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名家作品

　　小伙伴们有没有为写杂文头疼呢?不用担心，多看一些杂文名家的作品就能打开思路的。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精心整理的杂文的名家作品，希望对大家有用。

　　杂文的名家作品1：笑话的力量

　　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社会学家说现在是笑话时代，笑话无处不在。

　　“笑一笑，十年少”，笑能延年益寿。苏东坡说“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一日一笑，此生快哉!”侯宝林说笑“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食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可笑话有雅俗之分，庸俗的荤段子健身也难。经济学家于光远撰文说笑话(段子)的品位有荤、素、亦荤亦素三种。西谚有“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名医”，也说笑有益健康，但绅士不说荤笑话，荤笑话只在“挤奶女工，牧马少年”中流传。

　　笑话有呻吟或怒吼的功效。两个苏联笑话：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回家和老婆说：“我们有炸鱼吃了!”“没有油啊。”“那就煮!”“没锅。”“烤!”“没柴。”伊万一气把鱼扔回河里，鱼在水里举起右鳍高呼：“斯大林万岁!”另一个是：入党审批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苏联政府?”一人回答：“就像看待我妻子。”“怎么解释?”“第一，我爱她;第二，我怕她;第三，我想换一个。”这样的政府还会长久吗?两个纳粹德国的笑话更辛辣：主妇准备煎土豆，没有油，她不停地在锅灶上挥动万字旗(纳粹党旗)，人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党旗下，许多人都肥得流油。”另一个是：戈林胸前挂满勋章外加一个箭头，指示“请继续看我背后”。是诙谐更是愤懑。

　　而一张小小的名片“中共中央国务院山西万荣县地方国营水泥厂支部书记兼厂长王二旦”，则透露出一时社会之风的狡黠和幽默，那段时间特别流行递名片。笔者曾到某省协商省银行领导班子调整，见到了某省组织部副部长，那名片上林林总总的头衔甚多，都忘记了，只记得“××组织部副部长(正部级)”。你什么级不关我事，我是来谈正事。有的名片头衔之多A面写不下还要续到B面，品位远不如王二旦了。

　　同样的笑话，不同版本境界天壤。大陆版：某官员想高升走火入魔，一夜连做三梦：墙头上长着一棵树;雨天他穿着雨衣打着伞;双层床他睡下层，小姨子睡上层。他岳母善解梦，便去请教，岳母不在家，小姨子说，她常听妈妈解梦也略知一二。于是他说梦，小姨子解：“梦见墙头上长着一棵树。”——“根基浅!”“梦见穿着雨衣打着伞。”——“多此一举!”“梦见双层床我睡下层你睡上层。”——“痴心妄想!”他垂头丧气回家，途中遇到回家的岳母，细说原由，岳母一听，说是好梦：墙头长着一棵树——独树一帜;穿着雨衣打伞——双保险;你睡下层小姨子睡上层——能上就上啊!香港版：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演讲时说，某秀才屡试不第，再次赴京赶考住在旅店，一夜连做三梦：自己在很高的墙上种白菜;下雨天他穿着蓑衣又打伞;跟心爱的表妹背靠背躺在床上。醒来忙去算命，算命先生说：“回家吧，你肯定中不了!高墙上种白菜，白种;穿着蓑衣又打伞，多此一举;跟表妹躺在一起背靠背，没戏。”秀才心灰意冷，要打道回府，旅店老板听说后也来解梦，说：高墙上种菜，是“高中”;穿着蓑衣又打伞，有备无患;最重要的是第三个梦，和表妹背靠背躺着，预示着你翻身的机会到了。结果秀才一举考了个探花!两个笑话，一个靠学问赶考，一个梦想高升，一个想表妹是真爱，一个想小姨子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境界迥然。

　　由此可见，笑话可以怡情，可以宣泄，可以针砭时弊，有时甚至是刺向敌人的利刃。果戈里一语中的：你们笑什么?你们笑你们自己!

　　杂文的名家作品2：地薄者大木不产

　　古人说：“地薄者大木不产，水浅者大鱼不游。”建大功立伟业，自然要到辽阔的世界和壮美的山河，井底之蛙怎么能有机会见识宇宙苍穹?

　　怎么才能成才?其实没有什么捷径和密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就足够。奇怪的是，绝大多数的人，总是好高骛远，从来不屑于把自己的每一天手边的小事做好。这些人永远不明白，手边的一件件小事，正是宏伟大厦的一块块砖瓦。所以，成功学家说，细节决定成败。

　　怀才不遇的情形是常有的。比如姜子牙遇见姬昌之前不过是一个贩夫走卒，百里奚拜相之前不过是一个饲养牛马的人，诸葛亮在刘备三顾之前也不过是一个乡村野夫。但是，很多人“怀才不遇”的痛苦却是一个伪命题，之所以总是“不遇”，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才，不过是一个庸才的刚愎自用和自以为是罢了。

