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杂文
朱自清是我国非常有名的散杂文大家，你们看过多少。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精心整理的朱自清散杂文，希望对大家有用。
朱自清散杂文1：我是扬州人
有些国语教科书里选得有我的文章，注解里或说我是浙江绍兴人，或说我是江苏江都人--就是扬州人。有人疑心江苏江都人是错了，特地老远地写信托人来问我。我说两个籍贯都不算错，但是若打官话，我得算浙江绍兴人。浙江绍兴是我的祖籍或原籍，我从进小学就填的这个籍贯;直到现在，在学校里服务快三十年了，还是报的这个籍贯。不过绍兴我只去过两回，每回只住了一天;而我家里除先母外，没一个人会说绍兴话。
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东海就是海州，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我就生在海州。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将我们接到那里。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在邵伯住了差不多两年，是住在万寿宫里。万寿宫的院子很大，很静;门口就是运河。河坎很高，我常向河里扔瓦片玩儿。邵伯有个铁牛湾，那儿有一条铁牛镇压着。父亲的当差常抱我去看它，骑它，抚摸它。镇里的情形我也差不多忘记了。只记住在镇里一家人家的私塾里读过书，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叫江家振。我常到他家玩儿，傍晚和他坐在他家荒园里一根横倒的枯树干上说着话，依依不舍，不想回家。这是我第一个好朋友，可惜他未成年就死了;记得他瘦得很，也许是肺病罢?
六岁那一年父亲将全家搬到扬州。后来又迎养先祖父和先祖母。父亲曾到江西做过几年官，我和二弟也曾去过江西一年;但是老家一直在扬州住着。我在扬州读初等小学，没毕业，读高等小学，毕了业;读中学，也毕了业。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学里一位黄先生，他已经过世了。还有陈春台先生，他现在是北平著名的数学教师。这两位先生讲解英文真清楚，启发了我学习的兴趣;只恨我始终没有将英文学好，愧对这两位老师。还有一位戴子秋先生，也早过世了，我的国文是跟他老人家学着做通了的。那是辛亥革命之后在他家夜塾里的时候。中学毕业，我是十八岁，那年就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从此就不常在扬州了。
就在十八岁那年冬天，父亲母亲给我在扬州完了婚。内人武钟谦女士是杭州籍，其实也是在扬州长成的。她从不曾去过杭州;后来同我去是第一次。她后来因为肺病死在扬州，我曾为她写过一篇《给亡妇》。我和她结婚的时候，祖父已经死了好几年了。结婚后一年祖母也死了。他们两老都葬在扬州，我家于是有祖茔在扬州了。后来亡妇也葬在这祖茔里。母亲在抗战前两年过世，父亲在胜利前四个月过世，遗憾的是我都不在扬州;他们也葬在那祖茔里。这中间叫我痛心的是死了第二个女儿!她性情好，爱读书，做事负责任，待朋友最好。已经成人了，不知什么病，一天半就完了!她也葬在祖茔里。我有九个孩子。除第二个女儿外，还有一个男孩不到一岁就死在扬州;其余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曾在扬州老家住过多少年。这个老家直到今年夏初才解散了，但是还留着一位老年的庶母的那里。
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现在亡妻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了。但是从前一直马马虎虎的骑在墙上，并且自称浙江人的时候还多些，又为什么呢?这一半因为报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还有些别的道理。这些道理第一桩就是籍贯是无所谓的。那时要做一个世界人，连国籍都觉得狭小，不用说省籍和县籍了。那时在大学里觉得同乡会最没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来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扬州人，自己却因为浙江籍，不去参加江苏或扬州同乡会。可是虽然是浙江绍兴籍，却又没跟一个道地浙江人来往，因此也就没人拉我去开浙江同乡会，更不用说绍兴同乡会了。这也许是两栖或骑墙的好处罢?然而出了学校以后到底常常会到道地绍兴了。我既然不会说绍兴话，并且除了花雕和兰亭外几乎不知道绍兴的别的情形，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认是假绍兴人。那虽然一半是玩笑，可也有点儿窘的。
