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经典
朱自清,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标杆式的人物,以其优美的文笔和高洁的品格为人们所称道,他的作品更是得到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至今依然有着独特的魅力。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朱自清散文经典，希望大家喜欢。
朱自清散文经典一：《梅花》后记
这一卷诗稿的运气真坏!我为它碰过好几回壁，几乎已经绝望。现在承开明书店主人的好意，答应将它印行，让我尽了对于亡友的责任，真是感激不尽!
偶然翻阅卷前的序，后面记着一九二四年二月;算来已是四年前的事了。而无隅的死更在前一年。这篇序写成后，曾载在《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上。那时即使有人看过，现在也该早已忘怀了吧?无隅的棺木听说还停在上海某处;但日月去得这样快，五年来人事代谢，即在无隅的亲友，他的名字也已有点模糊了吧?想到此，颇有些莫名的寂寞了。我与无隅末次聚会，是在上海西门三德里(?)一个楼上。那时他在美术专门学校学西洋画，住着万年桥附近小弄堂里一个亭子间。我是先到了那里，再和他同去三德里的。那一暑假，我从温州到上海来玩儿;因为他春间交给我的这诗稿还未改好，所以一面访问，一面也给他个信。见面时，他那瘦黑的，微笑的脸，还和春间一样;从我认识他时，他的脸就是这样。我怎么也想不到，隔了不久的日子，他会突然离我们而去!--但我在温州得信很晚，记得仿佛已在他死后一两个月;那时我还忙着改这诗稿，打算寄给他呢。
他似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至少在上海是如此。他的病情和死期，没人能说得清楚，我至今也还有些茫然;只知道病来得极猛，而又没钱好好医治而已。后事据说是几个同乡的学生凑了钱办的。他们大抵也没钱，想来只能草草收殓罢了。棺木是寄在某处。他家里想运回去，苦于没有这笔钱--虽然不过几十元。他父亲与他朋友林醒民君都指望这诗稿能卖得一点钱。不幸碰了四回壁，还留在我手里;四个年头已飞也似地过去了。自然，这其间我也得负多少因循的责任。直到现在，卖是卖了，想起无隅的那薄薄的棺木，在南方的潮湿里，在数年的尘封里，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其实呢，一堆腐骨，原无足惜;但人究竟是人，明知是迷执，打破却也不易的。
无隅的父亲到温州找过我，那大约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吧。一望而知，这是一个老实的内地人。他很愁苦地说，为了无隅读书，家里已用了不少钱。谁知道会这样呢?他说，现在无隅还有一房家眷要养活，运棺木的费，实在想不出法。听说他有什么稿子，请可怜可怜，给他想想法吧!我当时答应下来;谁知道一耽搁就是这些年头!后来他还转托了一位与我不相识的人写信问我。我那时已离开温州，因事情尚无头绪，一时忘了作覆，从此也就没有音信。现在想来，实在是很不安的。
我在序里略略提过林醒民君，他真是个值得敬爱的朋友!最热心无隅的事的是他;四年中不断地督促我的是他。我在温州的时候，他特地为了无隅的事，从家乡玉环来看我，又将我删改过的这诗稿，端端正正的抄了一遍，给编了目录，就是现在付印的稿本了。我去温州，他也到汉口宁波各地做事;常有信给我，信里总殷殷问起这诗稿。去年他到南洋去，临行还特地来信催我。他说无隅死了好几年了，仅存的一卷诗稿，还未能付印，真是一件难以放下的心事;请再给向什么地方试试，怎样?他到南洋后，至今尚无消息，海天远隔，我也不知他在何处。现在想寄信由他家里转，让他知道这诗稿已能付印;他定非常高兴的。古语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他之于无隅，这五年以来，有如一日，真是人所难能的!
