并不这样想。
且介亭杂文欣赏二:且介亭杂文(2)
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鲁迅
十月二十三日
儒术
元遗山467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468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状,《金史》《王若虚469传》这样说——
“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忤,则谗搆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470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471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472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473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
“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罍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
且介亭杂文欣赏三:且介亭杂文(3)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474《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弨475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
“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论俗人应避雅人
这是看了些杂志,偶然想到的——
浊世少见“雅人”,少有“韵事”。但是,没有浊到彻底的时候,雅人却也并非全没有,不过因为“伤雅”的人们多,也累得他们“雅”不彻底了。
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新月社的作家们是最憎恶骂人的,但遇见骂人的人,就害得他们不能不骂。林语堂先生是佩服“费厄泼赖”的,但在杭州赏菊,遇见“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的青年,他就不能不“假作无精打彩,愁眉不展,忧国忧家”(详见《论语》五十五期)的样子,面目全非了。
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没有别人,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优,所谓“相反而实相成”者,就是这。但又须别人凑趣,至少是知趣,即使不能帮闲,也至少不可说破,逼得好人们再也好不下去。例如曹孟德是“尚通侻”的,但祢正平天天上门来骂他,他也只好生起气来,送给黄祖去“借刀杀人”了。祢正平真是“咎由自取”。
所谓“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罗帐,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觉和吃饭,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盘算些挣钱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绝无其事。但他的出众之处,是在有时又忽然能够“雅”。倘使揭穿了这谜底,便是所谓“杀风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带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若无此辈,何至于此呢?所以错处总归在俗人这方面。
譬如罢,有两位知县在这里,他们自然都是整天的办公事,审案子的,但如果其中之一,能够偶然的去看梅花,那就要算是一位雅官,应该加以恭维,天地之间这才会有雅人,会有韵事。如果你不恭维,还可以;一皱眉,就俗;敢开玩笑,那就把好事都搅坏了。然而世间也偏有狂夫俗子;记得在一部中国的什么古“幽默”书里,有一“轻薄子”咏知县老爷公余探梅的七绝——
红帽哼兮黑帽呵,风流太守看梅花。
梅花低开道:小底梅花接老爷。
这真是恶作剧,将韵事闹得一塌胡涂。而且他替梅花所说的话,也不合式,它这时应该一声不响的,一说,就“伤雅”,会累得“老爷”不便再雅,只好立刻还俗,赏吃板子,至少是给一种什么罪案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你俗,再不能以雅道相处了。
且介亭杂文欣赏四:且介亭杂文(4)
小心谨慎的人,偶然遇见仁人君子或雅人学者时,倘不会帮闲凑趣,就须远远避开,愈远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着和他们口头大不相同的脸孔和手段。晦气的时候,还会弄到卢布学说的老套,大吃其亏。只给你“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倒还不打紧,——然而险矣。
大家都知道“贤者避世”,我以为现在的俗人却要避雅,这也是一种“明哲保身”。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国语文的新生
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
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
也许有人要说,这十分之二的特别国民,是怀抱着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国大众的。我觉得这话并不对。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要不然,一个郑孝胥476,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满洲去。
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我想,这可以无须我举例。
单在没有文字这一点上,智识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但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复兴文文,也为此,他明知道现在的机关枪是利器,却因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就只好梦想大刀队成事了。
大刀队的失败已经显然,只有两年,已没有谁来打九十九把钢刀去送给军队。但文队的显出不中用来,是很慢,很隐的,它还有寿命。
和提倡文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反对,当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规,动他不得。格理莱477倡地动说,达尔文说进化论,摇动了宗教,道德的基础,被攻击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飞478见了血液在人身中环流,这和一切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却也被攻击了一世。然而结果怎样?结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环流!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要得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至于拉丁化的较详的意见,我是大体和《自由谈》连载的华圉作《门外文谈》相近的,这里不多说。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
九月二十四日
答《戏》周刊编者信
鲁迅先生鉴:
《阿q》的第一幕已经登完了,搬上舞台实验虽还不是马上可以做到,但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就要开始动了。我们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刚登完的时候先表一点意见,一方面对于我们的公演准备或者也有些帮助,另方面本刊的丛书计划一实现也可以把你的意见和《阿q》剧本同时付印当作一篇序。这是编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读者和演出的同志们的要求。
且介亭杂文欣赏五:且介亭杂文(5)
祝健!
编者
编辑先生:
在《戏》周刊上给我的公开信,我早看见了;后来又收到邮寄的一张周刊,我知道这大约是在催促我的答复。对于戏剧,我是毫无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复,是一声也不响。但如果先生和读者们都肯豫先了解我不过是一个外行人的随便谈谈,那么,我自然也不妨说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阿q》在每一期里,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断断续续的看过,也陆陆续续的忘记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q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
现在我自己想说几句的,有两点——
一,未庄在那里?《阿q》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是最近的例子。为了医病,方子上开人参,吃法不好,倒落得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这才恢复了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空空的折贴了萝卜子。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q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时还是生了谣。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豫防谣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挥得更强烈。果戈理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q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
但是,指定了绍兴也好。于是跟着起来的是第二个问题——
二,阿q该说什么话?这似乎无须问,阿q一生的事既然出在绍兴,他当然该说绍兴话。但是第三个疑问接着又来了——
三,《阿q》是演给那里的人们看的?倘是演给绍兴人看的,他得说绍兴话无疑。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用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话的,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用土话。我想,这也并非全为了用这来区别人的上下,雅俗,好坏,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使本地的看客们能够彻底的了解。那么,这关系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倘使演给绍兴的人们看,别的脚色也大可以用绍兴话,因为同是绍兴话,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说的也并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简,语助词和感叹词少,后者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话,可以冗长到一倍。但如演给别处的人们看,这剧本的作用却减弱,或者简直完全消失了。据我所留心观察,凡有自以为深通绍兴话的外县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标点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样,并不怎么懂得的;至于北方或闽粤人,我恐怕他听了之后,不会比听外国马戏里的打诨更有所得。
且介亭杂文欣赏六:且介亭杂文(6)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
譬如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所以我以为现在的办法,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的容易了解的剧本,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察觉得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
我的意见说完了,总括一句,不过是说,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
临末还有一点尾巴,当然决没有叭儿君的尾巴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表在《社会月报》上了,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表过曾今可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q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这倒并非个人的事,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
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鲁迅
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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