还有一桩道理就是我有些讨厌扬州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眼光如豆，虚是虚张声势，小气无须举例。虚气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坐包车在街上走，除拉车的外，又跟上四个人在车子边推着跑着。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后来要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亲话扬州"的案子。这当然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扬州的好处，曾经写过一篇《扬州的夏日》，还有在《看花》里也提起扬州福缘庵的桃花。再说现在年纪大些了，觉得小气和虚气都可以算是地方气，绝不止是扬州人如此。从前自己常答应人说自己是绍兴人，一半又因为绍兴有些憨气，而扬州似乎太聪明。其实扬州人也未尝没憨气，我的朋友任中敏( 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会，难道还不够"憨"的!绍兴人固然有憨气，但是也许还有别的气我讨厌的，不过我不深知罢了，这也许是阿Q 的想法罢了?然而我对于扬州的确渐渐亲热起来了。
扬州真象有些人说的，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不用远说，李斗《扬州画舫录》里的扬州就够羡慕的。可是现在衰落了，经济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没精打彩的盐商家就知道。扬州在上海被称为江北佬，这名字总而应该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佬在上海是受欺负的，他们于是学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话来冒充上海人。到了这地步他们可竟会忘其所以的欺负起那些新来的江北佬了。这就养成了扬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战以来许多扬州人来到西南，大半都自称为上海人，就靠着那一点不三不四的上海话;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也还自称为上海人。其实扬州人在本地也有他们的骄傲的。他们称徐州以此的人为侉子，那些人说的是侉话。他们笑镇江人说话土气，南京人说话大舌头，尽管这两个地方都在江南。吴语他们称为蛮话，说这种话的人当然是蛮子了。然而这些话只好关着门在家里说，到上海一看，立即就会矮上半截，缩起舌头不敢啧一声了。扬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个江北佬，一大堆扬州口音说是招牌，但是我却不愿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了。况且上海对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绍兴对我也差不多;因为我知道上海虽然也许比知道绍兴多些，但是绍兴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无干的。然而年纪大起来了，世界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个故乡。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诗，说"把故乡掉了"。其实他掉了故乡又找到了一个故乡;他诗文里提到苏州度过他的童年，所以提起来一点一滴都亲亲热热的，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表灯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时的一切回忆都是有味的。这样看，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大概差不多罢?这样看，就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何况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
朱自清散杂文2：诗经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适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适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心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