关心这诗稿的，还有白采与周了因两位先生。白先生有一篇小说，叫《作诗的儿子》，是纪念无隅的，里面说到这诗稿。那时我还在温州。他将这篇小说由平伯转寄给我，附了一信，催促我设法付印。他和平伯，和我，都不相识;因这一来，便与平伯常常通信，后来与我也常通信了。这也算很巧的一段因缘。我又告诉醒民，醒民也和他写了几回信。据醒民说，他曾经一度打算出资印这诗稿;后来因印自己的诗，力量来不及，只好罢了。可惜这诗稿现在行将付印，而他已死了三年，竟不能见着了!周了因先生，据醒民说，也是无隅的好友。醒民说他要给这诗稿写一篇序，又要写一篇无隅的传。但又说他老是东西飘泊着，没有准儿;只要有机会将这诗稿付印，也就不必等他的文章了。我知道他现在也在南洋什么地方;路是这般远，我也只好不等他了。
春余夏始，是北京最好的日子。我重翻这诗稿，温寻着旧梦，心上倒像有几分秋意似的。
1928年5月9日作。
朱自清散文经典二：旅行杂记
这次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第三届年会，我也想观观光;故不远千里的从浙江赶到上海，决于七月二日附赴会诸公的车尾而行。一殷勤的招待
七月二日正是浙江与上海的社员乘车赴会的日子。在上海这样大车站里，多了几十个改进社社员，原也不一定能够显出甚么异样;但我却觉得确乎是不同了，一时之盛的光景，在车站的一角上，是显然可见的。这是在茶点室的左边;那里丛着一群人，正在向两位特派的招待员接洽。壁上贴着一张黄色的磅纸，写着龙蛇飞舞的字：二等四元A，三等二元A。两位招待员开始执行职务了;这时已是六点四十分，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了。招待员所应做的第一大事，自然是买车票。买车票是大家都会的，买半票却非由他们二位来优待一下不可。优待可真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实行优待的时候，要向每个人取名片，票价，--还得找钱。他们往还于茶点室和售票处之间，少说些，足有二十次!他们手里是拿着一叠名片和钞票洋钱;眼睛总是张望着前面，仿佛遗失了什么，急急寻觅一样;面部筋肉平板地紧张着;手和足的运动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好容易费了二虎之力，居然买了几张票，凭着名片分发了。每次分发时，各位候补人都一拥而上。等到得不着票子，便不免有了三三两两的怨声了。那两位招待员买票事大，却也顾不得这些。可是钟走得真快，不觉七点还欠五分了。这时票子还有许多人没买着，大家都着急;而招待员竟不出来!有的人急忙寻着他们，情愿取回了钱，自买全票;有的向他们顿足舞手的责备着。他们却只是忙着照名片退钱，一言不发。--真好性儿!于是大家三步并作两步，自己去买票子;这一挤非同小可!我除照付票价外，还出了一身大汗，才弄到一张三等车票。这时候对两位招待员的怨声真载道了：这样的饭桶!真饭桶!早做什么事的?六点钟就来了，还是自己买票，冤不冤!我猜想这时候两位招待员的耳朵该有些儿热了。其实我倒能原谅他们，无论招待的成绩如何，他们的眼睛和腿总算忙得可以了，这也总算是殷勤了;他们也可以对得起改进社了，改进社也可以对得起他们的社员了。--上车后，车就开了;有人问，两个饭桶来了没有?没有吧!车是开了。二躬逢其盛
七月二日的晚上，花了约莫一点钟的时间，才在大会注册组买了一张旁听的标识。这个标识很不漂亮，但颇有实用。七月三日早晨的年会开幕大典，我得躬逢其盛，全靠着它呢。
七月三日的早晨，大雨倾盆而下。这次大典在中正街公共讲演厅举行。该厅离我所住的地方有六七里路远;但我终于冒了狂风暴雨，乘了黄包车赴会。在这一点上，我的热心决不下于社员诸君的。
到了会场门首，早已停着许多汽车，马车;我知道这确乎是大典了。走进会场，坐定细看，一切都很从容，似乎离开会的时间还远得很呢!--虽然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楼上正中是女宾席，似乎很是寥寥;两旁都是军警席--正和楼下的两旁一样。一个黑色的警察，间着一个灰色的兵士，静默的立着。他们大概不是来听讲的，因为既没有赛瓷的社员徽章，又没有和我一样的旁听标识，而且也没有真正的席--坐位。(我所谓军警席，是就实际而言，当时场中并无此项名义，合行声明。)听说督军都要驾临该场;他们原是保卫两长来的，他们原是监视我们来的，好一个武装的会场!