　　一些人抱怨得不到理解与尊重，自己的才干没有用武之地。这样的情形，其实自古以来并不少见，苏秦兄嫂的“前倨后恭”，走上绞刑架的苏格拉底，还有爱因斯坦、哥白尼，哪一个不是成功之前备受误解甚至羞辱的?最重要的是，你真的是最后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和发现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吗?还是曾国藩的话说得好：要得到尊重，唯有把自己变得足够强大。自己强大了，一切问题都不复存在。

　　或者退一步想，我们不是肩负神圣重任的布道者，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让所有人理解认可?所以，可怜的悲剧，并不是自己得到多少理解，而是渴望得到理解本身的想法和纠结。想通了这一层之后，万事释然，从容不迫，你就是一个举重若轻的智者了。

　　很多艺术家都不大注意外表的修饰，浪迹江湖。于是，艺术圈里那些在思想或技艺方面无法达到一定高度的人，总是刻意模仿，以标新立异、不修边幅来标榜自己也是一个艺术家了。其实，一个杰出的艺术家，绝对不是靠标新立异成名，人们也不会因为你的不修边幅就认为你是一个艺术家了。

　　时光一刻也不停息，只要不愿做落伍者，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与时间同行!上一个机遇没有赶上，也没有必要悲观，只要乘在时间的船上，就不会再坐失良机。

　　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说：一个男人一生必须完成三个任务，盖一座房子，生一个孩子，种一棵树。孩子传承他的血脉，房子安顿他的家庭，树把他的根永远留在故乡。这三个任务都不难完成。可是，看看身边的朋友，还真的有很多人并没有完成，起码是没有在故乡种一棵树，自己的灵魂四处漂泊，无所归依。

　　时间是最公正的判官，在时间的天平上，一切的人和事，最终都将大白于天下。你虚度了年华，荒废了光阴，时间最终会把你打入卑微者的行列。而敬畏每一寸光阴，每一天兢兢业业的人，时光则最终把他送上高贵的天堂。所以，中年以后，如果你一文不名，千万不要抱怨世界不公，那是时间在履行它庄严的神圣。

　　杂文的名家作品3：康梁师徒的过头话

　　东汉时西域都护班超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湾就止步了。尽管如此，后来的治史者还是给他以相当高的评价。为何?盖因他是中国历史上往西走得最远的第一人。可康有为却不这么认为，在《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可着劲儿往甘英头上扣屎盆子——甘英愚怯，辜负班超。至今中西亘古数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则甘之大罪也。其与哥伦布之流相及何其远哉!中国人有此，至今国土不辟于大地，知识不增于全球，遂以一切让于欧人，皆英辈之罪也。

　　学过中国历史的都知道，从汉唐到明清，中外贸易和交往一直都没断过。早在西汉的时候，张骞就两次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由此开启。丝绸之路向西就是以大秦为目的地的，要不罗马帝国的皇帝恺撒也不会穿着丝绸衣服去看戏。甘英没到达大秦，但大秦人却到过咱这儿呀。166年，东汉桓帝时，大秦安敦王朝就曾派使者从海上来到中国，将象牙、犀角等礼物赠给东汉皇帝，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开通。唐太宗时，天竺一再遣使来华，送来郁金香、菩提树。从唐高宗时起，大食与唐朝通使，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宋元时对外贸易频繁，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港。明朝时郑和7次下西洋。即便是闭关自守的清朝还开放广州一地和外国通商呢。怎么能说“至今中西亘古数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呢?

　　至于康有为说“中国人有此，至今国土不辟于大地，知识不增于全球，遂以一切让于欧人，皆英辈之罪也”，则更令人不敢苟同了。难道甘英当时到了大秦，日后中国就不会落后，也不会挨打了?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梁启超也曾如乃师般说过些过头话，其在《李鸿章》传中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而仅撷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李鸿章晚年之着着失败，皆由于是。”而王树增《百年前的李鸿章》一文中则有这样一段话：“一辈子与蛮横的洋人周旋得身心俱焦的李鸿章死前留有遗折一封，其中切盼他的大清国举行新政，力图自强。李鸿章说，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读者》2002年第10期)从这段话可看出，李鸿章对世界大势那是了然于胸的，何来梁启超之“不通世界之大势”云云。

　　梁启超对李鸿章按之入地，对王安石则是举之上天。他在《王荆公》中写道：“王安石变法取尧舜以来之弊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改革也。”王安石最得意的青苗法本来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既不加重百姓负担，又能增加政府收入，但实际执行中却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增添名目繁多的勒索，青苗法由利民惠民的良法变成了扰民害民的恶法，最终被废除了，什么时候“将历代所有弊政全部扫除”了?

　　梁启超病逝前两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方兴未艾。梁启超赞成打倒军阀，但不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他在《给孩子们书》中说，“你们别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党的相同，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党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方子，这个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个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他说这话不久，便旧病复发，沉疴不起，直至去世，他的医治中国的妙药良方也没能拿出来(张家康《善变的梁启超》，2005年第11期《书屋》)。梁启超这剂胎死腹中的良方真就能把中国的病医好了，而且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这话说得未免太大了点吧。

　　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说来容易，做起来大不易，真做到了，无异于圣人也。康、梁皆一代人杰，却也不免动辄说些过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