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徒歌也有节奏，手舞脚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纪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但纪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作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
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节，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两句拉出来，就当前的环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大家赋诗，他想看看大的"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博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两句，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诗以言志"这句话。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来说的是治玉，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工夫。"巧笑情兮，美日盼兮，素以为绚兮"，本来说的是美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如此解诗，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又说诗可以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以泄牢骚，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庄子》和《苟子》里都说到"诗言志"，个"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在乐歌。因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至于诗篇本来的意义，那时原很明白，用不着讨论。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义的来解释那些诗篇。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威的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真是变本加厉了。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莫，赵国人，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的。郑玄是东汉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还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他们接受了孔子"无邪"的见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作的，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倒是说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不同。他们这样猜出来的作诗人的志，自然不会与作诗人相合;但那种志倒是关联着政治教化而与"诗言志"一语相合的。这样的以史证诗的思想，最先具体的表现在《诗序》里。
《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总论，托名子夏，说不定是谁作的。小序每篇一条，大约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证诗，似乎是《小序》的专门任务;传里虽也偶然提及，却总以训诂为主，不过所选取的字义，意在助成序说，无形中有个一定方向罢了。可是《小序》也还是泛说的多，确指的少。到了郑玄，才更详密的发展了这个条理。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的附合史料，编成了《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的发挥了作为各篇诗的背景的历史。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说明诗的教化作用;这种作用似乎建立在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上。