那时两长未到，盛会还未开场;我们忽然要做学生了!一位教员风的女士走上台来，像一道光闪在听众的眼前;她请大家练习《尽力中华》歌。大家茫然的立起，跟着她唱。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有些人不敢高唱，有些人竟唱不出。所以唱完的时候，她温和地笑着向大家说：这回太低了，等等再唱一回。她轻轻的鞠了躬，走了。等了一等，她果然又来了。说完一--二--三--四之后，《尽力中华》的歌声果然很响地起来了。她将左手插在腰间，右手上下的挥着，表示节拍;挥手的时候，腰部以上也随着微微的向左右倾侧，显出极为柔软的曲线;她的头略略偏右仰着，嘴唇轻轻的动着，嘴唇以上，尽是微笑。唱完时，她仍笑着说，好些了，等等再唱。再唱的时候，她拍着两手，发出清脆的响，其余和前回一样。唱完，她立刻又一--二--三--四的要大家唱。大家似乎很惊愕，似乎她真看得大家和学生一样了;但是半秒钟的惊愕与不耐以后，终于又唱起来了--自然有一部分人，因疲倦而休息。于是大家的临时的学生时代告终。不一会，场中忽然纷扰，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东北角上;这是齐督军，韩来了，开会的时间真到了!
空空的讲坛上，这时竟济济一台了。正中有三张椅子，两旁各有一排椅子。正中的三人是齐燮元，韩国钧，另有一个西装少年;后来他演说，才知是高督办--就是讳恩洪的了--的代表。这三人端坐在台的正中，使我联想到大雄宝殿上的三尊佛像;他们虽坦然的坐着，我却无端的为他们惶恐着。--于是开会了，照着秩序单进行。详细的情形，有各报记述可看，毋庸在下再来饶舌。现在单表齐燮元，韩国钧和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博士的高论。齐燮元究竟是督军兼巡阅使，他的声音是加倍的洪亮;那时场中也特别肃静--齐燮元究竟与众不同呀!他咬字眼儿真咬得清白;他的话是字本位，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字与字间的时距，我不能指明，只觉比普通人说话延长罢了;最令我惊异而且焦躁的，是有几句说完之后。那时我总以为第二句应该开始了，岂知一等不来，二等不至，三等不到;他是在唱歌呢，这儿碰着全休止符了!等到三等等完，四拍拍毕，第二句的第一个字才姗姗的来了。这其间至少有一分钟;要用主观的计时法，简直可说足有五分钟!说来说去，究竟他说的是什么呢?我恭恭敬敬的答道：半篇八股!他用拆字法将中华教育改进社一题拆为四段：先做教育二字，是为第一股;次做教育改进，是为第二股;中华教育改进是第三股;加上社字，是第四股。层层递进，如他由督军而升巡阅使一样。齐燮元本是廪贡生，这类文章本是他的拿手戏;只因时代维新，不免也要改良一番，才好应世;八股只剩了四股，大约便是为此了。最教我不忘记的，是他说完后的那一鞠躬。那一鞠躬真是与众不同，鞠下去时，上半身全与讲桌平行，我们只看见他一头的黑发;他然后慢慢的立起退下。这其间费了普通人三个一鞠躬的时间，是的的确确的。接着便是韩国钧了。他有一篇改进社开会词，是开会前已分发了的。里面曾有一节，论及现在学风的不良，颇有痛心疾首之概。我很想听听他的高见。但他却不曾照本宣扬，他这时另有一番说话。他也经过了许多时间;但不知是我的精神不济，还是另有原因，我毫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只有煞尾的时候，他提高了喉咙，我也竖起了耳朵，这才听见他的警句了。他说：现在政治上南北是不统一的。今天到会诸君，却南北都有，同以研究教育为职志，毫无畛域之见。可见统一是要靠文化的，不能靠武力!这最后一句话确是漂亮，赢得如雷的掌声和许多轻微的赞叹。他便在掌声里退下。这时我们所注意的，是在他肘腋之旁的齐燮元;可惜我眼睛不佳，不能看到他面部的变化，因而他的心情也不能详说：这是很遗憾的。于是--是我行文的于是，不是事实的于是，请注意--来了郭秉文博士。他说，我只记得他说，青年的思想应稳健，正确。旁边有一位告诉我说：这是齐燮元的话。但我却发见了，这也是韩国钧的话，便是开会辞里所说的。究竟是谁的话呢?或者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么?这却要请问郭博士自己了。但我不能明白：什么思想才算正确和稳健呢?郭博士的演说里不曾下注脚，我也只好终于莫测高深了。
