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沈从文的散文
关于沈从文的散文篇1:中国人的病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
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
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要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
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
事实上国民毛病在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作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一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煽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经书,即可安内攘外;或委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始终还不脱离封建遗老秀才的基本打算,他们却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他们的捧场是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症,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懂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侥幸存在。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
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的年青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
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因素。(这是病因。)
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作糊涂事,所作的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
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
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关于沈从文的散文篇2:一点回忆一点感想
前几天,忽然有个青年来找我,中等身材,面目朴野,不待开口,我就估想他是来自我的家乡。接谈之下,果然是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人。来作什么?不让家中知道,考音乐学院乐昙才十九进二十,走出东车站时,情形可能恰恰和三十四五年前的我一样,抬头第一眼望望前门,“北京好大!”
北京真大。我初来时,北京还不到七十万人,现大已增过四百万人。北京的发展象征中国的发展。真的发展应从解放算起。八年来政府不仅在市郊修了几万幢大房子,还正在把全个紫禁城内故宫几千所旧房子,作有计划翻修,油漆彩绘,要做到焕然一新。北京每一所机关、学校、工厂、研究所,新房子里每一种会议,每一张蓝图完成,每一台车床出厂,都意味着新中国在飞跃进展中。正如几年前北京提起过的,“新中国面貌的改变,不宜用十天半月计算,应当是一分一秒计算。”同时也让世界上人都知道,真正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保卫民族文化遗产,只有工人阶级的共产党领导国家时,才能认真作到。北京是六亿人民祖国的心脏,脉搏跳动得正常,显示祖国整体的健康。目下全国人民,是在一个共同信仰目的下,进行生产劳作的:“建设祖国,稳步走向社会主义。”面前一切困难,都必然能够克服,任何障碍,都必需加以扫除。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作得到这样步调整齐严肃,有条不紊。
我离开家乡凤凰县已经四十年,前后曾两次回到那个小县城里去:前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的年初,这一次在去年冬天。最初离开湘西时,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军阀残杀人民,芷江县属东乡,一个村镇上,就被土著军队用清乡名义,前后屠杀过约五千老百姓。其次是各县曾普遍栽种鸦片烟,外运时多三五百担一次。本地吸烟毒化情况,更加惊人,我住过的一个部队机关里,就有四十八盏烟灯日夜燃着。好可怕的存在!现在向小孩子说来,他们也难想象,是小说童话还是真有其事!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健,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做好事毫无能力,做坏事都共同有分。
我初到北京时,正是旧军阀割据时期。军阀彼此利益矛盾,随时都可在国内某一地区火并,作成万千人民的死亡、财富的毁灭。督办大帅此伏彼起,失败后就带起二三十个姨太太和保镖马弁,向租界一跑,万事大吉。住在北京城里的统治上层,生活腐败程度也不易设想。曹锟、吴佩孚出门时,车过处必预洒黄土。当时还有八百“议员”,报纸上常讽为“猪仔”,自己倒乐意叫“罗汉”。都各有武力靠山,各有派系。由于个人或集团利害易起冲突,在议会中动武时,就用墨盒等物当成法宝,相互抛来打去。或扭打成伤,就先去医院再上法院。政府许多机关,都积年不发薪水,各自靠典押公产应付。高等学校并且多年不睬理,听之自生自灭。但是北京城内外各大饭庄和八大胡同中的妓院,却生意兴隆,经常有无数官僚、议员、阔老,在那里交际应酬,挥金如土。
帝国主义者驻京使节和领事,都气焰逼人,拥有极大特权,乐意中国长处半殖民地状态中,好巩固他们的既得特别权益,并且向军阀推销军火,挑拨内战。租界上罪恶更多。社会上因之又还有一种随处可遇见的人物,或是什么洋行公司的经理、买办、科长、秘书,又或在教会作事,或在教会办的学校作事,租界使馆里当洋差……身分教育虽各不相同,基本心理情况,却或多或少有点惧外媚外,恰像是旧社会一个特别阶层,即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训练培养出的“伙计”!他们的职业,大都和帝国主义者发生一定联系,对外人极谄,对于本国老百姓却瞧不上眼。很多人名分上受过高等教育,其实只增长了些奴性,浅薄到以能够说话如洋人而自豪,俨然比普通人身分就高一层。有些教会大学的女生,竟以能拜寄洋干妈为得意,即以大学生而言,当时寄住各公寓的穷苦学生,有每月应缴三五元伙食宿杂费用还不易措置的。另处一些官僚、军阀、地主、买办子弟大学生,却打扮得油头粉脸,和文明戏中的拆白党小生一样,终日游荡戏院妓院,读书成绩极劣,打麻将、泡土娼,却事事高明在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如城市神仙。我同乡中就有这种大学生,读书数年,回去只会唱《定军山》。社会上自然也有的是好人,好教授、专家或好学生,在那么一个社会中,却不能发挥专长,起好作用。总之,不论“大帅”或“大少”,对人民无情都完全相同,实在说来,当时统治上层,外强中干,已在腐烂解体状态中。又似乎一切都安排错了,等待人从头作起。凡受过五四运动影响,以及对苏俄十月革命成功有些认识的人,都肯定这个旧社会得重造,凡事要重新安排,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国家也才像个国家。一切的确是在重新安排中。
时间过了四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革命火热斗争中,社会完全改变过来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大帅或大少,一堆肮脏垃圾,都在革命大火中烧毁了。我看到北京面目的改变,也看到中国的新生。饮水思源,让我们明白保护人民革命的成果,十分重要。中国决不能退回到过去那种黑暗、野蛮、腐败、肮脏旧式样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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