《大序》只解释了风雅颂。说风是风化(感化)、讽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这都是按着教化作用解释的。照近人的研究，这三个字大概都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便是各国土乐的意思。雅就是"乌"字，似乎描写这种乐的呜呜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乐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许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约也是乐调不同的缘故。颂就是"容"字，容就是"样子";这种乐连歌带舞，舞就有种种样子了。风雅颂之外，其实还该有个"南"。南是南音或南调，《诗经》中《周南》、《召南》的诗，原是相当于现在河南、湖北一带地方的歌谣。《国风》旧有十五，分出二南，还剩十三;而其中田邶、[两国的诗，现经考定，都是卫诗，那么只有十一《国风》了。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商颂》经考定实是《宋颂》。至于搜集的歌谣，大概是在二南、《国风》和《小雅》里。
赋比兴的意义，说数最多。大约这三个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赋本是唱诗给人听，但在《大序》里，也许是"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的意思。比兴都是《大序》所谓"主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却可警诫自己。《诗经》里许多譬喻就在比兴的看法下，断章断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义了。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诗篇发端的叫做兴。《毛传》只在有兴的地方标出，不标赋比;想来赋义是易见的，比兴虽都是曲折成义，但兴在发端，往往关系全诗，比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别标出了。《毛传》标出的兴诗，共一百十六篇，《国风》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现在说，这两部分搜集的歌谣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朱自清散杂文3：三家书店
伦敦卖旧书的铺子，集中在切林克拉斯路(Charing Cross Road);那是热闹地方，顶容易找。路不宽，也不长，只这么弯弯的一段儿;两旁不短的是书，玻璃窗里齐整整排着的，门口摊儿上乱烘烘摆着的，都有。加上那徘徊在窗前的，围绕着摊儿的，看书的人，到处显得拥拥挤挤，看过去路便更窄了。摊儿上看最痛快，随你翻，用不着"劳驾""多谢";可是让风吹日晒的到底没什么好书，要看好的还得进铺子去。进去了有时也可随便看，随便翻，但用得着"劳驾""多谢"的时候也有;不过爱买不买，决不至于遭白眼。说是旧书，新书可也有的是;只是来者多数为的旧书罢了。
最大的一家要算福也乐(Foyle)，在路西;新旧大楼隔着一道小街相对着，共占七号门牌，都是四屋，旧大楼还带地下室---可并不是地窖子。店里按着书的性质分二十五部;地下室里满是旧文学书。这片店二十八年前本是一家小铺子，只用了一个店员;现在店员差不多到了二百人，藏书到了二百万种，伦敦的《晨报》称为"世界最大的新旧书店"。两边店门口也摆着书摊儿，可是比别家的大。我的一本袖珍《欧洲指南》，就在这儿从那穿了满染着书尘的工作衣的店员手里，用半价买到的。
在摊儿上翻书的时候，往往看不见店员的影子;等到选好了书四面找他，他却从不知哪一个角落里钻出来了。但最值得流连的还是那间地下室;那儿有好多排书架子，地上还东一堆西一堆的。乍进去，好像掉在书海里;慢慢地才找出道儿来。屋里不够亮，土又多，离窗户远些的地方，白日也得开灯。可是看得自在;他们是早七点到晚九点，你待个几点钟不在乎，上天去几趟也不在乎。只有一件，不可着急。你得像逛庙会逛小市那样，一半玩儿，一半当真，翻翻看看，看看翻翻;也许好几回碰不见一本合意的书，也许霎时间到手了不止一本。
开铺子少不了生意经，福也乐的却颇高雅。他们在旧大楼的四层上留出一间美术馆，不时地展览一些画。去看不花钱，还送展览目录;目录后面印着几行字，告诉你要买美术书可到馆旁艺术部去。展览的书也并不坏，有卖的，有不卖的。他们又常在馆里举行演讲会，讲的人和主席的人当中，不缺少知名的。听讲也不用花钱;只每季的演讲程度表下，"恭请你注意组织演讲会的福也乐书店"。还有所谓午餐会，刻也在馆里。他们请一两个小名人做主角，随便谁，纳了餐费便可加入;英国的午餐很简单，费不会多。假使有闲工夫，去领略领略那名隽的谈吐，倒也值得的，不过去的却并不怎样多。