还有一事，不可不记。在那些点缀会场的警察中，有一个瘦长的，始终笔直的站着，几乎不曾移过一步，真像石像一般，有着可怕的静默。我最佩服他那昂着的头和垂着的手;那天真苦了他们三位了!另有一个警官，也颇可观。他那肥硬的身体，凸出的肚皮，老是背着的双手，和那微微仰起的下巴，高高翘着的仁丹胡子，以及胸前累累挂着的徽章--那天场中，这后两件是他所独有的--都显出他的身份和骄傲。他在楼下左旁往来的徘徊着，似乎在督率着他的部下。我不能忘记他。三第三人称
七月A日，正式开会。社员全体大会外，便是许多分组会议。我们知道全体大会不过是那么回事，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我因为也忝然的做了国文教师，便决然无疑地投到国语教学组旁听。不幸听了一次，便生了病，不能再去。那一次所议的是采用他，她，牠案(大意如此，原文忘记了);足足议了两个半钟头，才算不解决地解决了。这次讨论，总算详细已极，无微不至;在讨论时，很有几位英雄，舌本翻澜，妙绪环涌，使得我茅塞顿开，摇头佩服。这不可以不记。
其实我第一先应该佩服提案的人!在现在大家已经采用他，她，牠的时候，他才从容不迫地提出了这件议案，真可算得老成持重，不敢为天下先，确遵老子遗训的了。在我们礼义之邦，无论何处，时间先生总是要先请一步的;所以这件议案不因为他的从容而被忽视，反因为他的从容而被尊崇，这就是所谓让德。且看当日之情形，谁不兴高而采烈?便可见该议案的号召之力了。本来呢，新文学里的第三人称代名词也太纷歧了!既她伊之互用，又她它之不同，更有佢彼之流，窜跳其间;于是乎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提案人虽只为辨性起见，但指定的三字，皆属于也字系统，俨然有正名之意。将来也字系统若竟成为正统，那开创之功一定要归于提案人的。提案人有如彼的力量，如此的见解，怎不教人佩服?
讨论的中心点是在女人，就是在她字。人让他站着，牛也让它站着;所饶不过的是女人，就是她字旁边立着的那女人!于是辩论开始了。一位教师说，据我的经验，女学生总不喜欢她字--男人的他，只标一个人字旁，女子的她，却特别标一个女字旁，表明是个女人;这是她们所不平的!我发出的讲义，上面的他字，她们常常要将人字旁改成男字旁，可以见她们报复的意思了。大家听了，都微微笑着，像很有味似的。另一位却起来驳道，我也在女学堂教书，却没有这种情形!海格尔的定律不错，调和派来了，他说，这本来有两派：用文言的欢喜用伊字，如周作人先生便是;用白话的欢喜用她字，伊字用的少些;其实两个字都是一样的。用文言的欢喜用伊字，这句话却有意思!文言里间或有伊字看见，这是真理;但若说那些伊都是女人，那却不免委屈了许多男人!周作人先生提倡用伊字也是实，但只是用在白话里;我可保证，他决不曾有什么用文言的话!而且若是主张伊字用于文言，那和主张人有两只手一样，何必周先生来提倡呢?于是又冤枉了周先生!--调和终于无效，一位女教师立起来了。大家都倾耳以待，因为这是她们的切身问题，必有一番精当之论!她说话快极了，我听到的警句只是，历来加女字旁的字都是不好的字;她字是用不得的!一位他立刻驳道，好字岂不是女字旁么?大家都大笑了，在这大笑之中。忽有苍老的声音：我看他字譬如我们普通人坐三等车;她字加了女字旁，是请她们坐二等车，有什么不好呢?这回真哄堂了，有几个人笑得眼睛亮晶晶的，眼泪几乎要出来;真是所谓笑中有泪了。后来的情形可有些模糊，大约便在谈笑中收了场;于是乎一幕喜剧告成。二等车，三等车这一个比喻，真是新鲜，足为修辞学开一崭新的局面，使我有永远的趣味。从前贾宝玉说男人的骨头是泥做的，女人的骨头是水做的，至今传为佳话;现在我们的辩士又发明了这个二三等车的比喻，真是媲美前修，启迪来学了。但这个二三等之别究竟也有例外;我离开南京那一晚，明明在三等车上看见三个她!我想：她她她何以不坐二等车呢?难道客气不成?--那位辩士的话应该是不错的!
1924年7月14日，温州。
朱自清散文经典三：我所见的叶圣陶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甪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
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1930年7月，北平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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