牛津街是伦敦的东西通衢，繁华无比，街上呢绒店最多;但也有一家大书店铺，叫做彭勃思(Bumpus)的便是。这铺子开设于一七九O年左右，原在别处;一八五O年在牛津街开了一个分店，十九世纪末便全挪到那边去了，维多利亚时代，店主多马斯.彭勃思很通声气，来往的有迭更斯、兰姆、麦考莱、威治威斯等人;铺子就在这时候出了名。店后本连着旧法院，有看守所，守卫室等，十几年来都让店里给买下了。这点古迹增加了人对于书店的趣味。法院的会议圆厅现在专作书籍展览会之用;守卫室陈列插图的书，看守所变成新书的货栈。但当日的光景还可从一些画里看出：如十八世纪罗兰生(Rowwandson)所画守卫室内部，是晚上各守卫提了灯准备去查监的情形，瞧着很忙碌的样子。再有一个图，画的是一七二九的一个守卫，神气够凶的。看守所也有一幅画，砖砌的一重重大拱门，石板铺的地，看守室的厚木板门严严锁着，只留下一个站方窗，还用十字形的铁条界着;真是铜墙铁壁，插翅也飞不出去。
这家铺子是五层大楼，却没有福也乐家地方大。下层卖新书，三楼卖儿童书，外国书，四楼五楼卖廉价书;二楼卖绝版书，难得的本子，精装的新书，还有《圣经》，祈祷书，书影等等，似乎是菁华所在。他们有初印本、精印本、著者自印本、著者签字本等目录，搜罗甚博，福也乐家所不及。新书用小牛皮或摩洛哥皮(山羊皮---羊皮也可仿制)装订， 烫上金色或别种颜色的立体派图案;稀疏的几条平直线或弧线，还有"点儿"，错综着配置，透出干净、利落、平静、显豁，看了心目清朗。装订的书，数这儿讲究，别家书店里少见。书影是仿中世纪的钞本的一叶，大抵是祷文之类。中世纪钞本用黑色花体字，文首第一字母和叶边空处，常用蓝色金色画上各样花饰，典丽df皇，穷极工巧，而又经久不变;仿本自然说不上这些，只取其也有一点古色古得罢了。
一九三一年里，这铺子举行过两回展览会，一回是剑桥书籍展览，一回是近代插图书籍展览，都在那"会议厅"里。重要的自然是第一回。牛津剑桥是英国最著名的大学;各有印刷所，也都著名。这里从前展览过牛津书籍，现在再展览剑桥的，可谓无遗憾了。这一年是剑桥目下的辟特印刷所 (The Pitt Press)奠基百年纪念，展览会便为的庆祝这个。展览会由鼎鼎大名的斯密兹(General Smuts)开幕，到者有科学家詹姆士.金斯(James Jeans)，亚特.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还有别的人。
展览分两部，现在出版的书约莫四千册是一类;另一类是历史部分。剑桥的书字型清晰，墨色匀称，行款合式，书扉和书衣上最见工夫;尤其擅长的是算学书，专门的科学书。这两种书需要极精密的技巧，极仔细的校对;剑桥是第一把手。但是这些东西，还有他们印的那些冷僻的外国语书，都卖得少，赚不了钱。除了是大学印刷所，别家大概很少愿意承印。剑桥又承印《圣经》;英国准印《圣经》的只剑桥牛津和王家印刷人。斯密兹说剑桥就靠《圣经》和教科书赚钱。可是《泰晤士报》社论中说现在印《圣经》的责任重大，认真地考究地印，也只能够本罢了。---一 五八八年英国最早的《圣经》便是由剑桥承印的。
英国印第一本书，出于伦敦威.甲克司登(William Caxton)之手，那是一四七七年。到了一五二一，约翰.席勃齐(John Siberch)来到剑桥，一年内印了八本书;剑桥印刷事业才创始。八年之后，大学方面因为有一家书纸店与异端的新教派勾结，怕他们利用书籍宣传，便呈请政府，求英王核准在剑桥只许有三家书铺，让他们宣誓不卖未经大学检查员审定的书。那时英王是亨利第八;一五三四年颁给他们敕书，授权他们选三家书纸店兼印刷人，或书铺，"印行大学校长或他的代理人等所审定的各种书籍"。这便是剑桥印书的法律根据。不过直到一五八三年，他们才真正印起书来。那时伦敦各家书纸店有印书的专利权，任意抬高价钱。
他们妒忌剑桥印书，更恨的是卖得贱。恰好一六二O 年剑桥翻印了他们一本文法书，他们就在法庭告了一状。剑桥师生老早不乐意他们抬价钱，这一来更愤愤不平;大学副校长第二年乘英王詹姆士第一上新市场去，半路上就递上一件呈子，附了一个比较价目表。这样小题大做，真有些书呆子气。王和诸大臣商议了一下，批道，我们现在事情很多，没工夫讨论大学与诸家书纸店的权益;但准大学印刷人出售那些文学书，以救济他的支绌。这算是碰了个软钉子，可也算是胜利。那呈子，那批，和上文说的那本《圣经》都在这一回展览中。席勃齐印的八本书也有两种在这里。此外还有一六二九年初印的定本《圣经》，书扉雕刻繁细，手艺精工之极。又密乐顿力息达斯 (Lycidas)的初本也在展览着，那是经他亲手校改过的。
近代插图书籍展览，在圣诞节前不久，大约是让做父母的给孩子们多买点节礼吧。但在一个外国人，却也值得看看。展览的是七十年来的作品，虽没有什么系统，在这里却可以找着各种美，各种趋势。插图与装饰画不一样，得吟味原书的文字，透出自己的机锋。心要灵，手要熟，二者不可缺一。或实写，或想象，因原书情境。画人性习而异。----童话的插图却只得凭空着笔，想象更自由些;在不自由的成人看来，也许别有一种滋味。看过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谭尼乐 (John Tenniel)的插画的，当会有同感吧。---所展览的，幽默、秀美、粗豪、典重，各擅胜场，琳琅满目;有人称为"视觉的音乐"，颇为近之。
最有味的，同一作家，各家插画所表现的却大不相同。譬如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莎士比亚，几乎在一个人手里一个样子;展览会里书多，比较着看方便，可以扩充眼界。插图有"黑白"的，有彩色的;"黑白"的多，为的省事省钱。就黑白画而论，从前是雕版，后来是照相;照相虽然精细，可是失掉了那种生力，只要拿原稿对看就会觉出。这儿也展览原稿，或是灰笔画，或是水彩画;不但可以"对看"，也可以让那些艺术家更和我们接近些。《观察报》记者高这回展览会，说插图的书，字往往印得特别大，意在和谐;却实在不便看。他主张书与图分开，字还照寻常大小印。他自然指大本子而言。但那种"和谐"其实也可爱;若说不便，这种书原是让你慢慢玩赏的，哪能能像读报一样目下数行呢?再说，将配好了的对儿生生拆开，不但大小不称，怕还要多花钱。
诗籍铺(The Poetry Bookshop)真是米米小，在一个大地方的一道小街上。"叫名"街，实在一条小胡同吧。门前不大见车马，不说;就是行人，一天也只寥寥几个。那道街斜对着无人不知的大英博物院;街口钉着小小的一块字号木牌。初次去时，人家教在博物院左近找。问院门口守卫，也不知道有这个铺子，问路上戴着常礼帽的老者，他想没有这么一个铺子;好容易才找着那块小木牌，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铺子从前在另一处，那才冷僻，边斐歹克的地图上都没名字，据说那儿是一所老宅子，才真够诗味，挪到现在这样平常的地带，未免太可惜。那时候美国游客常去，一个原因许是美国看不见那样老宅子。
诗人赫洛德.孟罗(Harold Monro)在一九一二年创办了主爿诗籍铺。用意在让诗与社会发生点切实的关系。孟罗是二十多年来伦敦文学生涯里一个要紧角色。从一九一一给诗社办《诗刊》 (Poetry Review)起知名。在第一期里，他说："诗与人生的关系得再认真讨论，用于别种艺术的标准也该用于诗。"他觉得能做诗的该做诗，有困难时该帮助他，让他能做下去;一般人也该念诗，受用诗。为了削一件，他要自办杂志，为了后一件，他要办读诗会;为了这两件，他办了诗籍铺。这铺子印行过《乔治诗选》(Georgian Poetry)，乔治是现在英王的名字，意思就是当代诗选，所收的都是代表作家。第一册出版，一时风靡，买诗念诗的都多了起来;社会确乎大受影响。诗选共五册，出第五册时在一九二二，那时乔治诗人的诗兴却渐渐衰了。一九一九到二五年铺子里又印行《市本》月刊(The Chapbook)，登载诗歌、评论、木刻等，颇多新进作家。
读诗会也在铺子里;星期四晚上准六点钟起，在一间小楼上。一年中也有些时候定好了没有。从创始以来，差不多没有间断过。前前后后著名的诗人几乎都在这儿读过诗：他们自己的诗，或他们喜欢的诗。入场券六便士，在英国算贱，合四五毛钱。在伦敦的时候，也去过两回。那时孟罗病了，不大能问事，铺子里颇为黯淡。两回都是他夫人爱立达.克莱曼答斯基 (Alida Klementaski)读，说是找不着别人。那间小楼也容得下四五十位子，两回去，不都不少;第二回满了座，而且几乎都是女人---还有挨着墙站着听的。屋内只读诗的人小桌上一盏蓝罩子的桌灯亮着，幽幽的。
她读济兹和别人的诗，读得很好，口齿既清楚，又有顿挫，内行说，能表出原诗的情味。英国诗有两种读法，将每个重音咬得清清楚楚，顿挫折的地方用力，和说话的调子不相像，约翰.德林瓦特 (John Drinkwater)便主张这一种。他说，读诗若用说话的调子，太随便，诗会跑了。z但是参用一点儿，像克莱曼答斯基女士那样，也似乎自然流利，别有味道。这怕要看什么样的诗，什么样的读诗人，不可一概而论。但英国读诗：除不吟而诵，与中国根本不同之外，还有一件：他们按着文气停顿，不按着行，也不一定按着韵脚。这因为他们的诗以轻重为节奏，文名组织又不同，往往一句跨两行三行，却非作一句读不可，韵脚便只得轻轻地没过去。读诗是一种才能，但也需要训练;他们注重这个，训练的机会多，所以诗人都能来一手。
铺子在楼下，只一间，可是和读诗那座楼远隔着一条甬道。屋子有点黑，四壁是书架，中间桌上放着些诗歌篇子(She ts)，木刻画。篇子有宽长两种，印着诗歌，加上些零星的彩画，是给大人和孩子玩儿的。跨角儿上一张小账桌，坐着一个戴近视眼镜的，和蔼可亲的，圆脸的中年妇人。桌前装着火炉，炉旁蹲着一只大白狮子猫，和女人一样胖。
有时也遇见克莱曼答斯基女士，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孟罗死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五日。第二晚上到铺子里去，看见两个年轻人在和那女人司账说话;说到诗，说到人生，都是哀悼孟罗的。话音很悲伤，却如清泉流泻，差不多句句像诗;女司账说不出什么，唯唯而已。孟罗在日最尽力于诗人文人的结合，他老让各色的才人聚在一块儿。又好客，家里炉旁(英国终年有用火炉的时候)常有许多人聚谈，到深夜才去。这两位青年的伤感不是偶然的。他的铺子可是赚不了钱;死后由他夫人接手，勉强张罗，现在许还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